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曉陽(綿陽)
傅雷除了是一個慈愛父親、博雅學者、睿智哲人外，還有一種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著我，這種人格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推崇的“君子”。傅雷在對兒子傅聰的教育培養中把人格修養看得很重，《傅雷家書》中講到如何做人的內容很多，處處可見“君子”人格的影子。
毫無疑問，傅聰屬於比較有天分的那類人，而且很早就確立了專攻音樂的目標，但傅雷並不是一個藝術至上者，他一直教育兒子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追求真理、道德、正義放在第一位。他在1960年12月31日的信中強調：“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在1960年8月29日的信中，他說：“你是以藝術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義、人格等等看做高於一切的人，也是以工作為樂的人;我用不著嘮叨，想你早已把這些信念表白過，而且竭力灌輸給對方的了。”
在1962年3月8日給傅敏的信中，傅雷再次強調這些觀點：“我一生從來不曾有過‘戀愛至上’的看法。‘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義至上’這種種都應當作為立身的原則。戀愛不論在如何狂熱的高潮階段也不能侵犯這些原則。朋友也好，妻子也好，愛人也好，一遇到重大關頭，與真理、道德、正義……等等有關的問題，決不讓步。”
孔子說“君子訥於言敏於行”，傅雷也強調行動。在1954年3月29日信中，他寫道：“自己責備自己而沒有行動表現，我是最不贊成的。這是做人的基本作風，不僅對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說的，只有事實才能證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動才能表明你的心跡。”在這封信中傅雷教傅聰做人要有“事實表現”：“一切做人的道理，你心裡無不明白，吃虧的是沒有事實表現;希望你從今以後，一輩於記住這一點。大小事都要對人家有交代!”
做人的一個基本準則就是不能忘恩負義，傅雷夫婦在書信中反覆強調這一點。在1954年8月11日的信中，傅雷寫道：“李是團體的負責人，你每隔一個月或一個半月都應該寫信，信末還應該附一筆：‘請你向周團長致敬’。這是你的責任，切不能馬虎。……切不可二三月不寫信給李凌——你不能忘了團體對你的好意與幫助，要表示你不忘記，除了不時寫信沒有第二個辦法。你記住一句話：青年人最容易給人一個‘忘恩負義’的印象。”
對於別人的恩情，不能只是理所當然享受，而應想方設法回報。在1961年6月26日的信中，傅雷寫道：“而我對幫助過我的親友，終身銘記在心，有機會就想報答他們於萬一。”1957年9月17日，傅雷夫人給傅聰的信中寫道：“馬先生馬太太都好，關於你的事也談了許多，覺得他們兩人對你的愛護，比你自己的父母還強，他們把你當作自己的兒女，什麼也不計較，你一定要拿行動要報答他們。”
有理不在言高，得理也要饒人。在1956年4月29日的信中，傅雷寫道：“你有這麼堅強的鬥爭性，我很高興。……堅持真理的時候必須注意講話的方式、態度、語氣、聲調。要做到越有理由，態度越緩和，聲音越柔和。堅持真理原是一件艱鉅的鬥爭，也是教育工作;需要好的方法、方式、手段，還有是耐性。萬萬不能動火，令人誤會。這些修養很不容易，我自己也還離得遠呢。但你可趁早努力學習!”這實在是為人處世的金玉良言!
英國作家毛姆在小說《人性的枷鎖》中稱，人人都在名利的枷鎖之中。如何看待名利?在1956年7月29日的信中，傅雷希望兒子看輕身外之名：“希望你能目光遠大，胸襟開朗，我給你受的教育，從小就注意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為社會上一般人所追求，驚歎，對個人本身的渺小與偉大都沒有相干。孔子說的‘富貴於我如浮雲’，現代的‘名’也屬於精神上‘富貴’之列。”
“君子喻於義”，淡泊名利也是傅雷的家風。他在1961年7月7日給傅聰妻子彌拉的信中說：“像我的母親一樣，我一直不斷的給聰灌輸淡於名利權勢，不慕一切虛榮的思想。”
《論語》有言：“吾日三省吾身”，強調君子應當時時反省自己。傅雷在1956年10月10日的信中既反省自己，也要求兒子反省：“希望你靜下來把這次回來的經過細想一想，可以得出許多有益的結論。尤其是我急躁的脾氣，應當作為一面鏡子，隨時使你警惕。”在1956年10月11日下午信中，傅雷再次與兒子一起反省：“說到驕傲，我細細分析之下，覺得你對人不夠圓通固然是一個原因，人家見了你有自卑感也是一個原因;而你有時說話太直更是一個主要原因。……這些毛病，我自己也常犯，但願與你共勉之!”
一個人行為做事應當首先想到別人、對得起他人。傅雷在1956年10月3日的信中寫道：“儘管人生那麼無情，我們本人還是應當把自己儘量改好，少給人一些痛苦，多給人一些快樂。說來說去，我仍抱著‘寧天下人負我，毋我負天下人’的心願。我相信你也是這樣的。”傅雷與曹操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為人原則正好相反，倘人人都能如此，則社會就會太平，人人就會安寧。可惜的是，現在踐行曹操信條的人還不少。
一個人不能只想到自己方便，應該還要想到讓別人方便。在1955年10月底的信中，傅雷寫道：“上封信中，我要你注意：住在華沙必須問明房東的睡眠時間，切勿深夜練琴的事，望隨時記住。”傅雷特別注意這些生活細節，所以反覆叮嚀。而直到現在，我們很多人都不能做到一點。要麼在公眾場合高聲喧譁，旁若無人;要麼把電視、音樂聲開得很響很大，視鄰居為無人;要麼在廣場跳舞跳到很晚，不管是否驚擾鄰近居民。
修養既是一個理論概念，更是一個實踐概念，必須從生活的細節做起。在1954年8月16日給傅聰的信中，傅雷教兒子注意教養，注重禮貌，注重細節，注重起碼的禮儀規範。他寫道：“你素來有兩個習慣：一是到別人家裡，進了屋子，脫了大衣，卻留著絲圍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裡，或是褲袋裡。這兩件都不合西洋的禮貌。圍巾必須和大衣一同脫在衣帽間，不穿大衣時，也要除去圍巾，手插在上衣袋裡比插在褲袋裡更無禮貌，切忌切忌!何況還要使衣服走樣，你所來往的圈子特別是有教育的圈子，一舉一動務須特別留意。對客氣的人，或是師長，或是老年人，說話時手要垂直，人要立直。你這種規矩成了習慣，一輩子都有好處。”
還是在這封信中，他說：“在飯桌上，兩手不拿刀叉時，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擱在自己腿上或膝蓋上。你只要留心別的有教養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盤下，叮叮噹噹的!”
“君子懷德”，對萬事萬物都有一個顆悲憫之心。在1957年3月18日的信中，傅雷寫道：“我祝福你，我愛你，希望你強，更強，永遠做一個強者，有一顆慈悲的心的強者!”我以為，“慈悲的心”這幾個字太關鍵、太重要了!真正的強者不是戰勝一切人，不是對他人的殘忍、打壓、掠奪，而是遇事堅強，敢於面對困難、克服戰勝困難。對他人、對社會、對弱小始終懷著一顆同情之心、憐憫之心、慈悲之心，始終救助他人，幫助弱者。這才是真正的強者、真正的君子。
傅雷的“慈悲之心”還表現在對動物的愛憐之上。在1957年2月24日的信中，傅雷深深為沒有照顧好一隻貓而自責：“上海這個冬天特別冷，陰曆新年又下了大雪，幾天不融。我們的貓凍死了，因為沒有給它預備一個暖和的窠。它平時特別親近人，死了叫人痛惜，半個月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起，可憐的小動物，被我們粗心大意，送了命。”
最能展現傅雷君子風格的是收在《傅雷家書》中的最後一封信，這封寫於1966年9月2日夜的信不是寫給傅聰或傅敏的，是寫給他妻兄朱人秀的。嚴格來說，這是一封遺書，是傅雷留給世間的最後文字。此前，傅雷遭受誣陷、抄家、批鬥、毆打等身體和精神的長久折磨，幾近崩潰。信中可見他心中的痛苦：“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此時，於傅雷而言，唯有一死，方可解脫。但他並不是一死了之，而是死之前儘可能把後事料理得清楚明白，不給世人、不給親屬增添麻煩。這一點從他委託朱人秀辦理的13件事上可以證明。他從容細緻地安排錢財、物品，把欠賬還清，把該付的錢準備好，甚至連火葬費、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信中最後，為朱人秀受他所託之累感到抱歉：“別無他人可託，諒之諒之!”
這是一封有條不紊的別樣遺囑，這是一位仁人君子悲憤而從容的人世告別。古人云“士可殺而不可辱”。於是，不可辱的傅雷走了。
(注：本文《傅雷家書》原文引自譯林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書》及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傅雷家書全編》。文中外文字母及括號內的內容均為原文所有。)
編輯：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