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公元1037年1月8日，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伟大的词人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
每当我们谈论起苏轼，第一想到的绝对是他那令人赞叹的才华，以及他对待世事乐观旷达的态度。“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竹杖和草鞋轻捷得胜过骑马，繁杂的世事有何可怕的？我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潇洒地过我的一生。
苏轼 定风波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但是当我们了解过苏轼的生平经历就会发现，这样世事了然的苏轼并不是一天炼成的，其中的缘由更是一波三折，颇有浮沉之感。
“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着，一个瑜伽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苏东坡传》序
少年英才，意气风发
仁宗嘉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年少的苏轼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首次出川，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进京应试。
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当时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二人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就把他们震动了。当时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当时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苏轼只得第二。
苏轼应试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同时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
仁宗嘉佑六年，24岁的苏轼以《春秋对义》在礼部复试中取得进士第一，状元及第。苏轼顶着“百年第一”进入官场，被朝廷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此时的苏轼少年英才，意气风发，整个世界好像都是充满希望与新生。
丁忧返乡，回来时却时过境迁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病逝，苏轼、苏辙两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皆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王安石变法
朝野上下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早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对苏轼此举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苏轼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爆发，生死一线
苏轼仕途生涯的转变发生在他44岁这一年。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以后，他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不巧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唏嘘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苏轼下狱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因耿直上言而获罪受辱，苏轼大志无望实现，对他来说不仅是打击，也是讽刺。
历遍人间世，心中自持轻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的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赤壁赋》
流放地黄州，也是苏轼新生命的起点。他将在这里完成蜕变，以前所有不合时宜的想法统统抛掉，他已经放下执念，难得糊涂。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苏轼不一样，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海南儋州的三年，是苏东坡在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
宋徽宗继位，天下大赦，苏东坡得以北归。离别之际，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复当年，经过“乌台诗案”，见过世态炎凉、生死茫茫，他变得旷达，心境变得通透。
苏东坡的一生共在十四个州县担任过要职，既有靠近都城条件稍好的徐州、常州、杭州又有远离本土条件恶劣的惠州，最远更是到当时荒凉无比的儋州。儋州是苏轼最后一个贬谪之地，在他去世的两个月前。苏轼写了一首词回首自己的一生：
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问汝之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前期张扬恣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期淡泊达观，遭受各种无妄之灾，却学会了放下，从山水间寻找乐趣，从佛教中觅得心灵的宁静。是啊，他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