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川东等地区考古时发现了大量的战国时期的船棺葬，这表明了巴蜀两个国家的局面很大可能是属于同一个族群—濮系民族，而鳖灵所在的这一支濮人因为长期和水打交道，水性极其地好，熟悉水性。并且开明氏治水患，兴水利取得很好地效果，促进了蜀地农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兴盛。
一、和杜宇时期相比，蜀地五朝中的开明氏国力大大增强，发展成为雄踞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开明王朝的经济文化建设，推动了秦举巴蜀之后的四川盆地农业、水利的巨大发展
开明氏是蜀地五朝中的最后一代，它的国力和杜宇时期相比大大的增强了。开明王朝的经济文化建设，推动了秦举巴蜀之后的四川盆地农业、水利的巨大发展，以至于成为秦国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王业之基”，并且对秦汉以及后世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川东等地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战国时期船棺葬，这表明巴蜀两个国家的局面很大可能是属于同一个族群—濮系民族，因此，留下了这一种非常相似的丧葬的习俗。
鳖灵因为拥有丰富的治水的经验，很快就得到了杜宇王朝的重用，并且被授予相位，委托以治水的重用任务。
鳖灵治水的功绩，和大禹一般，在蜀国的历史上影响极其大。面对一场洪灾，杜宇无力解决之下，鳖灵成功地平息了水患，使得“蜀得陆处”。鳖灵因为治水有功，受到杜宇禅位，建立起了开明王朝。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开明氏王族墓葬。
船棺葬在开明时期的巴蜀一直是非常流行的，一般认为，它是滨水族群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丧葬的习俗。
关于鳖灵的治水的地点，文献当中记载的大多有所差距。早在虞夏的时候，大禹也曾经为沟通岷、沱水系开凿过人工的引水河道，时隔了千年之后，或者早就已经严重的堵塞或者消失。鳖灵再一次地对这里进行整治或者修缮，是完全可能的。
开明氏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得到了蜀地考古资料的印证，成都市指挥街遗址出土的一排呈东西走向的木桩等遗迹遗物，可能和防洪治水有很大的关系，时代不晚于春秋时期，成都方池街遗址发现的砌筑卵石建筑，就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处防洪排泄的水利工程。
其规律分布的卵石，具有护堤、分水等功能。这一项发明是蜀地水利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筑提供了先例和经验。
开明氏治水患兴水利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直接促进了蜀地农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兴盛，为秦举巴蜀之后，蜀地就成为了秦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征调大规模的人员和粮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蜀地经过开明治水之后，农业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二、开明王朝政治上，对外开疆拓土、对内进行各项改革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繁荣，农业文明的繁荣对开明王朝开疆拓土提供了非常持久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对于提高经济能力、强化政治统治有很重要的意义
开明王朝政治上，对外开疆拓土、对内进行各项改革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繁荣，反之，农业文明的繁荣对开明王朝开疆拓土提供了非常持久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开明王朝的政治扩张，不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其经济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控制不同生态的地区、占有不同类型的资源，将自己建立的政权建立在多区位、多资源、生产性经济多样化的广阔坚实的基础之上，对于提高经济能力、强化政治统治有很重要的意义。
开明王朝统治的古蜀国就是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态地区、多种生产性经济的基础上，开明王朝南征北伐、东征西讨，四处开拓疆土，有力地强化了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北和秦争夺汉中平原，汉中平原是蜀和中原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汉中也是蜀国北部的重要农业经济地区。
因此，秦、蜀争夺汉中，不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可能更加看重的是其经济资源。杜宇时期，就曾经“以褒斜为前门”，汉中平原曾经一度被纳入蜀国的版图当中，开明王朝和秦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对于汉中地区激烈的争夺战，可见这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开明王朝西征青衣故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和青衣江流域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旧的进一步交流。
南中地区资源丰富，铜、铅等矿产资源成为古代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蜀国的势力范围到达了鄂西地区，这也促进了蜀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和水利灌溉技术的交流。
开明九世对内开展各项改革，和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关，首先是效仿中原礼制，建立起宗庙礼乐制度，其是以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为基础，开明统治时期，蜀地粮食丰收，有足够的剩余的酿酒用于祭祀。
开明九世迁都成都，也应该是在经济原因的基础上，成都平原水患经过开明王鳖灵的整治，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再遭受到洪水的袭击，变得非常适宜发展。
三、开明王朝时期的蜀国，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蜀国由此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农业生产也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开明时期，成都平原水患经过开明王鳖灵的整治之后，水稻和粟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规模和产量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开明王朝的蜀地，已经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丰产区了。在那一个时期，蜀地仍然是水稻和粟兼营。
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作物种植体系，在年度浮选出的战国时期的农作物种子有稻谷和粟两个品种，不管是从绝对的数量还是从出土的概率上来看，稻谷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
开明王朝时期，成都平原的蜀人可能是主要食用水稻等粮食作物，粮食的种类还等待鉴定。在这一个时期，水稻等农作物在蜀地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种植，为秦并巴蜀之后的蜀地种植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开明王朝时期，蜀地不仅仅大规模地种植粮食作物，还大力地开展经济林木的栽培和种植，这一时期墓葬当中很多的果核、瓜籽的出土。在战国早期的时候，铜壶上镶嵌的图像丰富多彩，反映的内容大多数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学习宴乐、射箭、捕鱼、农桑等等，为了研究开明王朝时期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开明王朝时期，蜀地区的家畜饲养也有一定的发展，成都市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动物的骨骼，经过鉴定，属于家畜、家禽的有鸡、狗、猪、羊、马、牛，这一个遗址的家畜动物不仅仅用来食肉，而且还是具有某一种宗教的礼仪上的功能，当时，先民用完整的公鸡埋入填到土当中，用来举行祭祀的活动。
四川新都战国的一个墓区，出土的铜鼎之内盛有鸡、羊、猪的骨骼，蜀地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农业的进步。
开明王朝时期的农具，和之前相比，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一个时期虽然出现了青铜的工具，但是青铜农具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也与全国青铜农具少见的一个情形是完全吻合的一个状况，然而铁农具传入蜀国，是秦举巴蜀之后的事情了。
战国时期蜀地的金属工具很少地使用到，和成都平原优越的自然环境有关，成都平原是山前冲积扇平原，地表十分地松散，沉积物厚重，土地相对肥沃。相对来说，对于农作物耕作的工具不偏不倚，石、木质的工具就可以满足其需要，在没有金属农具耕作的一个情况下，农业生产就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总的来说，开明王朝时期的蜀国，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农业经济有了十分长足的发展。蜀国由此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它的富庶早就已经闻名于中国国内各个地区了。
蜀地的富饶，为中原地区所垂涎，根据巴蜀之后，就像司马错说过的，“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蜀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成为了秦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
文献：
《蜀王本纪》
《开明新考》
《巴蜀史迹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