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才子中，杨炯是个特殊的存在。
王勃溺水而死，卢照邻投颎水而亡，骆宾王起义失败后下落不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唯有杨炯，善始善终，落得个自然死亡。
对于四才子的命运，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曾有个著名的论断：“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馀皆不得其死。”（《新唐书 裴行俭传）
一语成谶。
人前忌露富，官场忌露才。按裴行俭的说法， 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之政治人生坎坷曲折，无不跟他们炫露才华有关。唯有杨炯，不轻易露锋，他就像一只安静的蝉，决不在生死攸关的人生时刻聒噪乱跳。
性格即命运。杨炯沉静性格之养成，又或许跟他的早年生活有着莫大的关系。
翻开杨炯家谱，他曾祖父曾做过北周的大将军，后入隋任宗正卿，常州刺史。到祖父这一代，又曾为左卫将军，封武安公。而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开始没落了，似乎没混出什么名堂，怪不得杨炯曾说自己：“吾少也贱。”（《梓州官僚赞》）
还好的是，杨炯伯父竟然历任棣、曹、桓、常四州刺史。在那个传统的宗法社会里，杨炯生于这样的一个名门望族，似乎还差强人意。
因为有好的底子，杨炯很早的时候就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王勃六岁善文，骆宾王七岁会咏鹅，卢照邻十岁就拜名师，博学善文，而我们这位的杨炯同学却在十岁就参加大唐童子科考试，被举为“神童”。
大唐的童子科考试限定十岁（包括十岁）以内 ，杨炯就在十岁那年幸运的考上了。据《新唐书 选举志》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好家伙，杨炯如果通十，即可封官，立马打破与他同年出生的王勃未冠出仕的神话。或许是此事充满遗憾，难怪后来面对王杨卢骆的评价时，杨炯总是耿耿于怀地说：“吾愧于卢前，耻居王后。”（《新唐书 杨炯传》）
“耻居王后”像一个阴影伴随杨炯。因为没有通十只通七，杨炯没捞到官，只捞到一个“神童”名号，被给予“待制弘文官”身份，送进弘文馆学习，以待将来参加制科考试。
据《新唐书 选举志》载 ：“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 ，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 ，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 中门黄门侍郎之子为之。”
由上看，大唐的弘文馆和崇文馆是活脱脱的高级贵族学校。而杨炯凭自己惊人力量考进了这样的学校，也算祖坟冒烟了。
他出身卑微，在这样的贵族学校里学习，可谓压力山大。或许如此 ，这个安静好学的孩子一心钻研学问，一学就是十六年。
上元三年（676），杨炯参加制科考试，补校书郎。
终于可以出仕了。
而此时同岁的王勃，已几经宦海风波，海内闻名，却带着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命运，坠海而亡。可所谓的宦海生涯对杨炯来说，才刚刚开始，一切都那么陌生。
十六年潜伏弘文馆，杨炯真的只一心苦练文艺神功，不问窗外之事么？
初唐时期，唐太宗开创了文人幕僚的先例，给士子无限的活动空间，至此之后，唐朝文人积极进取，纷纷入仕，无论是未冠的王勃，或者隐居多年的骆宾王，也都带着一颗炽热燃烧的心投入官场。杨炯定力再足，十六年青春无所建功，他又怎么能坐得住？
从杨炯的诗赋当中，或许我们可以窥探他在弘文馆学习时的心情故貌：“歌曰：幽兰生矣，于彼朝阳。含雨露之津润，吸日月之休光。美人愁思兮，采芙蓉于南浦；公子忘忧兮，树萱草于北堂。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赵元淑闻而叹曰：昔闻兰叶据龙图，复道兰林引凤雏。鸿归莺去紫茎歇，露往霜来绿叶枯。悲秋风之一败，与蒿草而为刍。”（《幽兰赋》）
中国古典诗歌，自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托物言志的开河后，后世文人纷纷效仿。无疑，杨炯赋里所说的“幽兰”亦是自喻的意象之一。看看这棵幽兰，“含雨露之津润，吸日月之休光”。这样一朵人间奇葩，不因处于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散发芳香，可是却怎么也不能“据龙图”和“引凤雏”，眼看鸿来莺去，露往霜来，悲风一起，秋歌一曲，只能与蒿草化为败土。
典型失意的一个士子在进行一个自我悲哀的人间抒写。其中悲凉之情，犹如当年屈原于江畔之彷徨，贾谊于长沙之屈辱。
令人惊讶的是，杨炯既然怀才不遇，为何不主动出击，干谒权贵，腾龙跃远？
看看王勃等那三大初唐才子，谁没给当朝权贵写过干谒诗赋？况且像裴行俭这等当朝士子伯乐，人人趋之，杨炯怎么就视而不见？
想来想去，没想明白。直到后来，似乎又明白了。
杨炯不主动干谒估计跟他的身份有关。他是“待制弘文馆”身份，只能参加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又是一种不确定日期的考试，什么时候考这个得由皇帝来决定，那些年皇帝正患风疾，且唐朝边境多事之秋，哪顾得什么考试？即使有制科考试，杨炯也未必一下就能考中。所以，他只能等待，不在等待中灭亡，就在等待中爆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从皆知的缘故，那就是杨炯很傲。
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等是傲气，从头根到脚跟都无处不透出一股让人一看即可生畏之傲气。而杨炯则是傲骨，世事胸中，所谓当朝权贵，都不过是些装模做样的蠢驴。
杨炯之傲人形象，《唐才子传》这样载道：“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
杨炯凭才傲物就罢了，竟将满朝诸多权贵说成是披着麒麟皮的驴！
王勃等人再怎么狂，也是在地方郡县里任职时目中无人，然而他们对当朝权贵还是挺客气的，哪有像杨炯如此赤祼祼地嘲笑权贵？ 又或许，瞧不起当朝权贵，拒绝与之合作，这才是杨炯不主动干谒的重要原因？
没想到的是，时吏部侍郎裴行俭自诩识阅士子，却只看到杨炯沉静之貌，没看到他亦有如此傲娇一面，或许也还没有看到杨炯那被书生意气遮盖的英雄热血。
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 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从军行》是乐府旧题，杨炯以此题作诗，不过是想表达他弃笔从戎，勒马龙城的澎湃激情，他压根儿就没有像骆宾王从军的经历。当唐朝与吐蕃等少数民族交战正酣时，杨炯身在京城弘文馆，心似乎已腾跃边塞，为唐军摇旗呐喊了。
杨炯在出仕之前曾经失意徘徊，曾经蔑视权贵，曾经渴望热血报国，在这样一个貌似平淡履历的背后竟隐藏着一颗感情丰富的灵魂。
此时，二十七岁的杨炯面对着参加制科获得的这个校书郎官职，内心是否还会泛起“耻居王后”的感叹？王勃十七岁未冠出仕，一下子就做到了从七品上的朝散郎，而他只不过是个正九品上的校书郎，在秘书省里负责校对典籍，刊正文章。
十六年待制弘文馆跟书打交道，如今这个校书郎又是跟书打交道，难道杨炯这个“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富有豪杰情怀的诗人，就只能一辈子钻在书里，死在书里了？
五年后，光明的曙光终于照进杨炯阴郁的人生，一下洗刷积郁二十余年的重重晦气。
永隆二年（681），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兼太子詹事司直。
詹事司直，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太子心腹之官。
皇帝有一天总会走的，太子总有一天会登基的，如果发展顺利，未来是可以值得期待的。杨炯苦熬二十余年终于如媳妇熬成婆，熬出了一个春风化雨般的光明日子。
杨炯此时的心情与往迵然相异，心态亦大变，似乎也不讨厌曾经被他骂为“麒麟楦”的朝士，反而很快地融入他们的圈子，吟诗作赋，一幅如鱼得水，自在自得的得意状。
左辅右弼之宫，此焉攸集；先马后车之任，于是乎在。顾循庸菲，滥沐恩荣。属多士之后尘，预群公之未坐。听笙竽于北里，退思齐国之音；觌瑰宝于东山，自耻燕台之石。千年有属，咸蹈舞于时康；四坐勿喧，请讴歌于帝力。小子狂简，题其弁云。（《崇文馆宴集诗序》）
高朋满座，高官学士云集，杨炯欣然提笔作序。此中感受，当年落魄不如意的王勃在提笔作《滕王阁序》时又怎能作比？否极泰来，于高级宴会与满朝权贵往来，杨炯似乎看到一条可预见的康庄大道正在其脚下绵远而去。
王卢已逝，杨炯最得意的时候，恰是骆宾王最苦难的时候。
曾记否，当年骆宾王一夜从长安主簿升为侍御史，也是好不得意，谁料半年后就被人诬陷投进狱牢。杨炯也没料到，他会是第二个骆宾王，三年后，一场世大的政治风暴席卷天下，将骆宾王埋葬，亦将他一道卷起甩到了半空摔得个五脏欲裂，支离破碎。
从某种角度来说，杨炯和骆宾王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士，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的敌人都是同一个人 ——武则天。
此时的太子是李显。
武则天囚杀前太子李贤后，封李显为太子，然后又将之废掉，押送到房州看管。
太子下狱，人在太子宫任职的杨炯能明哲保身？
接着，骆宾王和徐敬业等人在扬州起义，以匡扶李显的名义号召天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氏檄》一出，杨炯从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亦响应起义，三个月后，起义失败，杨德干父子双双被诛杀，而杨炯受牵连被贬出詹事府，远徙梓州司法参军。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人在江湖总是身不由已，杨炯于太子府那梦幻般的得意人生瞬间破裂。在大时代的风暴中，没有一粒沙子是无辜的，既然不幸被暴风裹挟，别无选择，唯有接受残酷的现实。
公元685年，杨炯悻悻上路，独自来到了梓州。
初唐四才子，杨炯是最后一个到来蜀地的。命运真是个奇怪的东西，竟然利用政治的力量制造了这么一个重大的巧合，让初唐四杰都跟蜀地打上了交道。
船过巫峡，两岸猿猴哀啼，杨炯两眼苍茫，沉声吟道：“美人今何在，灵芝徒自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巫峡》）
他心中的“美人”即太子李显，而他则以“灵芝”自喻，两相思念，互为哀伤。可在这遥远的巫山蜀峡中，被囚禁的李显决不是当年的楚怀王，李显已经自身难保，岌岌可危，又怎么能够召唤杨炯回朝效命？
一路颠簸，一路吟咏。进入梓州，彷徨多情的杨炯突然清醒几许，闭嘴寡言了。卢照邻是怎么入狱的？就是牢骚满腹，作诗嘲笑当地同僚惹的祸；王勃在虢州时又怎么被设计的，就是恃才傲物，被人所忌引火烧身的。在这远离京城举目无援的厄境里，他不可以再重复前两人的悲剧。
杨炯在梓州任职期间，后人发现他竟然没留多少惊世诗篇。残酷的政治让他学会了成长，成功地渡过了那段幽暗无望的放逐生涯。
四年后，梓州任满离蜀返京。
此时的洛阳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武则天为了铲除异已，几乎每月都在诛杀亲王大臣，公元690年，终于成功改国号为周，自尊圣神皇帝。
大唐易主武则天，杨炯竟然没有被清洗出去，还被召回来安排于洛阳宫中习艺馆任教，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这些生命的奇迹都是以缄默合作的姿势换来的。
杨炯于习艺馆任教期间，跟他在梓州一样少作诗，只做事，乖得就像一只安静的猫。他必须忍辱负重。他心中的“美人”李显尽管还活着，但已形如废人，他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自己争取机会。
武则天改元这年，杨炯四十一岁。这是他一生当中重要的分水岭，此后，他性情大变，阿谀奉承，刚烈苛刻。
为了讨好武则天，杨炯献上一篇《孟兰盆赋》歌功颂德，将武则天从头到脚地美化一遍。在此之前，宋之问 ，李峤，沈佺期等文人也都相竞献文谋得了一官半职。可跟随太子李显多年的杨炯，仍然被视为太子集团成员，杀伐决断的武则天怎可能因为他一篇赋就信了他？于是出现了这滑稽的一幕：杨炯献上《孟兰盆赋》后，非但没留住京职，反而被调离洛阳，到东南小县盈川任县令。
从西南的梓州到东南的盈川，他就像一粒被踢飞的石子，横跨了大半个大唐。正应了当初裴行俭的预言，官不过令长。
盈川县成了杨炯人生的终点站。
当时，武则天治下的大唐酷吏横行，各种刑治能人层出不穷。看看武则天的宠臣来俊臣，穷毕生精力整人即罢，竟然还召集人马写了一部教人罗织罪名投之入狱的教科书《罗织经》，据说武则天看了以后，都不由脚底生寒气，自叹不如。
杨炯身处政治大环境下，仍然逃不过被扭曲的命运。
就在盈川县令任上，世人看到了天才诗人杨炯可怕暴虐的一面。《新唐书 杨炯传》载道：“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搒杀之，不为人所多。”
后世有人替杨炯翻案，说这不可能，这完全是个误会。
时间会让人遗忘，真假已不重要，千年以后，当我们穿越层层叠嶂回到大唐，谁能还原一个真正的大唐，晓通一个真实的杨炯？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孤独的杨炯那生命力爆棚的诗赋，安静地去感受那颗在初唐字里行间跳动着的诗歌灵魂，听他吟唱世间风云，悲欢荣辱，灯枯纸冷，生命一瞬。
这，或许才是杨炯留给后人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