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形成“就業創業—收入流程—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產能平衡—均衡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和動能傳導。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說明中提出：在徵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經濟增長速度目標，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標。文件起草組經過認真研究和測算，認為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變值計算，未來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長速度為4.73%。
（文章為“天勇談經濟”經濟循環和進入美好富裕社會的展望專欄 ，節選自周天勇著《中國：理想經濟增長》第194—197頁）
就業是大部分居民收入最基本的來源，而創業除了自我僱傭外，還可以以一帶十，創造和擴大就業機會，使更多的勞動者從工作中獲得收入。新型和傳統產業要平衡發展，穩定和擴大居民就業和創業的機會。
中國未來由於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就業的壓力似乎會減輕。數字和人工智能經濟也許如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看法一樣，會在未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農業領域中就業的2億勞動力，在外務工的2.86億農民工，以及農村中受教育質量不高的留守兒童，還有國有工業企業中的2000萬左右職工，他們未來的就業機會，在世界現代農業、智能製造和數字經濟的競爭下，逐步地在萎縮。他們的原有知識儲備、現有學習能力、具有的工作技能等等，都可能不適應於日益技術進步和智能化的工作崗位。目前我們總共就業近7.8億左右的勞動力，近5億是農業領域就業和流動的農民工勞動力，還有約2000萬左右在傳統工業領域工作的產業工人。他們在較短時間內無法適應產業和經濟的轉型，一些人可能一生都適應不了，失去他們的工作。
因此，還是要做強和提升傳統制造業，重視非正規就業創業行業和領域，提高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等中低收入者收入，擴大對工業品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擴張工業品製造和農業產品生產，延長工業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保證普通勞動力獲得收入這樣一個良性的經濟循環。
獲得公平和良好的教育，是低收入居民子女就業和創業能力平等的前提，也是培養未來心理健康、融入社會和守法遵紀公民的關鍵。從目前的狀況看，需要解決的是，儘快廢除戶籍管制，各地地方政府對遷移人口的隨遷子女提供均等的教育服務，消除留守兒童與父母天各一方、缺失家庭正常教育、學校教育路途較遠和水平較低的諸多問題。
學術和政策研究界，總是有許多學者認為，應當著重發展農村，農民人口不應當過多地進入城市，城市不會有那樣多的就業機會；農民過多地離開農村和農業，無人種糧和土地撂荒，會影響到中國的糧食安全；經濟收縮時，應當讓農民工回到農村和農業去創業和就業，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不能讓農民賣地，否則土地兼併集中，他們會失去土地，甚至失去住所，流浪在外，造成社會的不安定。這樣農業自然經濟和農村小農社會的思維，延長和固化了戶籍這樣人口的計劃和行政管制體制，模糊了農民的土地資產和財富。其結果事與願違：限制了農民獲得財富性收入的機會，抑制了農民以地為本創業的可能，形成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較大的收入差距，也反而因種植收益太低造成了大面積的農田撂荒，嚴重影響了農業的規模化和現代化，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嚴重削弱了中國農業和糧食生產的競爭力。
從經濟學理的研究，以及統計數據的實證看，人口的集聚和集中，人口密度較大的地區，特別是城市，市場和信息集中，分工和協作便利，規模經濟條件好，外部經濟強，交易成本低，產業易於發展，就業機會多；地域經濟的城市空間，產業經濟的採掘、建築、製造和各類服務業，創造了比農村和農業多得多的工作崗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規律也表明，一個發展中國家從不發達狀態向現代化邁進，農業增加值和農業就業比例從80%左右下降到5%以下，農村人口從90%下降到10%，甚至4%左右。雖然發展農村和農業，會保留和穩定一定的就業機會，然而這個大的客觀規律和趨勢，不可能以人的意志而發生改變。未來提高居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需要促進農村人口從較低收入和較少機會的地區和領域，向較高收入和較多機會的地區和領域遷移和流動。從使農村人口脫貧看，授漁和造血型扶貧，遠優於給魚和輸血型扶貧；而從更長遠和更大的格局看，農村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式脫貧，比不計成本地投入來發展農村和農業更為重要。既要振興農村，更要促進人口遷移，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才能真正做到城鄉協同發展，創造更多的創業和就業機會，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關於增加就業，筆者發表過大量的文章，在本書第一章中就東亞一些國家中小企業發展與就業進行了論述，這裡不再贅述。只是重點講一下轉移農村人口，增加居民收入，需要寬容中小微企業和鼓勵非正規就業。國外許多國家有非註冊登記企業存在，如英國和德國有1/3的非註冊登記企業，並且容納大量就業的微型和中小企業稅負要比大型企業低1/3。從全世界各國的情況，一般來說，正規在政府、社會事業組織和公司等單位中就業的比例大約為70%到75%，非正規的個體、個人工作室、臨工、遊商小販、家政服務、街區服務等，佔25%到30%。
非正規創業和非正規就業，具體是指季節性、臨時性、家庭性、流動性、作坊式等創業和就業形式。季節性創業和就業。如隨著旅遊的旺季和淡季，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大學本科、研究生的畢業等等，形成的餐飲、住宿、旅遊紀念品、農業產品小型銷售和加工、小打字印刷經營點等等，其經營者和勞動者隨旺而營，隨淡而歇；臨時性創業和就業，是市場上有臨時性的需要，創業者和就業者為滿足這一需要而臨時組合生產要素，提供服務，獲得收入；家庭性創業和就業，如在家中從事諮詢、手工加工、電器維修、幼托護理、農家樂、高效種植、觀光農業等等生產和服務；流動性創業和就業，如人力車、流動餐飲攤車、流動商販等等；而作坊式創業和就業，如人工擀麵條、醬菜等等作坊式生產和經營活動。還有保姆等等，都屬於家庭就業這樣的非正規就業的範疇。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非正規創業和就業，其一般可解決一個國家1/4到1/3的就業。非正規創業和非正規就業，是農民向非農業轉移和城市相當一部分居民謀生、獲得收入，甚至致富不可或缺的領域和方式。
從銷售和服務等市場的方式和建築看：分正規的大規模的超市、現代化的專業店、學校、醫院和星級酒店，寬敞的街道和商業廣場；也有小型超市、小店小鋪、個體攤點、遊商小販，以及在不觸及建築安全情況下的破牆開窗，小街小巷小衚衕。
需要特別討論的是，現在城鎮超市中出售的農產品，如蔬菜、水果等，價格遠比農村農民直接出售價格高得多。銷售進樓、大型和臨街超市興起，替代了傳統農產品的銷售方式。從目前相當多城市，甚至縣城和城鎮，都拆除和關閉了早市等農貿市場，城管、交通等執法也不讓農民進城直接銷售農產品。有學者研究，認為農民開電商在網上直銷，會降低農產品的價格。但是，從總體上看，除一些乾果之類的有些效果外，大宗、季節性、易腐爛的農產品價格並沒有降低。這種轉型和限制，農民談判力弱勢、集中收購強勢、流轉環節增多、租金成本居高等提高了城鎮居民消費農產品的成本，壓低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消滅了銷售服務給農民創造的就業機會，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因此，應當立法在城市中重開和保留農貿市場，並且允許農民將農產品自己運輸進城市中，或者在公路停車區域和交通樞紐等地點直接銷售，以增加農民的銷售收入和自僱性就業機會。政府劃定區域和時間，城管可以引導，交通開通絕色通道，稅務對其免予徵稅。
從居民收入看：有高中低收入之分，相當多中低階層的收入，來源於非正規就業，小店小鋪、小街小巷、開窗破牆、遊商小攤，臨時工作。從居住方式看，有住別墅的，有住酒店的，有自己的房子；也有住一般住宅的，有租住的，有住較為簡單居室的。因財富所有、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而異。
這樣一種生態結構的作用在於，它使最低層的人士，有一種生存和發展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和最初的通道。其實，今天許多企業家，當年就是從補鞋釘掌、遊街串巷起家的。如果當年將這樣似乎不入流的小微低方式和機會都禁止了，中國今天的成功人士就會少一多半。
我們今天國民經濟面臨的是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而大眾收入與有支付能力的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因為高收入者收入的消費率較低，收入高而消費的邊際貢獻率低；低收入者雖然消費率高，但是，收入增長有限，也有許多低層人士囊中羞澀，為水平並不高但千方百計去爭取並且不能沒有的低水平收入而奔波。
這些以億而計的人口即使能夠有水平並不高但穩定的收入，消費需求就不能過於下行，生產就不能過於過剩。而且，財政的低保支出就會大大減少，社會就會安寧和穩定。試想，一個鼓勵人們去依靠自身那怕是量低微的奮鬥，而獲得自己的收入，去維持他們的生計，而不使中國成為曾經暴發債務危機希臘式高福利國家。這將是一個多麼可敬和偉大的群體和民族。
城市中沒有了這些小微的生態，居民家政服務的成本大幅上升，菜價上漲，生活方便程度下降，快遞不暢，保姆難求，用工的居住租金大幅度上升，街道沒有商賈餐飲林立的繁榮，失去了生機和活力。市民的生活也受影響。
城市建設、交通和景觀也是一樣，有現代化的建築、廣場，有寬敞筆直的大街、大型影劇院、規模化的醫院、高樓聳立的學校、星級的賓館；也應當有人們購物、休閒、喝咖啡的小店小鋪，逛街溜達的小街衚衕，醫生坐診的小診所、家庭圖書館、居民出租房（包括不同價格和不同層次的）。整齊劃一的思維方式，不符合城市、社會、就業、收入和消費等各方面的合理的生態結構和事物生存發展的規律。
為了需要大量遷移的農民人口的利益，為了城市中大量底層居民的生計，地方政府各部門需要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克服部門利益，不要光口頭上執政為民，要寬容為懷、善待民生，對非正規創業和非正規就業網開一面；實行非登記體制，或者備案制；將工商、質檢、城管、衛生防疫、交通行政管理等行政管理和執法部門全額由財政供養，廢除他們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歧視性收費體制；遇到問題，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善意地進行教育和引導，不要以罰款和收錢為目的進行檢查和執法，或者趁解決問題、加強管理之機而打劫；分門別類，區別對待，容許家庭創業和住宅從商。
文章來源：天勇談經濟
作者簡介：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