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千年王朝更迭史中存在十分突出的“二世現象”，該現象引人注目之處在於：絕大多數新王朝建立後，國家政權不是“二世而亡”，便有“二世之亂”。
這種或亡或亂的“二世現象”，不僅反映了王朝更迭過程中的矛盾衝突，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專制社會權力傳承的一種獨特類型，折射了封建王朝政治規範的兩難狀態和約束乏力。一、什麼是“二世現象”
在中國歷史上，秦二世而亡，一直是歷代君臣儒士談論的話題。自賈誼撰寫《過秦論》到章炳麟作《秦政記》，兩千餘年來議秦政得失者，不乏其人。但是，如果細讀數千年中國王朝更迭史的話就會發現，新王朝二世而亡者，並不獨屬秦，而王朝開國後二世不亡者，也多有二世之亂。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提出了“王朝二世危機”假說，他認為任何封建王朝建立後50年後，或者是傳到第2第3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如果王朝統治階層有足夠的統治能力，通過了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發展，不能通過的話就會土崩瓦解。
柏楊的假說揭示了中國王朝發展史上的“二世現象”，它和王朝週期律一起構成了中國王朝發展史上的謎題，而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理解王朝的二世現象。新王朝取代舊王朝必然伴隨著舊王朝的覆滅，但是如果此時舊有的社會矛盾得不到解決，原有推翻舊王朝的力量便會反噬新王朝。此外，新王朝與王朝開創者之間的關係，中國古代王朝權力傳承規律等都會或多或少的與二世現象直接關聯，我們在下文詳細論述。
二、“二世現象”的表現和類型
我們所說的“二世現象”，主要指封建王朝歷史上建立統一政權的新王朝，在第二代君主即位前後所發生的二世而亡或二世而亂的現象。這裡的“亡”，是指新王朝開基不久，至第二代君主執政便告滅亡的現象；至於這裡說的“亂”，則更為複雜，除了天下大亂外，還有繼承皇位的奪嫡之爭，帝系大權旁落的臨朝稱制，甚至有先帝權威衰落，各地王候為填補中央權力真空而發生的王侯叛亂。
縱觀中國歷史，除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外，自禹子啟建夏朝，中國便出現了“二世現象”，《古本竹紀年》稱夏二世帝太康“居斟鄩，乃失邦”。其後，周有周公攝政下的管蔡武庚之亂；秦隋系二世而亡；漢有諸呂之亂；明有靖難之役，至於天下混戰數國鼎立時代的小朝廷，“二世現象”更是不勝枚舉。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的“二世現象”具有廣泛性，儘管“二世現象”刀光劍影，紛繁複雜，但是仍可大致分成以下幾類。
（1）奪嫡之爭。這種“二世之亂”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最為常見。所謂奪嫡之爭，就是以種種手段改變帝位嫡長傳承製度，或廢除先帝確立的繼承人。它不僅是新王朝之“亂”，又常是天下大亂的導火索。人所共知的秦趙高矯詔奪嫡，隋文帝受騙廢立，唐太宗三子爭位等，都屬此類現象。古人對皇太子廢立、奪嫡之爭有很深的看法：“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
（2）王侯叛亂。縱觀封建王朝史，新朝開國後最大的威脅多來自權傾一方的王侯鬧事、反叛。西周的管蔡之亂可算是迄今已知的史有記載的最早的王侯之亂，此後有西晉“八王之亂”。史官論述它的危害時稱：
武帝死，八王亂，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譭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鈕。”
從史書中論述的危害中，我們可以看出王侯叛亂對於社會的威脅程度，對於中央權威的挑戰。事實上，也正是因為西晉的八王之亂，引發了遊牧民族紛紛南下，中原大地陷入戰火之中。
（3）攝政稱制。從中國古代王位傳承的情況看，新王朝先帝去世，第二代君主年幼，在不廢幼主的情況下，常出現由其長輩或重臣行使王權的現象。這種行使王權的行為通常有兩種說法，一曰攝政，一曰稱制。兩者雖然含義相近，但前者為代理，後者為代行，仍有一定差別。
攝政稱制之所以是“二世現象”，一方面是從古代王位繼承製度看，它屬於僭越，另一方面它又成為引發其它動亂的根源，如西晉賈后干政鬧出“八王之亂”，毀了司馬氏的江山，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二世現象”的特點以及成因
中國歷史上引人注目的“二世現象”，其特點常常表現為對中央權威的侵襲，其震動面主要在高層。這可以從“二世現象”很少全局性震盪，多為宮廷之爭，王侯反叛的事實中得到證明。但是，它危害大，情況複雜，不易控制。歷史表明，“二世現象”不僅是新朝開國後社會由亂至治的關鍵，而且關係到社會整合，國策走向，王朝興衰。就封建王朝歷史上的“二世現象”來看，它大致由以下幾種原因形成。
（一）社會長期動盪後，新朝開國後的社會整合方式錯位，不適應社會要求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長達數百年的社會分裂、邦國林立時期，其一是春秋戰國，再就是魏晉南北朝。前者諸侯混戰達450年，後者雖中經西晉短暫統一，但前後分裂仍長達394年。而在這種背景下統一的秦、隋全都是“二世而亡”。原因何在呢？
從秦朝來看，始皇帝“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答天下，威振四海。”為什麼會“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賈誼說原因在於“仁義不施”，柳宗元認為“咎在人怨，失在於政”，事實上都未指出要害。
秦二世而亡雖然有多種解釋，但開國後整合社會方式的錯位，是主要原因。春秋戰國分裂四五百年，秦始皇用10年時間完成一統，也只是為社會整合創造了前提條件。當時，秦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怎樣融合其他六國臣民的精神，創造社會認同的觀念，而在這方面秦並未重視。
秦統一六國，劍鋒所指，六國軍民沒有起義響應的，足見社會對秦的不歡迎態度。在這種社會情緒之上建立的秦帝國實際上是憑藉武力樹立的權威。秦由於武力的成功造成了對武力的崇拜，在全國政權建立後繼續用武力整合社會，不僅影響了經濟生產，也破壞了社會穩定，最終導致二世而亡。
（二）王朝創始者魅力型人格衰落轉化的過程中，引發內部紛爭
這是中國歷史上“二世現象”形成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因。中國歷史上的新王朝建立者，很多是在野的領袖，有些甚至是布衣百姓，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以“仁義”表現超凡的品格，構建魅力型人格權威，以此贏得追隨者。
在中國歷史上，類似這種製造魅力型權威的行為屢見史書。周文王厚葬野骨，周武王拜天伐紂，陳勝吳廣的魚腹藏帛，漢高祖的斬白蛇起義。但是，憑藉這種方式建立的魅力型統治在某種特殊的意義上是不穩定的。一方面，它會隨著創始者的消失而衰變；另一方面，不穩定的魅力型權威具有向傳統型權威演變的必然趨勢。
先秦時期，成湯、文武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魅力型人格權威，集合諸侯推翻舊王朝開立新基業的。他們在世時諸侯賓服，王室上下不敢萌逆，一旦他們去世，昔日跟隨他們的貴族王室便參與謀亂。這是因為即位的新君不是幼弱，便是與開國之主的人格力量相去甚遠。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追隨者缺失了昔日魅力權威感召服從的力量；另一方面追隨者自身地位的變化，使他們每個人都具有暴力威勢向權威轉化的可能，這樣就難免引發權力之爭。
（三）傳統的權力傳承缺乏制度保證，加劇了歷史上的“二世現象”
中國自夏以後，王位傳承的矛盾日益突出。葵丘盟約雖然確立了“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嫡長子繼承製，但是在實踐中仍然遇到了不少麻煩。原因是新朝開國君主常常有一批立了開國之功的親戚兄弟，此外，還有一批功勳卓著的追隨者。他們不敢向開國皇帝挑戰，但是所有的人都在盯著老皇帝死後的王位。此時的王位，恰如荀子所說：“一兔在野，眾相遜追。”
因此，葵丘盟約雖立，但奪嫡之爭難止。且不說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表現，即使到了中國第一個封建帝國秦朝崛起，也沒能按嫡長子繼承製傳承王位。
漢高祖雖然立了嫡長子劉盈為繼承人，結果卻因劉盈太文弱，引發了漢室功臣、外戚、宗室三系傾軋之亂。至於為了減少王位傳承中諸子相爭的矛盾而規定的“立嫡以長不以賢”，也沒能保證王朝的二世太平。西晉遵守這一規定把江山傳給白痴式的嫡長子惠帝，鬧出了“八王之亂”。
四、“二世現象”對封建王朝歷史演進的影響
歷史上頻繁出現的“二世現象”，因其對新開國的王朝具有或亂或亡的作用，而對王朝歷史的演進產生巨大的形響。“二世現象”的這種影響，主要是從兩方面實現的：其一，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二世現象”對後世王朝具有正負兩種誘導作用。其二，從古代王朝的史鑑傳統看，“二世現象”通過史書、諫諍等成為影響政治生態的一個因素，規範帝王行為，引導歷史在後顧中前行。
首先，“二世現象”在歷史過程中產生的負面誘導，有時能夠將歷史演進推入一種極端的境地。五代十國時期的驕兵悍將動輒廢立君主，而陳橋兵變上臺後的宋太祖在開國後採取了一系列弱軍政策，結果使北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文弱的王朝，既不能統一中國，又屢遭外族入侵，直到靖康之變，北宋滅亡。而“二世現象”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正面誘導作用，常常以“效仿”的形式出現，西漢創立後以“避”的方式，扼制了秦“二世現象”。
此外，中國古代社會雖然是專制社會，但卻有悠久的諫諍傳統。“二世現象”的教訓往往會通過史書的記載流傳下來，史官對於王朝治亡興衰規律的總結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後世帝王的治國理念。當後世帝王行為有違祖制或者是不合理時，諫官往往會直言相告，促使其改正。
小結
中國歷史上的“二世現象”，大多表現為二世而亡或者是二世二亂，其中既有社會整合方式的錯位，也有王朝創立者魅力型人格衰落以及傳統封建權力傳承缺乏保障的因素。“二世現象”對後世王朝的制度運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於後世王朝的治國理政具有正負兩面的誘導作用，並通過史書以及諫諍滲透到後世王朝的統治當中。
相關參考資料：《資治通鑑》、《劍橋中國史》、《中國人史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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