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裡的寺院
作者 鹿鋒
（一）
天下名山僧佔多。
佛教來到中國便與山結下不解之緣。據說全國有70%的佛教寺院建在山上或山麓，有數以千計的山成為佛山或與佛相關的山。
佛教依山建寺有著多方面的因由：印度人的天國裡有神山須彌山，印度人把山嶽看作通往天國的神聖之路；寺院建在山上，藏風聚氣，幽靜空靈，契合佛教清淨脫世的教義；山路蜿蜒崎嶇，險要陡峭，還能考驗修行者信念的虔誠；同時大山遠去巷陌桑田，可以節約農地，避免與民爭利。
泰山佛教興於魏晉，盛於隋唐。魏晉以降，泰山先後興建寺院約20座。觀察這些佛寺的選址，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規律：這些佛寺均位於中天門以下相對邊僻的位置。中天門以上的佛教遺蹟唯有山頂上瞻魯臺崖壁上未及完工的佛龕造像，並且這個位置也背崖面谷，隱蔽避人。除此之外，中天門以上再無其他佛教遺存。
如此選擇寺址，實為約束條件下的無奈之舉。作為儒、道、釋的會聚之地，泰山首先是皇帝的封禪祭祀之所，儒家為當然的家國正統；道家是土生土長的宗教，在泰山得天時地利人和。而泰山佛教因其先天不足，在儒、道、釋鬥爭、融合的博弈中，始終未能佔據主導，泰山佛寺也始終未能在泰山佔得顯要之地。在強勢難得的情勢下，泰山佛教的傳播者們便只有巧避鋒芒、謀求智取了。在古代登泰山的必經之路上，佛教都建立了寺院：靈巖寺建在由北方來泰山的古驛道東側，玉泉寺建在泰山北麓登山道路的起端，普照寺建在泰山前麓古御道的西翼。現在看來，這些寺院的選址視野寬、思路活，頗具你進我退、你明我暗、見縫插針、包抄卡位的游擊戰術眼光！千百年來，正是憑藉這種不屈不撓的毅力、靈活機動的方法，佛教才逐漸在泰山佔穩腳跟。
泰山現存規模較大的寺院尚有靈巖寺、普照寺、玉泉寺。國內叫做“靈巖”、“普照”的寺院有幾十處，泰山的這兩個寺院是名符其實的“一名多寺”；而玉泉寺又叫做谷山寺、佛爺寺等，是地地道道的“一寺多名”。靈巖寺自東晉始建，至唐代成為國內寺院“四絕第一”，到宋代達到歷史最大規模，是泰山持續最長、影響最大佛教寺院。普照寺建於唐宋，盛極之時來自四面八方的僧眾多達千人，是目前距城區最近的禪宗十方叢林。玉泉寺位於群峰環抱之中，高崖飛澗之上，與泰山山前的市井喧鬧相比，確為一處清幽古遠的絕佳修行之地。泰山上的這些寺院雖屢建屢毀，但毀而不滅，它們在歷盡滄桑中成為泰山佛教興衰消長的生動見證！
（二）
有僧方有寺。
僧朗是泰山佛教的第一位高僧。儘管他不見得是第一個來泰山的僧人，但他定然是推動泰山佛教形成第一個高峰的第一人。
僧朗是佛圖澄的學生。佛圖澄來自印度或西域，是中國佛教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精通魔術，極具神通，據說腹有一孔，孔中出光，能呼風喚雨，興雲滅火。憑藉神奇的法術和高超的智慧，佛圖澄獲得了後趙石勒、石虎叔侄的高度信任。石氏政權兇狠殘暴但篤信佛法。佛圖澄運用佛教教義，鼓勵石勒、石虎入主中原，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石氏叔侄進行諫勸。在最高統治者的保護下，佛圖澄大力傳教，建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前後門徒達萬人之多。佛圖澄活到117歲，即使今天看來也十分神奇。
僧朗頗得其師真傳。公元351年，僧朗來到泰山，創辦了山東區最早的佛寺朗公寺，繼爾又在泰山西麓興建了靈巖寺。僧朗同樣神通廣大，據說能用法力讓猛虎歸附；講經至精彩之處，山石為之點頭。靈巖寺即因此得名。
魏晉南北朝時期局勢動盪，泰山一帶政權歸屬更迭頻繁。僧朗審時度勢，進退有節，讓各方政權均對其尊重有加，支持有加，一時竟形成“六帝爭請”之勢。這種縱橫捭闔的非凡能力，讓僧朗在亂世之中安身傳教且聲譽日隆。僧朗之後的幾百年間，佛教在泰山獲得空前發展，至隋唐，泰山成為山東佛教文化的中心。
佛門代有高僧出。唐開元年間來泰山的降魔藏禪師留給泰山的最大遺產可能就是飲茶習俗了。禪宗講究過午不食，僧人夜間修禪，容易睏乏，煎茶為飲便成為提神解乏的好辦法。久之，寺院的禪茶習慣普及到民間，進而引領了社會風氣。靈巖寺也成為中國煎茶道的祖庭。
泰山神信仰東渡日本始於日本僧人圓仁。圓仁留唐求法，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在歷經磨難從山東文登回國時，圓仁請回“泰山府君”神像。泰山神信仰從此傳入日本。
在泰山傳教二十多年的明代朝鮮僧人滿空是拓建普照寺的功臣。今天普照寺的主要建築仍為滿空住持時的格局。滿空去世後葬於普照寺旁。清代住持普照寺的元玉大師通儒善文，讓普照寺成為泰山僧儒詩酒徜徉、唱和往來的聚會之所，普照寺的香火亦再度復盛。
僧興寺，寺名僧。1600多年間，諸多高僧大德在泰山眾善奉行，建寺傳教。他們的名字與泰山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三）
泰山有高僧，但佛學無大師。
僧朗時代，佛教般若學迅速發展。佛學通過格義的方法，以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詮釋佛教理念，極大地推動了佛教的中國化。同為佛圖澄的學生，僧朗的同學僧道安致力於研究經典研究，創立了佛教本無宗，成為著名的佛教學者和僧團領袖。而相比之下，僧朗在泰山則更多地承擔了宗教宣講、組織、推動等宗教活動家的角色。隋唐時期，佛教進入本土化開宗立派的井噴階段，八宗相繼形成。但八宗大師均不在泰山，泰山未能成為如廬山、天台山、嵩山一樣的宗派發生之山。
泰山佛教的主流是禪宗。隋唐時，泰山是禪宗北派的天下；至北宋，泰山成為禪宗南派的重鎮。北宗神秀主張“坐禪”漸修，曾作偈雲：“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南宗慧能主張“參禪”頓悟，讓別人記下自己的偈子：“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兩個詩偈形象地表現了北宗與南宗的不同。歷代泰山高僧中，除降魔藏禪師是北宗神秀的弟子外，宋後至元明清的仁欽大師、妙空禪師、古巖禪師等則均是南派曹洞宗的承嗣者。無論北宗時期還是南宗時期，泰山佛教均未產生創立禪理禪法的代表性人物。
造成泰山佛教代代有高僧而終究無大師的原因可能與泰山的區位有關。佛教開宗立派地的區位有兩個顯著特點，即要麼能偏僻得靜，要麼能近城得便。佛教四大名山均位於當時的荒遠屏蔽之地，這些地方宜於潛心修法，宜於參悟創見；佛教八宗祖庭均位於都城文化集中之地，這些地方經典豐富、信息暢達，便於高僧會集，便於討論研析。相比之下，泰山這個地方既不僻靜也遠京都。這使得泰山既無參修之地利，又無人和之天時！特別是唐宋以後，泰山因封禪祭祀而變得愈加熱鬧。這時泰山佛教更為關注的是如何能夠在泰山佔穩一席之地，至於佛學理論的創新和實踐自然難的顧及。以此來看，泰山佛教無大師或許也就可以充分理解了。
（四）
佛入中土，歷盡艱辛。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獨尊地位漸失，佛道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佛教初來乍到，要儘快融入異域，就必須找準切入點，探尋新門路。佛教弘法者們開動腦筋，找到了一個極好的方法：藉助方術，謀得信譽，搭好便車，弘揚佛法。依託方術弭災祛病的神異功能，佛學融入本土傳統的矛盾得以弱化，佛教漸漸化生為熟，借土生根
儘管佛教在融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教與儒道的根本不同仍然難以消解：如儒家講入世，佛教講出世；道教重今生輕來世，佛教重來世輕今生。這些思想的不同使三教之間的鬥爭無可避免。“三武一宗”滅佛讓泰山佛教寺院散，經書焚，刻經停，僧人逃，但這些“法難”並沒有讓佛教消亡！滅佛的皇帝之後總有興佛的皇帝。隋文帝楊堅詔令全國各縣興建佛寺，併為紀念在泰山找到其母親而將朗公寺改為神通寺；唐玄宗、武則天尊佛，至泰山封禪時先至靈巖寺拜訪。佛教在一次次的挫折後，都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生命力，獲得一次次更大的發展。
至宋代，三教在泰山逐步由鬥爭走向融合。北宋先後有八個皇帝御書賜靈巖寺，並且規定寺院住持由皇帝直接派遣。南宋孝宗皇帝提倡“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思想逐步會通。
明清以降，儒、道、釋發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俗化程度。明神宗在泰山為其母建“天書觀”，供碧霞元君，同時稱其母為“九蓮菩薩”；紅門宮住道士，供奉太上老君、碧霞元君，但又供奉菩薩，同時宮旁建有“孔子登臨處”石坊；鬥母宮住的是尼姑，供奉觀音菩薩、文殊菩薩，但又供奉鬥母和二十星宿。在泰山，儒、道、釋真真切切地實現了場所合一、儀軌合一、效用合一，呈現出“敲著木魚唸佛經，燒香磕頭供元君”信仰奇觀！
（五）
有人說佛教改變了中國，有人說中國改變了佛教，也有人說兩者在這個過程中同時經歷了改變。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佛教對中國的影響都巨大而深遠！
佛教的思想觀念拓展了中國人的認知。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正是從佛教中才瞭解，每個人都面臨著生死輪迴，每個人都須經歷善惡因果的考驗，每個人都要依靠信仰、虔誠、修行來換得自己、家人、他人的來世幸福。這些觀念都不是傳統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今天中國人的很多日常用語都來自佛教，如煩惱、顛倒、作業、覺悟、實際等；盂蘭盆節、吃臘八粥等風俗亦源於佛教。佛教的傳入，使儒、道、釋各有分工地妥帖了中國人的心靈：儒家講仁禮擔當，讓人“拿得起”；道家講寧靜淡泊，讓人“想得開”；佛家講修行律己，讓人“放得下”。儒、道、釋實用周全地完備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佛教的知識體系讓泰山信仰更加系統化。泰山本無地獄之說。在泰山原初的天堂、人間、冥世三重空間中，冥世只是一個進行死人登記的檔案館。東漢高僧安世高在翻譯佛經時首先提出“泰山地獄”的概念，並依據因果說，將地獄作為懲罰惡行的場所：如果一個人生前為非作歹就會在十八層地獄中遭受油烹籠蒸、斧劈鋸割等酷刑報應。這種懲罰性地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泰山神的職司，使泰山神逐漸由主管生死的全能神轉變成主管地獄、功能相對單一的冥界王。
佛教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泰山學派”，並推動了宋初新儒學的理論建構。孫復、石介、胡瑗被稱為“宋初三先生”，他們所創立的“泰山學派”發宋明理學先聲，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三先生均有排佛傾向，但他們已開始正視佛學的思想與方法，如“泰山先生”孫復認為佛教源流已深，無法剪除，只能因勢利導。在與佞佛者的辯論與攻訐中，三先生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佛教概念分析的方法，發展闡釋了形上性命之學的觀念，開“理學”和“心學”兩脈風氣。人在環境中，攻防相依從。在治學方法上，排佛的“宋初三先生”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用武器的批判裝備了自己批判的武器！或許這也正是歷史進步中的相剋相生與相輔相成吧！
佛教為泰山留下了令人歎為觀止的藝術珍品：佛教造像和摩崖刻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山東佛教造像中心在青州，這個時期的佛教造像被名之為“山東樣式”。靈巖寺千佛殿內的四十尊彩色泥塑羅漢像有三十二尊塑於宋代，八尊補塑於明代。這些塑像造型生動，表情傳神，其人間化風格已與青州造像的出世風格大不相同。這些精美絕倫的佛教造像被梁啟超讚譽為“海內第一名塑”！泰山經石峪摩崖刻石更是驚心動魄：在3000平方米的山澗石坪上，鐫刻50釐米見方的大字，難度絕非一般！正唯其難，更見其誠。1400多年來，經石巨字以其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隱喻了佛教對文化空間的介入與佔據，彰顯了佛教傳播者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與宏大氣魄！
佛教擴大了泰山社會影響。“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魏晉以來，來泰山弘法授徒的高僧多不是泰安當地人。僧朗是陝西人，僧法定、降魔藏禪師是河北人，釋仁欽、釋淨如是福建人，僧法瓚、僧道辯是濟南人，元玉是江蘇人。求那跋摩是印度人，圓仁、邵元是日本人，滿空是朝鮮人等。這些外來的僧人在泰山講經傳道，極大地提升了泰山的社會聲望和國際影響。
（六）
千年泰山古寺院，多少山間風雨中。
歲月荏苒，山坳裡的寺院興了、廢了，廢了、興了。興廢之間，全是歷史。當今泰山寺院的香火已不復往年盛狀，但它們承載的厚重歷史卻永遠忘不了，丟不掉，抹不去。
寺在佛在。寺不在佛亦在。
郭沫若先生說：“泰山應該就是中華文化史的一個縮影”。佛教來到泰山，使泰山形成了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文化結構。離開了佛教，泰山則無法成為中華文化的全息性代表，無法承擔起中華文化載體的神聖使命。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是泰山為佛教提供了發展之地，不如說佛教成就了泰山的內蘊與格局。
寺院使泰山更豐富，佛教讓泰山更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