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宫的历史
汗王宫遗址非常开阔，可以将看到遗址本体及出土文物、并通过石雕壁画等手段向参观者展现汗王宫遗址的全貌及努尔哈赤的生平事迹。
汗王宫是300年前 沈阳 城内最高的建筑。只是努尔哈赤的寝宫，他平时的办公地方是 沈阳 故宫的大政殿。 充分体现了满族皇室的宫殿分离的特点——殿是办公场所，宫是休息场所。这在 中国 历史上是罕见的。
汗王宫是一个二进院落，南面有围墙，墙的中央位置是正门，有6个柱础石，撑起一个门房。前院比较平，北面 高台 建筑还是二进院，汗王宫就建在 高台 之上。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家在 沈阳 的最高处。这种 高台 筑房的建筑方式，沿袭了满族在山区生活时，贵族首领住宅建于最高处的生活习俗。从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建立第一座都城开始，一直到 东京 城，他的宫室一直建在城内的最高处。到 沈阳 后，由于 沈阳 是平原城，他便夯土起台，将寝宫建于 高台 之上。
汗王宫有内外两道门，还有专职值守的人员，其寝宫更是位于 高台 之上，本身就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为了增强防卫，在夜间即使是前来报信的人，也不许进入宫内。他还发布了一道命令：在夜间，若是有敌方紧急消息，就打云板。若有人逃出城内，要敲铜锣。如果有好消息，要打鼓。这种传递消息的方式，在古代皇宫里十分少见。
史上最寒酸的王宫？
汗王宫的砖大部分使用的是明代的砖，没有为汗王宫专门烧制的砖。不仅有明代的砖，还有汉代的绳纹砖，包括汉代后期的土坯砖。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是明代的石碑，竟然把庙上的碑作为汗王宫的基础。说明当时建宫殿时国力不强。
在汗王宫遗址出土有满文“天命通宝”铜钱以及大量绿釉琉璃建筑构件，其中有板瓦、筒瓦、滴水、花砖等，瓦当、滴水当面和部分模印花砖上均为莲花纹饰。这可以说明，当时努尔哈赤绝没有称帝的野心，没有图谋中原的打算，不然就不是莲花纹而是龙纹了。从他建的汗王宫如此仓促、粗糙，他只当自己是个地方的藩王（绿釉瓦当也是亲王一级才使用的建筑材料）。不仅如此，汗宫内福晋和婢女是混居的，连厕所都是混合使用的。福晋们去厕所，不能独自去，要有其他福晋或婢女陪同，由一位婢女打着木槌，一位婢女掌灯并挂在厕所上，告知别人厕所里有人了。
三名福晋在此殉葬？
在汗王宫生活了一年半， 1626年努尔哈赤染病去世，终年68岁。他刚去世，他的3位福晋被逼上吊殉葬，就在汗王宫内。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阿巴亥当时37岁，正值盛年，她的三个儿子：阿济格22岁已经成年、多尔衮只有15岁、多铎13岁。出于对尘世的留恋和对爱子的牵挂，阿巴亥百般支吾，希望事情能有转机。但诸王寸步不让，阿巴亥在被逼无奈、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自缢殉死。同时殉葬的还有两位福晋。剩下的两位福晋因为没有生养，逃过一劫。努尔哈赤去世后，汗王宫被称为福晋衙门。里面住的是努尔哈赤的两个福晋。直到顺治入关，跟着住进了 北京 。因为这个宫里面没有了主人。作为家产被多铎给继承了。
汉王宫殿何处寻？
沈阳 故宫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很早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铁玉钦、王佩环在《关于 沈阳 清故宫早期建筑的考察》一文中曾推测努尔哈赤的汗王宫就是现在的 沈阳 故宫，但同时也指出“这个宫究竟相当于今天故宫的哪一座宫，则不可知。”
1982年春，他们在 北京 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一张标号为“舆字225号”的满文《盛京城阙图》。在图正中最北端的一个院落赫然以满文标注着“太祖居住之宫”。这张地图终于解开了困扰大家多年的谜团！铁玉钦、王佩环在《 沈阳 天命“汗宫”与王府初探》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
《盛京城阙图》图中所绘的汗王宫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四周有围墙。南面是宫门，整个二进院建于 高台 之上。 高台 前端是面阔一楹的穿堂，有台阶可登，类似 沈阳 故宫的凤凰楼。二进院正北面有正殿三楹，东西各有配殿三楹。所有建筑均为硬山前后廊式建筑，正殿屋顶为黄琉璃瓦绿剪边的风格，与 沈阳 故宫一致。
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汗王宫”的关注和寻找。首先，史学家们找到了两条文献资料可对汗王宫的位置予以佐证。其一，是《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1625）五月“初三日，汗家北塔之基石，被周围包衣人等盗取毁之。上奏后，遣众大臣搜寻基石，并将被查获之人各杖五十。该僧等亦因疏于看守而将为首之八僧画牢饿囚之，待众僧修复后释放。”其二，是明人鹿善继、茅元仪等撰写的《督师纪略》中说：“及公渐东，奴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 沈阳 ，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自筑宫于 沈阳 瓮城，屡不就，又惧袭之，渐运珍异入老寨而又营城于 抚宁 关塞外，渐思遁矣。”结合《盛京城阙图》、 沈阳 白塔（始筑于辽代，又名崇寿寺塔，现白塔小学院内）和 沈阳 “九门”遗址（明代 沈阳 中卫 城北门）的考古发掘，大家终于理解了这两条史料中所指的“汗家北塔”即为崇寿寺塔，“ 沈阳 瓮城”即为明代 沈阳 中卫 城北门——安定门，后于万历年间（1573～1620）改名镇边门。
2012年北中街路北地块整体拆迁，进行棚户区改造，运用考古手段寻找“汗王宫”的机会终于来了！5～8月， 沈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豫珑城”项目用地内发掘出1座明末清初建筑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平面布局、层位关系以及出土遗物的年代看，都与《盛京城阙图》中的“汗王宫”相吻合。
遗址坐北朝南，方向为南偏西5°，北面正对明代 沈阳 中卫 城北门——安定门（即九门遗址），距城墙约10米，南面正对通天街，距 沈阳 故宫北围墙约510米，西南20米为豫亲王府遗址。这一位置与《盛京城阙图》所绘“汗王宫”位置完全一致。
遗址为二进院落，南北通长41.5米，东西因破坏严重，长度不详。宫门南开，发现六块柱础石。南、北均发现有围绕院落的宫墙。前院空阔，进深14米，未发现同时期建筑。后院位于 高台 之上， 高台 基址整体呈横“目”字形，由青砖墙包砌夯土台基构成，南北宽23.5米。基址南侧正对宫门处发现有残存的两层砖砌台阶。这与《盛京城阙图》上所绘“汗王宫”二进院落的格局基本相同，唯台上建筑已不存。而且，遗址的主体部分叠压在一座民国时期的房址之下，遗址的西侧被清代晚期的2座房址打破，东侧被一个清代中期建筑址打破。通过对遗址一进院落地面的解剖，在距院落地面0.9米左右发现有明代 沈阳 中卫 城南北向大街（后称通天街）的遗存。这条道路为南北向，宽11.6米，踩踏痕迹明显，正中用碎石子铺面。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宽约2米。因此，从层位关系上而言，汗王宫遗址的时代应为明末清初。
黄绿彩瓦定身份
遗址中出土了2枚满文“天命通宝”铜钱和大量黄、绿釉琉璃建筑构件，类型有板瓦、筒瓦、滴水、押带条、脊砖等。瓦当、滴水和脊砖上的纹饰多为莲花纹，押带条多见联珠乳钉纹和花瓣纹。它们不仅可以和《盛京城阙图》上所绘汗王宫的黄琉璃瓦绿剪边屋顶相印证，而且也与 辽阳 东京 城出土的琉璃构件相似，应同为 海城 “黄瓦窑”的产品。莲花纹的装饰风格更可追溯至赫图阿拉城“尊号台”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
满文“天命通宝”铜钱
汉王宫与大政殿
汗王宫与大政殿是努尔哈赤迁都 沈阳 时修筑的寝宫与理政的大殿。这种宫与殿分离的建筑布局不仅是 东京 城“汗王宫”与“八角殿”分离布局的继承和延续，更是明末女真人（满族前身）宫殿建筑理念的真实反映。根据周远廉《清太祖传》的记载，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于苏子河畔筑费阿拉城，定国政，当时他居住的‘宫’与办事的‘殿’就是一东一西分开的。根据《建州纪程图录》中所记，“努尔哈赤的宫室殿宇在栅城之内台地正中的最高处，有两个门，大门朝东，小门面西偏南。在栅城正中有一道砖墙分成东西两院，中间有盖瓦中门相通。东院为殿堂衙署，有房屋六所，三十余间，多数为丹青盖瓦房，也有草房。努尔哈赤用来处理政务、宴飨宾客以及祀神祭祖的‘客厅’（即一般称之为殿堂衙署）亦为‘五间盖草’的草房。在‘客厅’ 东北 的八间‘行廊’和‘客厅’及正前方的三间‘行廊’，均以草盖顶，并作为‘召集臣属，议事宴饮之地’。砖墙的西院，为‘宫’，是努尔哈赤及其福晋子女的‘后宫’，有九所建筑，房舍楼阁有二十余间，努尔哈赤常居之‘宫’，不过是三间草舍。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率众移居赫图阿拉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的“大衙门”上尊号，建都称汗，改元天命。其上尊号的“汗宫大衙门”被俗称为“尊号台”，经发掘，尊号台遗址由3组建筑组成。据发掘者梁振晶考证，“赫图阿拉城汗王宫的布局应为东、西两院，东院是以长方形 高台 硬山式青砖瓦房建筑为中心的大衙门，西院则是日常居所。”
刻画历史的壁画君
遗址四周的环廊部分采用石雕壁画的形式将汗王宫遗址的考古发现过程，汗王宫与九门、大政殿的关系，努尔哈赤与 沈阳 城的故事等一一展示给公众。关于努尔哈赤与 沈阳 城的故事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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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是 中国 少数民族政权的最后一个都城，汗王宫的发掘，是我国都城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清代统治者曾经先后在今赫图阿拉、 辽阳 、 沈阳 、 北京 建都。其中，赫图阿拉老城规模很小， 辽阳 古城遗址已破损，清代统治者在 北京 沿用的是明朝宫殿，只有 沈阳 的清代早期建筑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而汗王宫则成为清代早期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汗王宫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满族文化史、 沈阳 城的历史演变，以及后金和清代的宫廷史、建筑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下图为汉王宫遗址全景俯瞰图。
沈阳 汗王宫，这一沉睡数百年的汗家宫阙，这一 沈阳 城市走向辉煌的起点，这一盛京文化的根脉，终于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里，并以崭新的姿态盛迎每一位向往它的访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