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選自公眾號
編者按
繼首創“軟實力”概念後，約瑟夫·奈的新作《道德重要嗎？》（Do Morals Matter?）又引發了人們對國際政治中“道德”的關注。我們該如何評判總統外交政策的道德性？雖然美國人民一直都在對總統和外交政策進行著道德上的評判，但卻很少有人能給出一套明確的評判標準。在本文中，約瑟夫·奈提出了用於道德判斷的“三維道德觀”，並將現實主義、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三種國際政治中常見的思維方式相融合，發明了一套“總統記分牌”，或將有利於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道德外交政策”的真正含義。
作品簡介
【作者】Joseph S. Nye Jr. （約瑟夫·奈）哈佛大學傑出服務教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名譽院長。他曾擔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負責安全援助、科學技術事務的副國務卿。約瑟夫·奈的最新著作包括《總統領導力與美國時代的建立》（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美國世紀結束了嗎？》（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道德重要嗎？》（Do Morals Matter?）《總統和外交政策——從羅斯福到特朗普》（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他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英國學院和美國外交學院院士。在最近一次關於國際關係學者的調查中，他被評為美國外交政策方面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並在2011年被《外交政策》雜誌評為百位全球思想家之一。
【編譯】呂紫煙（國政學人編譯員，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
【校對】姚寰宇
【排版】趙怡雯
【來源】Nye Jr, J. S. (2020). What is a moral foreign policy？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3(1), 96-109
期刊簡介
《德州國家安全評論》創辦於2017年，由德克薩斯州大學與“瀕臨毀滅的戰爭”（War on the Rocks）網站聯合出版。
約瑟夫·奈：何為道德的外交政策？
What is a moral foreign policy？
內容提要
我們該如何評判總統外交政策的道德性？約瑟夫·奈從現實主義、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中提取了一套基於三方面道德準則的評價標準——意圖、手段和後果。
歷史學家大談美國例外論和道德論，而一些外交家和理論家經常警告美國以德治國（moralist-legalist）傳統的消極影響。按照這種思路，國際關係是無政府主義的疆域，在這裡不存在提供秩序的世界政府。各國必須自我防衛，當生存受到威脅時，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既然沒有有意義的選擇，也就無道德可言。因此，在評判一位總統的外交政策時，應該只看它是否奏效，而不是看它是否合乎道德，但是作者對此持有異議。
懷疑論者通過將事物過度簡化來回避難題。事實上，世界政府的缺席並不意味著一切國際秩序的缺席。雖然有些外交政策問題確實關係到美國國家的存亡，但絕大多數並不是這樣。相反，大多數外交政策問題都涉及需要做出選擇的價值權衡，而不應遵循國家至上的僵化公式。
說所有國家都試圖按照國家利益行事，這是廢話，或至少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問題在於領導者如何在不同環境下，定義和追求這一國家利益。
不管相關人員願意與否，美國人民其實一直都在對總統和外交政策進行著道德上的評判。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再次激起了人們對於“什麼是道德的外交政策”這一問題討論的興趣。不幸的是，許多關於道德和外交政策的判斷要麼隨意，要麼考慮不周，且當前辯論太多集中在特朗普的個性上。很少有美國人清楚他們判斷道德外交政策的標準。
本文提出了一套比較不同道德外交政策的方法。首先，作者認為，好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應能夠從意圖、手段和後果三個方面對總統的決策進行權衡及平衡。隨後，作者分析並比較了世界政治思維模式中三種常見的要素——現實主義（Realism）、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
總統常常會將這三種思維以不同方式結合，來塑造其外交政策的意圖和手段，評估外交政策的後果。作者將通過詳述干涉（intervention）問題來闡明這一過程。最後，作者提出了一套評分系統來比較這些政策。考慮到美國人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政治家和分析家都在激烈地反對外交政策的道德推理，不過這是不可避免。本文的目的不在於解決這些問題，而是使這些觀點結構化。
文章導讀
01
三維道德觀
Three-Dimensional Ethics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都會從三個方面做出道德判斷：意圖（intentions）、手段（means）和後果（consequences）。意圖不僅僅是目標，它包括所宣稱的價值（stated values）和個人動機。大多數領導人公開宣稱的目標都聽起來崇高而有價值，即使他們的個人動機可能會微妙地破壞這些目標。此外，好的目標不僅要滿足個人價值，還必須通過可行性測試。否則，即便是最好的意圖也會造成災難性的道德後果，往往成為通往地獄之路的鋪路石。而純粹基於善意的判斷是簡單的一維道德觀。
道德判斷的第二個重要方面是手段。如果目標得以實現，那麼手段就被認為是有效的，但道德手段還取決於其質量和功效。 一個有道德的領導人須考慮吸引力的軟實力與建立其他國家信任感的重要性。當涉及手段時，領導人必須決定如何將引誘和威脅的硬實力，與吸引他人完成其目標的價值觀、文化、外交和政策等軟實力相結合。在軟實力能夠發揮作用時動用硬實力，或在需要硬實力保護其價值時單獨運用軟實力，都會導致與手段有關的嚴重道德問題。
至於後果，有效性固然重要，它涉及國家目標的實現，但道德後果不僅須對美國人有益，還要對其他人有益。在實踐中，有效性和道德手段通常密切相關。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追求符合道德卻不切實際的目標，或者使用無效手段的領導人會造成可怕的道德後果。心懷好意但缺乏隨機應變能力（contextual intelligence）的領導者，再加上魯莽的現實檢驗，有時會產生不良後果，帶來道德層面上的失敗。
鑑於外交政策的複雜性，謹慎不僅僅是重要的美德。魯莽地評估正義戰爭理論家口中所謂的“成功的合理前景”（a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可能會導致道德層面的重大失誤。有關後果的良好道德推理還須考慮保持一種制度秩序，以鼓勵道德利益及某些具有新聞價值的行動。在這過程中，考慮“不作為”（non-actions）的道德後果也很重要。
良好的道德推理不能僅僅根據所宣稱的意圖或結果來評判總統的選擇，而應基於意圖、手段和後果所有三個方面。
02
世界思維模式和道德外交政策
Mental Maps of the World and Moral Foreign Policy
對世界政治的準確描述是什麼？難道在國家利益面前，領導人必須放棄道德嗎？領導人是否對非同胞負有責任？外交政策領域的道德話語依然存在，領導人利用三種流行的世界政治思維模式，對上述問題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現實主義（Realism）
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現實主義流派，但現實主義者們都描繪了一個無政府狀態的世界，國家的生存依賴於自助——國際道德和制度提供不了多少援助。與完全懷疑論者不同，現實主義者承認一些道德義務，但他們認為這些道德義務主要限於：在世界政治的嚴酷環境中，審慎行事的美德。
在情況危急的生存環境中，結果確實可以證明看似不道德的行為是正當的。但一般來說，這種極端緊急狀態的可怕困境十分罕見，領導人經常誇大危險和威脅，以證明自己行動的正當性。
但是，現實主義者用一種假裝不存在道德選擇的方式來描述世界，實際上卻正是在做出一種道德選擇，只是後來又掩蓋了這種選擇罷了。生存是第一位的，但這並不是價值列表的終點。大多數國際政治問題都與生存無關。
精明的現實主義者還意識到不同類型力量的存在。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沒有一個總統能夠在無權的情況下領導國家，但權力不僅僅是炸彈、子彈或資源。你可以通過脅迫（大棒，sticks）、報償（胡蘿蔔，carrots）和吸引力（軟實力，soft power）讓別人聽從你的意願，而要想充分理解權力，必須涵蓋所有這三種行為。原因在於，單靠軟實力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夠的，且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實現其效果，因此領導人發現脅迫或報償的硬實力更具吸引力。但與將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吸引力結合使用相比，單獨使用硬實力的成本更高。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取決於其文化、價值觀和政策。
關於國家利益，廣義而長期的定義（可以包括其他國家的公民）與短視的定義（不包括其他國家的公民）之間存在道德差異。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另一種重要的思維模式是以一種普遍人性的視角來觀察世界，這種視角被稱為“世界主義”。世界主義者認為，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道德價值，不分國界。雖然它可能很脆弱，但國際人類共同體（international human community）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
基本人權是普遍的，這是世界主義思維模式所依據的信念。許多美國人在一系列跨越國界且日益擴大的同心圓中，同時對幾個共同體持有多種忠誠。一個人可以同時感到自己屬於一個城鎮、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職業、一個跨國民族和全人類。然而，人們對外圈的忠誠往往較弱，由此產生的道德義務也比世界主義者通常認為的要弱。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堅定的包容民族主義者和溫和的全球主義者，但民族共同體的意識往往更加強烈。
邊界是任意的，有時是不公平的，但國家也是催生附加角色、權利和責任的共同體。一個世界主義者如果忽視了國界在道德、法律和制度上的重要性，就無法在國際領域中公正地平衡權利，這如同一個狹隘的現實主義者把一切事務都視為國家生存的問題。
自由主義（liberalism）
自由主義有多種流派。國際政治通常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但無政府主義僅僅意味著“沒有政府”，並不一定意味著混亂。自由主義者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權力平衡、國際法、規範和國際組織等基本實踐和制度，可以建立起足夠的秩序，為做出有意義的道德選擇構建框架。制度影響對未來行為的預期，這使得領導人能夠超越純粹的交易主義（transactionalism）。
不同的世界思維模式以不同的方式描繪無政府狀態，這就影響了領導人制定其道德選擇的方式。自由主義者認為，雖然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世界治理。因此，自由主義者們認為無政府狀態是有限度的。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國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機構，國家既是一種現實，又是一種道德共同體。
混合思維模式（Mixing Mental Maps）
這三種世界政治思維模式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實際上，領導人在不同情況下，以各種方式將其結合，以塑造對外政策所宣稱的意圖、手段和後果。通過對1945年以來的14位美國總統的詳細對比，作者發現大多數美國總統都是“帶有一點世界主義色彩的自由現實主義者”（liberal realists with a touch of cosmopolitanism）。現實主義是大多數總統在規劃外交政策路線時的默認立場。作者認為，在一個主權國家的世界裡，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出發點。
現實主義是正確的起點，但太多現實主義者在起點止步不前，並未意識到現實主義是制定良好政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他們沒有認識到，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往往有助於形成一個精準的道德思維模式。當生存受到威脅時，現實主義是道德外交政策的必要基礎，但它並不適用於所有情況。這又是一個程度問題。既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獲得絕對安全，那麼道德問題在於，必須確保達到何種程度的安全，才能將其他價值（例如福利、身份或權利等）納入總統外交政策的考慮範圍？僅僅宣稱安全第一或正義是以某種程度的秩序為前提是不夠的。總統必須評估一種形勢與霍布斯或洛克思維模式的契合程度，或者說，在何種情況下，行動取決於確保安全與追求其他重要價值之間的連續統一。
公眾輿論也表現出類似的混合思維模式。因為美國人通常更關心國內問題而非外交政策，所以他們更傾向於現實主義。在民意調查中，免受攻擊與經濟安全通常排名最高。由於精英階層的意見往往比公眾更傾向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t），一些批評人士認為，精英階層比公眾更加自由。然而，公眾對國際組織、多邊協議與行動、以及國際集體決策模式表現出的廣泛強烈支持，表明大多數美國人是“新自由主義者”（neo liberals），而民眾對人道主義援助的支持則帶有一些世界主義的特徵。
03
干涉案例
The Example of Intervention
在最近有關外交政策的辯論中，干涉（Intervention）一直是充滿爭議的問題，這引起了有關“美國應在何時採取行動，將其勢力範圍擴大到境外”這一問題的思考。 現實主義者認為，如果幹涉能防止秩序所依賴的均勢被打破，那麼幹涉即合理。世界主義者優先考慮正義和人權，以證明人道主義干涉的正當性。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是擁有《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主權權利的群體，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只有以對抗先前干涉為目的，或為了制止一場以民族自決為藉口的屠殺時，干涉才是正當的。
在實踐中，這些原則通常以各種方式相結合。隨後，作者對越南戰爭、兩次海灣戰爭、敘利亞內戰等案例進行分析，並指出：就干預的後果而言，手段和目的同樣重要。在決定是否進行干涉時，沒有任何一種思維模式能給總統提供一個簡明的答案，也沒有任何替代品能取代總統良好的判斷力和隨機應變能力。
在最廣義的定義中，干涉是指影響另一個主權國家內政的外部行為。從道德角度看，強制程度對於限制當地選擇及權利十分重要。此外，軍事幹涉是一種危險的手段。它看似簡單，但實則不然。謹慎起見，須謹防意外後果。
04
“因事制宜的最佳道德選擇”：總統記分卡
“The Best Moral Choice in the Context”: A Presidential Scorecard
那麼，我們如何評判一項外交政策的道德性呢？鑑於其標準的複雜多樣，作者認為，下面的這個記分卡提供了一些基本準則，可以判斷道德外交政策的構成要素。
意圖：目標和動機
1. 道德視角（Moral vision）：總統是否表達了具有吸引力的價值？這些價值是否決定了他的動機？他是否具備“情商”（emotional IQ）來避免這些價值與其個人需求發生衝突？
2. 審慎（Prudence）：他是否具備隨機應變的能力，來實現自己所追求的價值和強加於他人的風險之間的平衡？
手段
3. 使用武力（Use of force）：他在使用武力時是否關注必要性、區別對待平民，及平衡收益與傷害之間的比例？
4. 自由主義考量（Liberal concerns）：他是否嘗試尊重並利用國內外製度？他在多大程度上考慮了其他民族的權利？
後果
5. 受託人（Fiduciary）：他是符合美國長期利益的良好受託人嗎？
6. 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他是否考慮過別人的利益，並儘量減少給別人帶來不必要的傷害？
7. 教育意義（Educational）：他是否尊重真相併樹立信譽？他是否尊重事實？他是否試圖在國內外製造和放大道德話語？
這個三維記分卡並不能解決所有判斷問題，但當比較不同外交政策領導人的道德時，它鼓勵人們從各個方面審視總統的行為。隨後，作者以美國前總統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為例進行了說明。
05
總結
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情景的複雜性，這就是為什麼在制定道德的外交政策時，總統的隨機應變能力（理解不斷變化的環境並利用趨勢的能力），是一項如此重要的技能。有時，審慎由於被視作純粹的戰略利己主義而受到忽視，這種戰略利己主義與道德信念相對立。但在三維道德觀中，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對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及如何建設國家（build nations）仍然所知甚少。當無法確定如何改善世界時，審慎就成為一種重要的道德責任，而傲慢的願景則可能造成嚴重損害。審慎通常需要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和情緒管理能力，並將其轉化為建設性的目的，而不能被情緒主導。
這使我們重新回到了制度、公共產品的作用，以及總統在多大程度上定義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等問題。對總統外交政策的總體評估不僅取決於具體行動，還取決於行為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環境。
若缺乏良好的隨機應變能力，善意的干涉可能會使數百萬人的生活變得更糟。對於總統來說，審慎是制定良好外交政策的必要美德，但僅有審慎還不夠。
要想評判總統過去所奉行的道德外交政策——指既能使美國人更安全，又能讓世界更美好的外交政策，重要的是看其全方位的領導才能，著眼於行動和制度、作為與不作為，從而做出全面的三維的道德判斷。即便如此，我們也常常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外交政策的本質就在於此。我們不能從外交政策中消除道德話語，但可以嘗試在如何構建道德推理方面更加自律。
本文由國政學人獨家編譯推薦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平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