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是封建王朝中，對君主父系男性血親的稱呼。歷代皇家均設有主管宗室事務的衙門，如我們熟知的“宗人府”。
宗人府當然沒有在影視劇中那麼令皇親國戚聞風喪膽。事實上，宗人府有很多職能，其中非常重要的只能是專司宗族福利和特權，權貴們世襲罔替、身擁特權甚至婚喪嫁娶都要靠這個衙門來為自己謀取福利。除了像雍正一朝善於利用宗人府懲治不聽話的皇室宗親外，歷代宗人府對於宗室來說還是有著非常積極的影響的。
“宗室”一詞始於漢太祖劉邦，漢朝首先將劉姓諸侯分封於全國各地，這些受封后的劉姓諸侯，就是我們所說的宗室。從此以後，中國的封建王朝裡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群體，並一直影響著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
宗室雖然是起源於漢，但卻是興盛於明代。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雖然從漢的劉姓諸侯，到晉朝的河內司馬氏，還有隋唐的關隴集團成員，或是宋代的涿郡趙氏、元朝的蒙古乞顏部。這些宗室雖然擁有遠超平民的特權和財勢，也出現過宗室的動亂，但是有一點我們也應該看到，明以前的中國皇家宗室，雖然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早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然而因其皇家宗室人數的體量畢竟有限，遠遠稱不上“興盛”。而到了明代，這個局面就徹底被打破了。
明代皇家宗室的數量到了怎樣的程度呢？徐光啟在《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說過:“隆慶初，隸屬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 萬曆甲午隸屬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甲辰隸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八萬”。也就是說，按徐光啟的推算，明代宗室人口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了一倍。我們按照這樣的速度計算的話，到了明代滅亡時，整個宗室人數超過20萬人，這也是時人所說“宗室蕃衍無休時”的由來。而當時，根據《明史·食貨志》記載，明末全國人口有6069萬人。另一史料《明實錄》的記載差不多與之差不多，可以推定，明末時期中國的人口應該在五千萬至六千萬人左右。我們可以看出，明末宗室數量之巨，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還要從明代初年朱元璋的一系列舉措說起。
明太祖朱元璋是社會最底層出身的乞丐皇帝，嚐盡了世間辛勞，自然而然就不希望後世如他這般受苦。為了恩澤子孫，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就開始分封九個皇子為親王。朱元璋分封諸子的理由也很充分，《明太祖實錄》中就提到過，朱元璋認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朱元璋由此還制訂了一整套非常完善也非常嚴格的宗室制度，並制定了爵制並且封授了大明王朝的宗室集團，按親王、郡王、鎮國將軍等爵位順序對子嗣進行了層層分封。
這便是明代的“祖宗之法”，也就是明代歷代帝王的祖訓。祖訓就是祖先的遺訓，《書·五子之歌》中雲：“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在封建社會，祖制是宗族的根源，是維繫家族最重要的法規，平民百姓尚且崇信“端蒙養、重家教”，何況是皇室正統。也因祖訓的地位如此之高，所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制訂的一系列宗室制度，也整整影響了整個明代近三百年的歷史，甚至到了明中後期，雖然即便是統治者瞎了也能看出來宗族制度的弊端，但是礙於祖訓，也很難對其進行修改。
朱元璋如此恩澤子孫，其實還有另外的原因。
在明初，很多將領的身份都很特殊，他們或是元朝遺老，或是其他軍閥臣僚，如通直散騎常侍張誕就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的人，而且明初這樣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他們與朱明新朝貌合神離。而且，那些與朱元璋一起打江山的功臣武將，大多都自恃功高，日漸驕橫踐扈。在新朝初立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大明帝國面對守衛邊疆的緊張局勢時，自然就不可能把君權再分給這些信不過的元勳舊部，所以，朱元璋轉移軍權給皇家子嗣，讓他們防邊禦侮，這樣的宗室制度在明初集中皇權和對抗異姓功臣集團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明朝很快就遇到了一個大事件，那就是著名的“靖難之役”。朱元璋死後，明成祖朱棣身為燕王，在建文帝執政時起兵謀反並奪取了皇位。
朱棣統御四海以後，為了拉攏宗室根本沒法放棄宗室統領重兵的傳統。但是有明一代共有四次宗藩叛亂，除了燕王朱棣本人的靖難之役外，還有明宣宗時漢王高煦叛亂、明武宗時安化王真鐳和寧王宸濠之叛。最後，明朝統治者終於在一次次慘痛的事實面前認識到，一味依照祖訓禮法讓宗室統兵是極其危險的，於是，朝廷開始限制宗室的權力，朝廷不僅不允許宗室領兵駐守和出征，更是剝奪了大部分宗親的護衛，禁止宗室出仕做官。
《萬曆野獲編》稱:“本朝宗室嚴禁，不知起自何時，既絕其仕宦,並不習四民之業，錮之一城。至於皇親，亦不許做京官。” 也就是說，宗室們困於一城，不可做官也不能考功名，既不能做生意也不允許上戰場。史家論其“等於錮廢，雖才無所自勵”。
有一個故事很能反應當時藩禁對於宗室的限制。當時藩王的活動只限於城內，是不能夠出城的。基本上形同囚徒。甚至有藩王半夜換上道士的衣服偷偷溜出城去的事情。第五代靖江王召戲班進府，即便是隔著簾子看戲也被舉報，遭到天子申斥。就在這樣的形勢下，藩王們出去玩的唯一正當的理由就只有一個，那就是祭祖守孝。藩王在陵園裡修建大宅子，以替祖先守靈為由，享受一下寶貴的自由生活。儘管歷史可能有誇大其詞的成份，但是我們仍然可看出藩禁的嚴苛。
雖然宗室成員在建功立業一途上已然無望，即便是心有抱負但是有志難張。但同時，皇家對這些宗室們雖然有嚴格的限制，但是在經濟生活上卻給予了他們無與倫比的關照。
《大明會典》中有記載宗室祿米額數: 親王米一萬石，郡王米二千石，鎮國將軍米一千石，輔國將軍米八百石，奉國將軍米六百石，鎮國中尉米四百石，輔國中尉米三百石，奉國中尉米二百石。”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可以對比當時普通人的日常飲食花銷。《明史·食貨志六》中有這樣的記載:“每人每日一升，魚肉鹽醯之屬官給之。”也就是說，平民百姓一年下來的米糧也就花費三百六十五升就足夠了。在明代，十升等於一鬥，而十鬥等於一石。這樣換算的話，一個人一年的米糧花銷也不過四石。而即使最末位的宗室成員，所獲得的俸祿也要比普通人多出五十倍。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錢又極度有閒的宗室成員們，就只能寄情於歌舞酒色。當時的宗室成員，皆廣娶妃嬪妻妾，使得子嗣綿延到了無度的地步，“溫飽思淫慾”的明代皇家宗室們，一舉使得明代宗室人口成幾何倍迅速增長。況且，明代宗室的子嗣可以享受朝廷豐厚的宗祿。多生子嗣就成了許多宗親發家的捷徑，在這樣的情況下，宗室成員們往往擅婚濫妾，甚至以私生子冒充庶子的事也是屢見不鮮。
宗室人口與日俱增，那麼朝廷每年支付給宗室的祿餉也逐漸增大。隨著宗室人口的增加，以至於到了明代後期，各地存留之糧數竟然不足以支付給宗室成員。
明代的邊患多來自於西北地區，因此戍邊的宗室亦多集中在西北。不同於東南沿海歷來的富庶，西北相對貧瘠，因此宗室與地方的經濟矛盾更為突出。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上疏道:“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並舉山西和河南二省為例，認為通“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明史》中也同樣記載: “時宗室蕃衍，歲祿苦不繼。”
由於明代特殊的祖訓，再加上後來明朝統治者對宗室的限制，使得宗室成員基本上不創造社會財富，只是一味消耗百姓勞動所得。各地政府為補充宗室祿米，只能寅支卯糧，拆東牆補西牆，地方和國家財政都不堪其負。朝廷無以支付宗室祿餉，其結果只能向百姓加稅，為了納稅，平民又只得典賣土地。如此惡性循環下，宗室土地越來越多，而國家歲入卻越來越少，百姓的負擔也越來越重。
到了嘉靖時，戶部尚書梁材就詳述了宗室制度的弊端: “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他認為對於財政的影響，宗藩應是首當其衝的。
後來也有朝臣認識到宗室出仕之禁的弊端，如此龐大的群體無所事事必然激化社會階層的矛盾。不過，宗室出仕卻有一個非常棘手的現實問題，那就是宗室出仕後該如何安排他們的官職。按照《皇明祖訓》和明成祖的宗室品級規制，只是宗室中下層的將軍一級，就要位居一至三品。可以說，品級太高使得朝廷對於宗人入仕後的官職安排變得十分困難，這也就直接阻礙朝廷對宗室問題的變革。
上文我們說了，按照宗室祖訓，宗室成員按照與皇帝血親的遠近劃分有不同等級，而明末時全國的宗室成員人數已經超過了20萬人。那麼這麼龐大的一個群體，每一個等級的宗親都過著所謂的驕奢淫逸的生活嗎？當然不是。明代宗室雖然有著極為豐厚的福利，但是並不是所有宗親，都能夠衣食無憂。我們可從發生在明代宗親身上的群體性事件上，來具體分析此問題。
宗室群體性事件是以宗室中下層為行為主體，不涉及其他階層民眾的非政治性暴力事件。明代宗室群體性事件的規模不等，從十數人到數百人皆有。宗室之所以會釀成群體事件，具體而言還是由於其與地方政府的衝突所致。
明代宗室成員按照等級的不同，宗祿的多寡也有天壤之別。《明史·諸王序》中我們可以看到，親王、郡王是宗室中的上層。將軍、中尉等次之，是宗室的中下層。鎮國將軍的宗祿只有親王的十分之一，最低爵位的奉國中尉，其宗祿只有親王的百分之二。《世宗實錄》中說過:“將軍、中尉等爵支給不時，衣食告難，婚姻愆期，怨恣朝夕”。
明代將軍以下的宗室成員，其俸祿是由地方負責支付的。在明朝初年，宗室成員較少，地方尚可以應對，但到了明中後期，宗室變得極為龐大，而且西北部地區災荒頻繁，宗祿問題開始變得非常棘手。御史林潤曾上書曰: “今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國初，支庶不繁，今視昔時數百倍矣。”
很多地方財政拮据無法按時支付宗祿，而宗祿多是下層宗親唯一收入來源，這些宗室成員在與地方政府溝通無果後，常常釀成非和平性的群體衝突。
明代下層宗室的經濟來源極為單一，《廿二史劄記》中記載其“徒仰歲祿，而別無出仕及謀生之路，宗支既多窮迫”。《明世宗實錄》中說到下層宗室的困境:“身系封城，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人可依，數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艱難萬狀。”
宗室成員有如此困境，誠然與龐大的宗室成員數量有關，但是不得不說，明代的宗室制度，也為朱元璋後世子孫們遭遇如此境況埋下了伏筆。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就是宗室“請名制度”。
明代宗室規制有云:宗室成員年滿五歲，需向朝廷請名，讓朝廷賜予他們姓名。對於郡王以下的宗室成員來說，其請名事宜，需經郡王府上報到親王府，再經由親王府內的屬官長史們代親王向朝廷奏請。
制度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因王府有請名代奏之權，這就讓一些親王、郡王甚至屬官長史們看到了一條可以藉機大肆勒索的財路:你想要名字嗎？好，給錢！
有王府對於請名已是公開明碼標價，每次宗親請名，皆要先賄賂屬官長史，甚至還要忍受府內差役的索要。
到了明中後期，官場貪風日盛，王府的勒索就更加肆無忌憚。嘉靖年間，郡王朱儁柏“凡請名封婚祿者，必索重賄”。《明經世文編》中記載:“（寧化）王六子，長者二十歲矣，尚未有名，向臣仰天痛哭日，請名十五年，費銀千餘兩，部文未到，尤然乳名。”堂堂郡王兒子都遭遇到如此境地，至於那些中下層宗親就更加命運淒涼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宗室龐大臃腫，從請名一事上就有所反映。當年明太祖為了避免後世子嗣重名，就借鑑宋代的做法，以火、土、金、水、木為序為皇家宗親擬定二十字。如朱標四子的名字皆屬火旁，
這種禮法到了明中後期就遇到了一個比較尷尬的局面。宗室成員暴增，有藩府人口極龐大，男性宗人幾乎近千人。可漢字的數量畢竟有限，很難找到如此多同一偏旁的字來。因此明中期以後的宗親，其姓名多較為冷僻，甚至出現了臨時“造字”的情況，如朱偕沉、朱謨鍘之類的名字，根本就不知其意。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就說過：“年久人多，不騰重複，至創為不雅之字，而以金木水火土附之，最為可笑。至有讀其名，而今人捧腹絕倒者。”
總而言之，請名這種制度給本就不富裕的下層宗親帶來極大的生活壓力，致使有宗親終其一生竟沒獲得名字。這一點，恐怕也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指定請名制度之初始料未及的。
明代宗室制度，是封建專制在宗親文化上的獨有體現。對於明代宗室的優待，即是皇權對家族自尊的維護，同時對於宗室的枳椇，又成為了激化社會矛盾的導火索。宗室制度使得中後期的大明王朝不堪其苦，封建禮制將人們思想的固化，進而危害了整個王朝的弊端盡露無遺。《孟子·離婁章句下》中有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朱元璋恩澤後世，期望大明永固，卻恰恰因為此，使得後世子嗣成為了徘徊在危險政治懸崖邊緣的特殊群體，也正式拉啟了大明王朝覆滅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