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拍摄了许多反映清代历史的影视作品，是中大量“色彩”各异的人物及荡气回肠的情节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境外也涌现了众多反映清代历史的优秀影视作品，如韩国在2011年出品的《最终武器：弓》和2017年出品的《南汉山城》，就是朝鲜李朝时期与当时清政权有关的历史故事。公元1636年，清军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对朝鲜发动了第二场战争（第一场战争发动于1627年），这段历史在韩国史书中被称为丙子胡乱（병자호란）。其中，影片《南汉山城》因探讨了“偷生算不算苟且，赴死是不是忠烈”这个大话题，而引发了中韩大量观众的深思。而在这部影片中，出场较晚，镜头不多的清太宗皇太极，作为这次战争的发动者和最终受益者，也给观众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南汉山城》中面色阴郁，声音低沉的皇太极
皇太极接手的“烂摊子”
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老罕王努尔哈赤因伤病去世，其第四子皇太极受推举袭承汗位。在现代人的印象里，当时的后金应当是兵强马壮、虎视周遭的强大政权，可事实并非如此。皇太极即位时，后金政权已然处在生产衰退、社会动荡、各类矛盾激化（《清代前史-下卷》）的危局之中。
由于努尔哈赤在统治后期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国立损耗较大，导致其没有坚持“计丁授田”、“各守旧业”等改革措施，以“女真、尼堪合居一村，合食粮谷，合以草料饲马……田要同耕”（《满文老档案-太祖》）的合住政策，来解决新加入旗藉的女真人没有住房、粮食、耕田等问题，导致汉人变相成为新居民的农奴。“合户”对以农耕为主的汉族居民伤害极大，随后多次推行的“强迁边境汉民”、“
捕杀无谷之人”（存粮少的贫困汉人）、“编庄屠儒”等政策更加剧了辽沈地区的局面混乱，使得女真人与汉人成为利益对立的两大阵营——种种失民心的政策最终导致了生产衰退和社会动荡。由于努尔哈赤实施的诸多弊政，加之突来的天灾，使得皇太极即位时，政权“所费不如所得”，曾经富庶的辽沈地区，斗米贵到7、8两银子，百姓群起为盗，大批难民逃亡朝鲜的价川地区。然而普通百姓的流离失所，并未让后金统治阶层的搜刮享乐有所收敛。面对危局，具有远大志向和清醒认识的皇太极不由得感慨：“乃攫取贫民辛勤孳畜之牲牢以供口腹，彼何所恃以生乎？”（《东华录》）
皇太极即位后，不仅经济形势糟糕，政治形势更不容乐观。由于皇太极继汗位，是通过八和硕贝勒及执政贝勒们公议任置的（《清代前史》），中央集权的政体并未形成。许多势均力敌的贝勒，经常以“出格”的言行挑衅皇太极的权威，针对新汗违令、抗命的行为时有发生。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前线，贝勒
莽古尔泰甚至在顶撞皇太极之际，“御前露刃悖乱”。然而一切不利因素并未桎梏皇太极的宏图大愿。通过一系列努力，初步稳定了局面后，明朝再次成为皇太极兵锋所指。而逐鹿中原前，侧翼的朝鲜李朝则成为一个眼中钉、肉中刺。
第二次征李朝缘于其对明朝的高度依赖
一直以来，朝鲜李朝骨子里大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念头，素以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特别看重儒家的纲常礼教。由于后金以女真人为主体民族，而女真在自榜汉家正统的李朝眼里，实为不开化的蛮夷。在后金成立后，与朝鲜李朝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这其中既有后金“杀其人，取其物”——对外以掠夺为经济支柱的因素，更有李朝感念明朝援朝再造之恩的因素。
双方摩擦日久，第一次过招还是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的萨尔浒之战。当时朝鲜国王派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率兵1.3万，助明将刘綎作战。但是这帮队友帮的却是倒忙：由于运送粮饷的尹守谦迟迟不到，李朝军队因此贻误战机，拖累了明军部署，最终导致刘綎被歼。而后虽有李朝名将金应河以火器和“三大弓迭射”而略有战绩，但在战略性失败的大局面下，最终还是由元帅姜弘立率领剩余的五千士兵向后金投降。
对于李朝降卒，后金非但没有斩杀或者籍入八旗为奴，反而给予其礼遇，并在第二年给予释放（姜弘立等人没有归国而彻底投降后金，且以向导身份参加了1627年的战争）。但李朝统治者对后金的示好不屑一顾。坚奉与明朝的“父子关系”，拒绝后金的结盟请求，在内部甚至贬斥后金统治者为“建贼”或“奴贼”。李朝统治者不仅资助明军粮食，还允许驻扎在皮岛的明朝水师毛文龙经其国土进攻后金。在努尔哈赤时代，由于担心腹背受敌，对李朝的不配合，后金政权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皇太极时代，为了缓解辽沈大饥荒的燃眉之急，同时解除毛文龙对侧翼的袭扰，遂决计派阿敏统兵进攻朝鲜。此为朝鲜史上所称丙子胡乱。
第一次用兵朝鲜，后金迫使李朝签订了城下之盟，双方以兄弟相称，后金也取得了一些战略物资。可随后，朝鲜并没有认真履行与后金的约定，双边摩擦非常多。从后来皇太极罗列朝鲜十大违约罪状来看，接纳辽东汉族逃人，越境采参，岁贡不足，限制互市等等问题都是这一时期让后金十分不爽的问题。当然，最让后金恼火的是朝鲜并没有彻底与明朝断绝关系，李朝国王甚至不厌其烦地向皇太极解释与明朝是父子关系，与后金是兄弟关系——仿佛明朝也是后金的长辈一样！在皇太极向李朝借船攻打明朝时，李朝国王李倧竟然以“
今征我父之国，岂可相助以船”为由，断然拒绝道“船殆不可借也！”（《清太宗实录》）。李朝对明流露出的耿耿忠心，让皇太极清醒的意识到“必须彻底征服朝鲜方可剪除征明后患”。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3月，皇太极已经逐步理顺了国内的烂摊子，政治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于是皇太极的手下联名给李朝写信，约其共同拥戴皇太极称帝。此举自然遭到朝鲜李朝上下的一致拒绝。其间还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变故，出使朝鲜的后金使者英俄尔岱因顾虑李朝派兵监控，便抢夺了百姓的马匹，率领使团成员出逃。路上被朝鲜国王的使臣赶上，在朝鲜使臣向英俄尔岱递交国王给皇太极的回信时，英俄尔岱竟然顺手夺走了朝鲜使臣身上其它信件。这封信是朝鲜国王给边疆官员的三道命令，旨在提防后金可能采取的行动。
英俄尔岱回国不久，即是四月十一皇太极称帝大典，而运送朝鲜春贡到达盛京的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参加了仪式，却拒绝跪拜施礼，以表明朝鲜并未参与拥戴皇太极称帝。之后，双方虽有外交接触，但大战已难于避免。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极祭天后，正式宣布三日后征讨朝鲜李朝。
进攻李朝的部署彰显皇太极与众不同的政治素养
进攻李朝绝非皇太极头脑一热的举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特别是这年四月，返回朝鲜的使臣将皇太极致李倧的信留在边境（认为信中措辞过分，不宜交给李倧），开战就已经是时间问题了。不过战前皇太极还是不断使用外交手段迷惑朝鲜，并向朝鲜民间散布信息，言明兵戎相见是李朝的罪过——在政策上攻心，在舆论上造势，借以表明皇太极是一个具有仁爱意识的统治者，与朝鲜官民心目中只知杀伐的蛮夷贼酋绝然不同。
皇太极亲征李朝带兵十万，代善、多尔衮、多铎、岳托、杜度、豪格等各大贝勒、贝子大多随行，可谓兴师动众。可仔细审视，不难发现，有能力觊觎皇太极权位的代善集团和多尔衮集团全被带在左右。看守大本营盛京的是对皇太极最忠诚的济尔哈朗，勇猛而城府平常的阿济格（多尔衮的胞兄）则被隔着盛京，在辽河口牛庄布防明朝。即皇太极出征而形成的短暂权力真空，不会遭遇来自内部势力的问鼎——带着一众危险猛人同行，看似大动干戈的征讨，实际是皇太极称帝后树威行动的万全之举。
进攻李朝的目的是剪除明朝的羽翼，为避免两面受敌，皇太极从一开始就有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早在11月19日，皇太极就在笃恭殿（后来的大政殿）传谕各贝勒挑选精兵：“携半月行粮于二十九日来会”（八旗士兵出征自备军粮，《清太宗实录》）。开战后，皇太极也是采用了奇袭的战术，派多次到过朝鲜的户部承政马福塔……率兵300，伪装成商人，星夜赴往朝鲜京城，并将朝京包围（《清朝前史》），又派多铎等人率精兵随后驰援。
马福塔（许多人说电影中的龙骨大是英俄尔岱，我觉得从指挥围困南汉山城的记载上看，应该是马福塔）及随后而来的援军一鼓作气，杀李朝个措手不及，朝鲜国王李倧慌忙出逃南汉山城。因清军进攻太突然，南汉山城中的粮草、军械准备并不充分，城内众人还是想突围。可当时马福塔的援军不断到达（多铎之后，又有许多支清军绕过朝鲜城乡，直奔南汉山城驰援）山城城外，杜度还带来了攻城大炮。李倧几次突围都被击溃，勤王的两路援军也被清军击溃，于是只好困守山城。
皇太极占领朝鲜京城后，渡过汉江，直抵南汉山城城下，一方面督师四下攻略，抢夺财物，另一方面则不紧不慢地使用外交手段逼迫李倧投降。不久多尔衮攻占了朝鲜的江华岛，俘虏了朝鲜的后妃、王子及大臣家属。李倧心里防线被彻底击毁，被迫率领属臣向皇太极投降。
在电影《南汉山城》的最后，展示了清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三十日，在汉江东岸三田渡剧性的受降仪式。皇太极登坛接受李倧投降——兄弟邦交正式改为父子邦交。仪式并不繁琐，之后还有宴席和赏赐。随后，李倧的长子和次子为人质。到二月初二日，硕托、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攻打皮岛明朝水师，朝鲜排除56艘兵船随行，则正式宣告朝鲜与明朝决裂，成为清朝的藩属。皇太极也心满意足着带着清军凯旋。
征讨李朝的意义深远
凡事都有双面性，作为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战争的贻害自不必多言。但历史地看问题，这种极端方式毕竟也会对推动历史发展产生着影响。通过对李朝的战争，由后金升级的清政权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掠夺的成果以及未来与朝鲜互市带来的物资保障，改变了皇太极即位以来“
金汉之民两相困毙”的局面。同时，因彻底征服了朝鲜，尤其是破除了明朝水师借朝鲜、用岛链对清政权领土的袭扰基础，避免了日后进攻明朝可能出现的多线作战的不利处境，可以专心致志直面辽西，单向作战。征讨李朝过程中，皇太极合理调度各方势力，以奇兵快速穿插，直接捣毁朝鲜的行政中枢，最大限度地节省了作战成本，展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在战斗进程中，作为政治家注意使用武力之外的政治手段，扰乱对手的判断，激化对手内部的矛盾，在电影中也有许多着墨。同时，在围困南汉山城后的外围作战中，让代善、多尔衮等大佬通过战争实现军功与实惠双丰收，进一步获得了其信任与支持，更借此强化了其在清统治阶层中的个人威信，为日后推进“渐就中国之制”的改革，加速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抢掠财物、牲畜的行为，与皇太极一再声称的不扰平民的保证相违，但诸如写信劝说、派人安抚等所谓“宣德”表演的高频使用，确实体现出皇太极处事的与众不同。特别是皇太极免除了朝鲜两年的贡赋致使朝鲜在受降处树立了一通德政碑，“把皇太极侵朝当做盛德来歌颂，把李倧的反抗当做昏惑来谴责”（《清朝前史》），迷惑普通朝鲜百姓，对未来几百年对朝关系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结语
在电影《南汉山城》中，对以皇太极为首的侵略者描述比例并不很大，更多的是反映朝鲜群臣百姓在大难来临时的挣扎。用别国剧作审视本国历史，感觉不同，但也极自然地产生换位思考的效果。或许这种对历史事件的多视角考量更容易让现代人明了“以史为鉴”的奥义，明了战争与和平作为结果，会经历哪些不堪，哪些波折。李倧也好，皇太极也罢，甚至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那些臣子百姓，或者是游离更远处的明王朝，在戏剧中，都有自己的站位，有自己的担当，他们共同写就了一段历史，而通过艺术作品，让这些历史活色生香，给后人以更多直观的印象和启迪，往往比书本更能唤起共鸣和感悟，恐怕这也是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魅力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