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病房乍看上去和尋常住院病房沒什麼兩樣，白色的天花板和電燈，白色的空調發出呼呼的嘯聲，從朝向走廊的小窗戶望出去，唯有穿著白色隔離服的醫務人員來回行走，提醒著每一個人，致命的病毒無處不在。
一天24小時，圖森的飲食起居都被限定在不到10平米的病房裡，需要的任何物品都會通過傳遞窗遞進來，以最大限度避免和外界接觸，要離開必須要走另一側的專用通道，不過目前他還不能出去。
從圖森入住起他就被告知，還需要等待。臨床診斷上說他只是一個疑似病例，護士給他採血，一次血常規，一次核酸檢測，其餘時間都在進行抗炎治療，他手臂上插著留置針，除了輸液，口服藥也不能停。
“剛開始被隔離在小房間裡，心情壓抑，每頓飯吃一兩口就再也吃不下了。”圖森說，壓抑的心情也讓他對醫生的治療產生抗拒。
艾滋感染者
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前，他是一個在武漢生活的艾滋感染者。
兩年前，即將大學畢業的圖森正要走向工作崗位，他是醫學專業背景，這意味著他可能要和疾病打一輩子的交道。但就職前的體檢報告上HIV陽性的結果，徹底擊碎了他的醫生夢。他面無表情地看著確診報告，“心裡其實早就翻江倒海了。”他回憶道。此前，他很少了解過什麼是艾滋病，更不會想到自己怎麼會和“絕症”產生聯繫。
在接下來的兩週內，朋友的陪伴讓圖森從緊張不安中舒緩過來，他們去爬山，去江邊散心，但問題還是要面對，他決定告訴家人。
“我覺得有些事情一個人很難扛下來，我必須得跟別人說。”圖森先告訴了哥哥，後者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圖森的父母知道。“從震驚到理解，他們其實並沒有聯想太多，只是覺得可能你就是得了一個病。”但改變還是有的，這似乎給圖森造成了某種受害者解脫。“原來他們覺得我的人生可能要一定事業有成才完美，現在他們覺得我過得健康快樂才是第一位的。”
兩年後的春節假期，1月18日，圖森出現了輕微的上呼吸道炎症反應——頭暈和乾咳。他原本打算去做一個全面的檢查，但看到新聞裡醫院人滿為患，他猶豫了，“我當時擔心自己免疫力可能會受到影響。”
一天後，他改去當地社區醫院就診，醫生當即給他測量了體溫，37.8度，這並未達到武漢收治發熱病人體溫至少38度的標準。社區醫院的醫生按照處理常規流感的方法，給他開了包含芬必得在內的藥物，“臨走前醫生叫我一定放心。”
他決定回家，他自己也好奇，“一路上都沒遇到什麼困難。”比後來全國對武漢人的如臨大敵，他說回家的路途出奇得順利，“詢問、檢查都沒有。”之後的幾天裡，藥物似乎起了作用，圖森覺得身體似乎在好轉，頭暈的症狀消失了，但乾咳還在。
從1月中旬開始，“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可能性”的消息牽動了每一個關注武漢疫情的國人，但直到20號，國人才從鍾南山口中確認了上述事實。
一度有武漢市民在下達封城命令後嘗試離開武漢，從23日凌晨四點左右開始，大批車輛湧向武漢天河機場的出發層，最多時幾乎一秒鐘一輛車到達。一名四川籍女遊客稱，她原本購買了23日上午11點從武漢飛往成都的航班，凌晨兩點時，正在刷微博的她看到了關於武漢封城的新聞推送，立即重新購買了早上7：10的航班，趕在封城前離開。在武漢火車站，改簽窗口排起長龍，旅客隔著玻璃對售票員大聲喊叫，“到哪裡都行，只要能走。”
更多的人選擇駕車離開武漢，不少離開武漢的市民把逃離武漢的過程發到微博上。一場轟轟烈烈的“圍堵鄂A牌照私家車”開始了。在山東，舉報來自武漢的人員和車輛可以得到最高1000元的獎勵；在江蘇，一根金屬桿把一戶剛從武漢回來的人家的門堵上，隔離變成了監禁；在安徽，湖北牌照車輛被禁止入境……一些地方出現了“酒店拒絕湖北人入住”，而在另一些地方，道路被挖斷，通道被堵塞。
立即隔離治療
儘管其它症狀緩解了，“但是乾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經過了一天的內心鬥爭，圖森還是下了決心，必須去，必須得給自己尋條生路，他擔心自己萬一真的感染了新冠肺炎，考慮到他的特殊情況……24日他再次回到醫院，加入就診大軍當中。
半天的時間裡，圖森經歷了採血、拍胸部CT以及惴惴不安的等待。拿著檢查結果回到最初問診的醫生那裡，醫生仔細觀察之後，旋即給出了判斷：立即隔離治療。
儘管圖森的體溫始終沒有超過38度，血常規也顯示正常，但是在胸部CT當中可以看到明顯的白影，——這是新冠肺炎臨床診斷的標準之一。
醫生的話讓年僅24歲的圖森開始構想可能發生的最壞結果，“我的病情會不會因為艾滋病而惡化”，並且新冠肺炎跟艾滋不同，他擔心自己可能傳染給家人。圖森在治療之初就告訴醫生自己是艾滋感染者的信息，“去年國慶體檢CD4有600多，病毒載量小於20”。
“我覺得如實相告是出於保護醫務人員的心理。”醫學出身的圖森也知道，住院之後患者的血液會被採集化驗，不管是乙肝、艾滋病還是其它，這無論如何是隱瞞不住的。
艾滋病感染者通常對自己的身份諱莫如深，1月24日，微博名“化妝師鄒俊熙”在微博上發聲，說自己只剩下8天的藥，而他因為身在天門已經封路，無法前往疾控拿藥。在這種情況下，鄒俊熙知道自己要麼吃昂貴的進口藥，要麼就只能原地等死。
他曾主動聯繫公安部門，後者聯繫了當地工作人員，根據鄒俊熙本人1月25日的微博顯示，當時非但沒有解決缺藥的問題，還在本人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被公開了感染者身份。隨後鄒俊熙聲稱準備自殺，這又引來更多的指責和謾罵，有攻擊他隱瞞感染者身份的，也有批評當地工作人員辦事粗暴的，正爭執不休之際，化妝師鄒俊熙的微博三天後被註銷。
一個同為艾滋感染者的朋友，因為突發膽結石需要手術，又特別擔心會被拒診。為了打消朋友的顧慮，圖森反覆查找，終於找到了該科室工作人員的QQ，將感染的信息告訴工作人員後，圖森再三確認了不會拒診，這才辦理入院。
“我覺得感染者內心需要有一個建設，你不能無視這個東西，就得想辦法跟它如實地相處，你總會說出來”，他說道，“但同時大城市的醫療環境還是要友好些，能留在大城市也是一種幸運。”
艾滋對圖森的生活帶來不少麻煩，“因為我晚上要服藥，所以很多晚上的社交活動我只能推掉，服藥的時候也儘量不要讓旁人看到。”但現在，圖森又感染了新冠肺炎。儘管在確診之初他就第一時間告訴了家人，但他感染新冠肺炎的事情還是在社區被洩露了出去，一時間周圍人都在繪聲繪色地議論，“說我去過哪裡，傳染了多少人，又從哪裡被七八個警察抓走。”
我會很坦然地說我罹患新冠的經歷
根據治療的要求，主治醫生將他服用的抗病毒藥物之一的依非韋倫換成克立芝。克立芝需要每天服藥兩次，到了服藥的時間，醫生把藥物裝在一個托盤裡，送進由走廊向病房的小窗裡。醫生放進去，把小窗關上，圖森再從另一邊打開。不只是藥品，病患每天的食物和一切用到的生活物資都要通過這個小窗傳遞。“每次到點，醫生都會提醒我按時吃藥，然後眯著眼睛對我一笑。”
頭幾天，圖森每天躺在床上刷微博，他說，“網上那段時間全是不好的消息，會讓我越看越鬱悶。”網上謠傳說“白肺”是重症病人的標誌，這加劇了圖森的憂心。但由於醫務工作人員實在不夠，加上他的醫學專業背景，主管醫生讓他參與了病房內的輔助工作，幫其他患者量體溫、送藥。就像當初確診艾滋的時候一樣，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一定程度上使圖森不那麼憂慮了。
到了27日，圖森終於確診了新冠肺炎。但好消息是，相比幾天前拍攝的CT，他胸中的白影在縮小，從側面也說明他的病症沒有那麼嚴重。
28日醫生把他的輸液治療停了，克力芝似乎對新冠肺炎起了一定療效，但服藥和霧化治療還在，同時理化指標的檢測也沒有停。“採集動脈血的時候還是很疼，只能咬咬牙挺過去。”
圖森不是來得最早的，在他住隔離病房的前一日，隔壁房間就已經住進來比他年長几歲的小哥哥。“我去給他量體溫的時候，就看到他一直在說感覺自己不行了，但他各種理化指標都是穩定的。”第二天，圖森看到這位小哥哥的病房已經添置了心電監護儀，又過了一天，呼吸機也被搬進來了。
“我覺得人得讓自己的生活充實起來，這個跟坦白一樣重要，這樣的話你就會忘掉那些不快的事情。”
為了保證身體，圖森還想辦法讓自己多吃，“我學著網上的樣子，邊吃邊看劇，有意無意往自己嘴裡塞東西。”
圖森的午餐
治療和觀察又持續了幾天，他說：“當時我遇到什麼問題都可以跟醫生說，比如換藥是他和很多專家一起得出的方案，我當時知道了，心裡就很感動。我還跟濟南的李輝說過換藥的事，李輝跟艾滋打了很多年交道，她給數萬名艾滋病患者提供諮詢和心理疏導，是她讓我一開始就放下了擔憂。”
2月5日，經歷了十多天治療的圖森核酸檢測呈現陰性，他終於得以出院，雖然出院後還需自我隔離觀察。出院那天，他從護士的口中聽到了隔壁房小哥哥去世的消息。兩天後，向大眾警示這場瘟疫的李文亮醫生也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他吃驚於李文亮醫生“死了兩次”，“吃驚到令人心寒。”曾經參與過臨床搶救的圖森，親眼見過患者的離去，那種“無可奈何的痛苦”，既讓他想起自己曾“作為”一個醫務人員，同時又讓他想到自己也是一個感染者。
“我覺得自己心態能很快調整好，家人的幫助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從當初確診艾滋再到四處求職，包括這次又遇到新冠肺炎。“我自己一個人肯定消化不了，我必須得跟別人說。包括對醫生也是那樣。”
他曾在微博上看到過一個醫生的微博，“他並不歧視感染者，他只是希望我們作為艾滋感染者也能夠尊重他們的生命安全，因為這個畢竟是有傳染概率的，所以說在住院的時候主動告訴他們，也是採取一些防護措施更好地保護自己。”
“我是非常支持主動告訴醫生的。”他說。如果可以，能對所有人說這件事，不是就沒有這件事了麼？或許，對家人、朋友乃至醫生的坦誠，也是圖森能夠順利治癒的原因吧。
湖北解封后，大家對新冠也不那麼恐懼了，圖森說：“我會很坦然的告訴我身邊的人我罹患新冠的經歷，目前新冠對我的工作和生活也沒有任何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