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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改變的,不只是生死。


瘟疫爆發,民不聊生。/《王國》

以《洛神賦》《七步詩》聞名於世的八斗才子曹植,曾寫過一篇關於瘟疫的短文: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漢末三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瘟疫高發時期,曹植筆下家家有喪甚至全族俱亡的悲劇,在建安大瘟疫中時常發生。

醫聖張仲景自述,其家族200來人,因為建安大瘟疫,不到十年就沒了一大半,這也是他後來治病救人、寫出《傷寒雜病論》的原因之一。

與曹植並稱“曹王”的王粲,則用“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詩句描寫屍橫遍野的慘狀。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這七位才子中的五位都死於瘟疫。

致命的瘟疫,從不對人類留情。/《王國》

根據葛劍雄《中國人口史》一書中的統計,與瘟疫高發同期的140年間,原本東漢的6000萬人口驟減50%。

人類就像地裡的麥子,而瘟疫如鐮刀一般平平掃過,比戰爭殺人更迅速,比天災奪命更廣泛。

大規模的死亡只是瘟疫的其中一面,事實上,人類發展歷史中隨處可見瘟疫的烙印。戰爭、政治、宗教、科學……瘟疫改寫的,遠不止壽命這一件事。

戰爭,瘟疫的手足

三國時期高發的不只是瘟疫,還有戰爭。著名的赤壁之戰,在文人墨客的加工下,常被認為是孫劉聯盟以少勝多、用兵如神的經典戰役。

但曹操並不承認自己輸給了孫劉。根據《三國志·周瑜傳》引《江表傳》記載,曹操給孫權的信中寫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史學家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寫道:“至於赤壁之敗,蓋由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

按照他們的說法,曹操戰敗並非因為火燒赤壁計策之妙,而是因為曹操運氣不好,大軍裡剛好爆發了瘟疫。

終歸是人算不如天算。/《赤壁》

瘟疫很少獨自行動,往往還有別的災難隨它一道肆虐人間,比如饑荒、水患、地震,以及戰爭。

糧草保障艱難、水源衛生隨緣、人口居住密集的古代軍營,很容易成為瘟疫的溫床。四處行軍的路線,也就成了瘟疫傳播的路線。

被感染的百姓比軍隊更慘,因為戰亂,城池被破、糧田損毀,忍飢挨餓讓他們的身體缺乏營養,難以抵禦病菌。

更悲哀的是,一個忙於戰亂的國家,是沒有心思也沒有能力去關懷普通百姓生死的,瘟疫一旦爆發,就只能聽天由命。

時疫的藥方,可真不是娘娘熬個幾夜就能弄出來的。/《甄嬛傳》

諷刺的是,由於過高的破壞力,瘟疫往往可以加速戰爭的結束:要麼一方患病,喪失戰鬥力,要麼雙方患病,一起玩完。

公元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軍隊毀於瘟疫;公元六世紀的拜占庭帝國也因為一場反覆爆發的大型瘟疫,而喪失了稅收和兵源。

另一方面,瘟疫也常被作為戰爭中的致命武器。

1346年,蒙古軍隊就曾將疫病而死的屍體扔到被圍的城市中,以此消滅城中的敵人;

1763年,一名英國軍官也曾試圖把染有天花病毒的毯子送給印第安人;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隊製造的霍亂、鼠疫、炭疽病等,奪走了大約40萬中國人的性命。

可惜,瘟疫沒有瞄準鏡,一旦蔓延開,受害的可不一定全是敵軍。

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

瘟疫中的葬禮

人類的文明與葬禮同歲。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如何對待死者,通常都比對待生者的方式更講究。如影視劇中常用的“賣身葬父”橋段,就可看做葬禮重要性的一個例證。

禱告、超度、墓穴的規格、陪葬品的數量,不論貧富,人們都經常把死後哀榮看得比生前風光更重。能讓人輕視葬禮的東西實在不多,而瘟疫就是其中一種。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瘟疫面前,所有的文明儀式都不值一提。

541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加速了東羅馬的崩潰。/nativetakeout.org

在公元六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中,君士坦丁堡幾乎成為“死城”,墓地被填滿,拋進海洋的屍體堵塞港口,所有象徵身份地位的東西都被瘟疫徹底碾碎,人類終於獲得了真正的平等:

“成堆的屍體被丟進埋屍坑,公主與太監埋在一起,教士與妓女埋在一起,衛兵與乞丐埋在一起。”

這場瘟疫至少造成2500萬人死亡,一半歐洲人因此喪命。

教會歷史學家以佛所的約翰記錄,龐大的拜占庭帝國無法完成處理屍山屍海的重任,一開始還有官員在街頭清點屍體,但君士坦丁堡人幾乎死絕,官員們清點到二十多萬以後就放棄了。

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之下,幾乎都是倉皇掩埋的屍骨,到最後,為了節省空間,成千上萬的屍體只能交錯疊放在同一座“墓穴”裡——其實只是一個巨大的深坑。

在摧毀君士坦丁堡、摧毀拜占庭帝國之前,瘟疫已經摧毀了公元前430年的雅典:過半的古希臘人死在城邦裡,正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浴血的希臘軍隊潰不成軍,西方歷史的轉折點在瘟疫的屠戮中到來。

只有最深的恐懼能讓人類放棄葬禮,而放棄葬禮的時候,也是放棄尊嚴與文明的時候。

在無法逃脫的死亡面前,曾經堅不可摧的信仰輕易被顛覆,人們不再遵守法度、道德,而是熱衷於揮霍、搶奪、偷生。

修昔底德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記載,瘟疫中的人們忽視每條規則,就連葬禮也以省事快捷為先,比如把屍體扔到別人火葬時正在燃燒的火堆裡。

瘟疫摧毀了古人曾經十分重視的等級與尊嚴。/《王國》

曾令雅典人無比驕傲的民主制度,也在瘟疫中分崩離析。

推動雅典民主政策改革、一手創造雅典最輝煌時代的領導人伯里克利,承擔了深陷圍城和瘟疫雙重災難中的雅典人的怒火。他的親人和朋友大多死於瘟疫,所有的兒子都沒能倖免,自己也被撤職。

最後,這位偉大的將軍也死在了瘟疫中,輝煌燦爛的伯里克利時代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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