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7月，我們報道的《這也是隱秘的角落：死囚靈魂擺渡人②》中，講述了杭州市看守所民警錢錦標的故事。
在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監管區工作6年，他講述的高牆之內的心靈救贖，有想象之外的唏噓。
而比起這些不為人知的內心風暴，17年前，艾滋監區從無到有的創建，更非坦途。
聽聞杭州市西湖區看守所對艾滋病毒攜帶者犯罪嫌疑人進行了集中關押，全國數十家媒體等候在此，記者們關心的是，這種和艾滋小偷不斷糾纏的困境，是否就此能真正破題？圖為資料照片。
2003年11月，當12名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集中關押進西湖區看守所……這在當時的杭州，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抉擇。
艾滋病人犯法不關押？這一理所當然的想法，從此，在杭州終結。
1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
很多老杭州也許都還記得，17年前，不少人把翠苑一帶稱為杭州的“小香港”。
這裡地處城鄉結合部，有一種鬧猛，是別處少見的街巷經濟，沿街的服裝、小吃店鋪，學院路上的夜市，至今仍有很多人談起時，依然津津樂道。
但一樣讓人困擾的是，文一路、教工路、西溪路附近，小偷猖獗。市民出門買菜或是去超市，總要特別提防。
正因如此，在當時西湖區公安分局，刑偵中隊裡專門有一個小組，就叫“反街頭犯罪活動小組”，主要任務就是抓小偷。
《三聯生活週刊》是當時國內最早關注艾滋小偷現象的幾家媒體之一，圖為2003年7月報道截圖，在這篇報道中，記者在採訪中體驗民警抓捕時，寫到的施警官，就是我們尋訪的施炳權。
民警施炳權就曾是這個小組的組長。
找到他時，他剛剛去兒子家，幫孫女餵了金魚。
施炳權，已經退休兩年了，可說起17年前的抓捕，依然歷歷在目。講到激動時，他要側過身子去指指窗外的路，彷彿，他依然是那個穿梭在人群之中的便衣警察。
他說：“這些個小偷，從其他城市竄來杭州，以為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有毒癮，並有其他傳染病或併發症。我們民警壓力很大，這確實是個難題，但如果老百姓說我們警察不作為，埋怨我們抓不到小偷，這種話聽到心裡更不是滋味。”
2
有的小偷為了不被抓想成為艾滋病人
“街頭犯罪主要就是偷竊和搶劫，其中，偷竊占80%以上。有些偷竊被發現後，猛跑一陣兒，一旦被追上了，拼命還擊，上手就捶，是為了能甩開警察，讓自己逃掉，出手非常狠。
艾滋小偷不一樣。”
施警官回憶。“他們好像不怕我們警察抓。好像艾滋病，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擋箭牌。
第一次抓到艾滋小偷時，是在一個服裝店。
他偷了一個2000多塊錢的手機，還有一些現金。
我們剛要靠近他，他馬上舉起雙手，大喊不要抓我，我是艾滋病人。
等送去派出所，帶去做尿檢，真的是艾滋病人。
這些艾滋小偷到翠苑來偷，卻住在拱墅，那裡房租便宜，但他們的犯罪事實是在翠苑發生的。案發量的數字，讓我們這些民警，從早到晚像‘住’在大街上一樣，盯著他們。
從文一路天橋俯瞰兩邊街道，井然有序的城市面貌，安全感油然而生。
那段時間，我們統計過，僅僅是上午，就有兩個偷竊作案高峰，一個是在早上8點左右的公交車上，大家都在趕著上班，那時，還沒有支付寶，手機也很貴，小偷最喜歡扒包，偷現金和手機。
另一個高峰是在9點左右，沿街的店鋪，剛剛拉開卷閘門，可能手機和錢包隨手放在一處，就去忙著準備當天的營業，小偷們特別能鑽空子，進去搶到就跑，2000多塊錢的手機，他們轉手拿到二手交易市場去，能賣200多塊錢。
200多塊錢，這是很多的。當時，一份大排飯只要5塊錢，加一個滷蛋和小炒菜，也只要8塊。
第一個艾滋小偷被關進派出所，尿檢確定為艾滋病毒攜帶者後，無處關押，只在派出所關了24小時，就又回到街面上了。
他偷東西了，我必須抓。他偷東西了，他也承認。但之後呢？反反覆覆被抓，反反覆覆與又被放掉。
最可恨的是，有的艾滋小偷會明目張膽地去和市民講條件。‘你手機給我吧，我有艾滋病。’碰見這樣的小偷，有的大學生真的會被嚇住。
有一天，最多時，我竟然抓到了十多個艾滋小偷，這十多個小偷中，完全沒有一個是陌生面孔，我至少在偷竊現場抓過他們兩次，有的甚至次數更多。
我把他們所有人集中到文一路物美大賣場旁邊的小廣場上，苦口婆心和他們講，這麼年輕，去做份正經的工，不好麼？
有一個小偷，看著都不如我正在讀中學的兒子高，他們沒有健康證，也沒讀過什麼書，沒辦法工作。
我又問他們，那能不能去拾荒？撿礦泉水瓶也能賣錢啊？
他們非常不屑，說要吃毒品，必須有錢，撿破爛的錢怎麼可能夠買毒品？
我問他們，你們能不能離開杭州，別在翠苑偷了。我這個老警察，也要面子啊。
結果沒幾天，確實在翠苑看不見他們了，但在黃龍附近抓到的小偷，又是這些‘老面孔’。”
3
杭州警察很溫和
抓，還是不抓？
抓起來，放，還是不放？
如果不放，關押在哪裡？
2003年，王擎坤是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回想起當時的抓捕，記得更清晰的，是當時的困惑。“他們構成了犯罪事實，我是警察，我不能不抓。”
2003年11月15日，發生在杭州翠苑農貿市場裡的一起普通被竊案，揭開了“艾滋扒竊團伙”的內幕。圖為當年審訊現場資料相片。
王擎坤說：“拋開警務職責，會想，有沒有什麼方法給他們轉送走？或者讓他們回老家？
但以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送這些艾滋小偷返鄉的警察都沒回來杭州，這些熟悉的小偷面孔就又在街上出現了。
身為警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主要考慮是，我們抓捕的對象都是有犯罪行為存在的，要根據我們查證的事實來決定，最後決定他們去哪裡的，是要法院、檢察決定的，構成犯罪的應該關押，不構成犯罪要勞動教養的。”
王擎坤介紹，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有關規定：看守所收押人犯，應當進行健康檢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其中第一條就是“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傳染病的”人。
“艾滋病人屬於慢性傳染病，加上這些扒手中許多人已經構成了刑事犯罪，應該被關押，但艾滋病毒攜帶者關押的最大問題是，一旦出現併發症，轉為呼吸系統的疾病，就不是看守所能控制的範疇。”
“在抓捕中，搜身時，發現這個艾滋小偷身上有封已經寫好，但還沒寄出的信，大概意思是說，讓老家的同夥快來，說杭州生活很好，杭州人錢多又容易偷，杭州警察很溫和。”
王擎坤回憶，“很多人問過我們，既然抓捕、關押這麼難，這麼沒把握，有沒有想過要避重就輕地做這件事？
我可以非常負責坦蕩地回答，完全沒有。
既然要幹，就整體地把整個一團夥能夠查清楚，能夠全部打擊掉。如果當時的領導不擔當，或者擔當沒有這麼徹底的話，我們可以抓幾個人，抓幾個人關幾個人，然後影響那些人，讓沒有被抓捕的那些人跑掉。
但我們要整治的是真正保障區域環境的，還老百姓一個清朗的空間。所以我們下了決心。”
就在王擎坤隨時準備抓捕時，西湖區看守所所長倪宏峰接到任務，要做好對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進行集中關押的準備工作。
4
誰來負責第10監區？
倪宏峰，第一次見到防護服，是2003年，非典疫情時，他在電視上看見的。
讓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是，這年深秋，他的辦公室裡也多了這樣一套從頭到腳，除了眼睛、完全套住自己的“防護服”，只是，他奮鬥的“戰場”，在監區。
2003年，倪宏峰36歲。
10月15號，他到西湖區公安分局報到，擔任西湖區看守所所長。
沒過多久，分局領導找到他，問他最快多久能做好關押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的準備。
領導問他，有沒有困難？
倪宏峰答，沒問題。
17年過去了，倪宏峰辦公室的三層玻璃書櫃裡，依然保留著當時的民警工作日記。
其中，11月24日，星期一，天氣晴，12名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集中關押進西湖區看守所。
11月25日，全國媒體紛紛趕至杭州，對此進行報道。
但倪宏峰沒有講的是，11月24日這天夜裡，所裡負責艾滋監區的5位民警整夜未眠，每兩個民警一組，輪流穿上防護服，戴上口罩和防護手套，守在監區的鐵門外。
當時的西湖區看守所，在古蕩附近的山腳下。
在做好對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集中關押的準備中，倪宏峰和所內民警商量，所內10個監區，走廊盡頭的第10監區作為艾滋嫌犯專管監區。
這樣考慮的緣由，首先是，在走廊盡頭，方便與其他監區形成一定的隔離距離；另外，第10監區，有一面牆壁緊靠放風場，方便民警在牆角及時收集嫌犯的各種動靜。
“那時的監區，還是老房子，隔音不行的，當時上海、北京、武漢……這些大城市的記者來採訪，都說這是全國最大規模、首次對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進行集中關押，我們不知道明天怎麼辦？不確定明天是不是也能扛過去？但局裡有命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嚴防死守。”
問倪宏峰，假若現在他依然在西湖區看守所工作，在做好對首次對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進行集中關押的準備工作時，對比當年，他還會像當年一樣，一股腦地回答，沒問題？
倪宏峰沉默了一瞬間，再抬起眼睛時，目光堅毅，他回答到，沒問題。
從接到命令，到正式關押，倪宏峰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請防疫站的醫生來看守所，所內17名民警全員參與了什麼是艾滋病，怎樣具體防護的基礎知識學習。
有民警得知所內馬上要關押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會有排斥反應，找倪宏峰說，吃不消的。
但倪宏峰工作筆記上寫了這樣一句，“不進行關押，老百姓吃不消的。”
在民警審問時，有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毒癮突然發作，圖為民警幫嫌犯擦拭嘔吐物。
其次，最讓倪宏峰和所內同事擔心的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們一旦出現併發症，該怎麼醫治，送去哪個醫院？但當時沒有充分時間對此進行周密的預案，只是採購了一些應急的醫藥物品。
最後，關鍵問題是，誰來主要負責第10監區？
倪宏峰成立了工作小組，他是組長，另外選擇了四名黨員民警，在正式工作開展前，先請這四位民警的家屬到所裡開會。倪宏峰在會上保證，只要他在所裡，一定首先最大能力保證所有民警的安全。
倪宏峰安慰大家，“只要他們是人，說人話，就總有辦法的。”
但僅僅是11月24日這第一天的關押，就讓倪宏峰感受到了這些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的不同尋常。
“他們大概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真的被關起來，而且，是長期關押。
這些嫌犯之中，很多都在吸毒，很多都是為了吸毒去偷，關押，意味著，他們徹底沒法吸毒。
這讓他們在精神上受了絕對的刺激，集體絕食，但精神興奮。
他們用方言唱歌，集體撞鐵門。朝民警吐口水，用洗臉盆裝各種汙濁物，倒在監區鐵門外。
在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正式被關押前，西湖區看守所專門請來理髮師，給每個嫌犯理髮，並且讓他們統一換上乾淨的囚服。
第10監區的鐵門，是在正式關押之前，重新加固過的，但那一整晚，撞擊的聲音，幾乎沒有停過。
考慮到他們是艾滋病人，絕大多數都是有毒癮，並有其他傳染病或併發症，身體上不如其他在押嫌犯。
在伙食安排上，特意多給他們盛了一大碗肉，所有人像是商量過一樣，只要出去。”
但11月24日這天，倪宏峰無法預料的是，這些看起來身材矮小，身體孱弱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正在醞釀著更大的危機。
5
擦肩而過的撲克血牌
11月26號，12名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正式被關押的第3天。
倪宏峰總值班。
傍晚巡監時，在第10監區門口，有嫌犯打報告。
倪宏峰立即請他出來談話。
“他說，讓我們救他。不要送他回監區，要不他馬上就會被其他嫌犯合夥推到牆上，被撞死。”
倪宏峰說，“17年過去了，後面也經歷了很多案子，也和危險擦肩而過，但現在讓我回憶，那一個半小時，是我從警以來，最為驚險的時刻——
當時是這樣的。為避免感染風險，這些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
我們也是從人性執法的角度考慮，特批給他們第10監區，一副撲克牌。當時，主要是想，不能讓他們閒坐著，給他們安排點事情。
但如果不是這個報告人，我們不知道的是，第10監區的12個嫌犯，他們每人都抽取了一張撲克牌，其中，誰抽到的數字最小，誰就要成為那個被撞死的人。
而這個報告人，就是抽到最小數字的嫌犯。
報告人講，他們想出去，但是感覺這次是出不去了，就想出這樣一個辦法，死一個人，把事情鬧大，讓看守所擔不起責任，把他們放走。
當時，他們計劃是晚上9點執行。
其實，在關押之前，我們對所有監區進行了改造，其中就有一項是，給每個監室都新裝了一盞應急燈。
就怕他們把燈管砸壞，做其他壞事，但絕對沒想過，他們會這麼殘忍。
從報告人這裡瞭解到情況，大概是晚上7點，來不及和分局領導報告，我決定馬上去第10監區，這一次，我沒有穿防護服。
我們小組5個民警都在看守所，我找了個子最高的老左陪我一起進監區，他也沒穿防護服，站在我旁邊。
那時，就覺得必須要開誠佈公地和他們懇談一次，穿上防護服就沒意義了。
民警當時最基礎的防護措施就是戴手套、口罩，但為了能人性執法，也漸漸習慣了面對面交流。
我進去和他們講，從刑事責任上說，他們雖然盜竊，但只是盜竊罪，判刑後，只要改過自新，還可以重新回到父母身邊。
但如果他們就這樣不懂法律，集體把人撞死了，那麼就成了殺人犯。
殺人，就要以命償命，誰起的頭，誰判刑最重。
誰不想活著呢？這些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也一樣想活著。他們去偷，也是為了能活著。
一開始，我站在他們面前說，他們也是站著聽我說。
後面，講了一會兒，覺出他們好像聽進去我在說什麼了，就又索性膽子再大一點，直接坐在監區的地上，他們也就都陸續坐了下來。
最近時，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也就30公分左右。
大概談了1個半小時，等再走出監區，關上鐵門，感覺到了有一點點不一樣。不能說完全放心了，但至少這次冒險是值得的。
我是後怕的，但我不後悔。”
6
一旦感染上，一輩子都搭上了
2003年11月26日。
在當天的杭州市公安局打擊處理難點的工作會議上，提出艾滋病又一定傳染的危險性，西湖區的管教民警壓力很大。
10天之後，在杭州市公安局召開的緊急工作會議上，杭州市看守所副所長徐平領到一個新任務，要求杭州市看守所，在12月25號前，做好關押艾滋病毒攜帶者犯罪嫌疑人監區的相應準備。
徐平的工作上筆記上，密密麻麻的字跡，記載著當時的緊迫。
“不要倉促運轉。
要儘可能充分。
管理方法處置預案要做好充分準備。
要防止病毒傳播。
要儘可能確保技術安全……”
會議結束後，徐平和所裡同事跑了兩家醫院，一是省人民醫院，二是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
“這些院長、專家講的中心點還是如何防止感染風險，這個事情最沒底的是，沒有能徹底醫治的藥，一旦感染上，一輩子都搭上了。”
從醫院回來，一方面請教專家做處置預案，一方面也開始改造監區。
徐平說：“當時，就我們瞭解的情況來說，全國的省會城市裡，杭州應該是第一個要正式建造艾滋監區的看守所。
沒有現成的經驗，給我們參照。只能自己上。
在監室改造上，拆到原來的水泥牆，改成了全透明的玻璃牆，監室的門也改為內外兩道。
這些其實都還來得及，關鍵是，讓誰來負責這個監區？”
徐平首先想到的是葛品洪。
2003年，葛品洪31歲，在進入艾滋監區之前，負責重刑犯監區。周圍同事都說他很爽直。
葛品洪，1米74，第一次見到他時，覺得很像《三國演義》裡的關羽。只是，當他從你身邊經過，聞到了一種長年累月的煙味。
問葛品洪，是不是經常吸菸？
葛品洪答：“我是進入看守所工作後，才吸菸的。”
當所裡第一次和葛品洪談，想讓他挑擔子，從重刑犯監區轉去艾滋監區時，他義不容辭地直接應下來。
12月15日，杭州市看守所召開全體民警大會，會上，請相關疾控醫生普及了預防艾滋病的相關知識後，強調了當下建立艾滋監區的意義使命，考慮到這個監區確實有不用尋常的風險性，所裡號召全體民警主動報名。
據徐平工作筆記中記載，當時全所民警中，有超過一半的民警都主動報名。
徐平的工作筆記上記錄著，葛品洪等8名民警作為艾滋監區的首批監管民警，這8名民警被杭州看守所的同事們稱為“八大勇士”。
監區民警確定後，杭州市看守所又請來這8位民警的家屬。
民警何勇的妻子回憶到：“所裡考慮得很仔細，說帶我們去他們馬上要工作的監區去轉一圈，這樣感覺會更放心些。
可是，一到監區門口，就有警嫂哭了，她說什麼也不肯進去，堅決不同意自己的老公在這裡工作。
這些民警裡，也有讓自己未婚妻過來參觀的，氣氛很差，都覺得膽戰心驚。當時，我們兒子剛剛去讀大學，我家裡問題不大，老何也是主動去報名的。
但從老何開始去艾滋監區工作後，他不再穿警服直接下班了，他都是在看守所洗好澡，換好自己的便服，再回家來。按他的話說，是把風險留給自己，把安寧留給家人。”
7
不是醫生，卻常常要治癒
民警何勇，在杭州市看守所艾滋監區，工作了12年，直至退休前才離開。
他說：“最怕他們生病，他們生病時，即使入睡了，我也每隔幾分鐘就來看看他們。有時，他們皮膚潰爛，口腔粘膜破了，吃不下什麼，我也把同事給我的喜糖分給他們。”
艾滋病毒嫌犯被關押在西湖區看守所時，最讓倪宏峰一籌莫展的，也是怕有嫌犯生病。他們中，大多是都吸毒，一旦毒癮發作，有時候會嘔吐不止，發燒，一旦發燒，就擔心引起呼吸系統的疾病。”
圖為微電影《七號監室》劇照，這是以寧波市看守所艾滋病監區管教民警毛卓云為原型的電影，電影裡，毛卓雲幫嫌犯處理手上傷口的鏡頭讓人感動，而實際工作中，監區民警給嫌犯的關心，更多更暖。
倪宏峰說：“當時，我們看守所裡只有一輛全順，一有嫌犯生病，保外就醫時，就開這輛小麵包車，連基本的圍欄隔離都沒有，大家都是坐一起的。
常常，跑了三個醫院，有時油箱都跑空了，也還沒有醫院可以收治。人在生病時都脆弱。雖然他們沒有哭出聲音來，但能看得出他們也難過的。
回到所裡，再給他們煮上一碗熱湯麵條，這時候，他們從來都是不聲不響的。
關押到杭州市看守所以後，聽說他們又像剛關進我們西湖區看守所時鬧監，我們還專門派了一個會溝通的民警去杭州市看守所艾滋監區，看看他們。
他安慰嫌犯，關到市看守所不是因為要判刑更重，而是因為這裡的醫療條件比我們西湖區好，萬一他們哪裡不舒服，可以得到及時的治癒。”
17年後，在杭州市看守所，第六監區。這裡依然關押著艾滋病毒攜帶者嫌犯。也依然會不斷有嫌犯生病。
民警們不僅記得他們的名字，也學著去了解嫌犯們化驗單上血氧飽和度。就像倪宏峰說的，“我們是警察，但帶著他們出去看病時，又像是他們的父母。”
8
採訪手記
行走在杭州市看守所第六監區，空氣清新，即使是當年創建這個監區的親歷者，好像也漸漸淡忘了當年試水破冰時的艱辛。
杭州市看守所內種植的紫薇花，和別處一樣繽紛。這是一個隱秘的角落，但也從不缺少藍天和陽光的眷顧。
也許是因為，警察，總是站在風暴中間的人，每一個案件都有兇險，才讓他們覺得這段往事，似乎只是使命使然，無足輕重。
也許，有人會問，艾滋病毒攜帶嫌犯，也僅僅是所有犯罪事實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為什麼要花大氣力去打撈這段浮沉往事？
只是想說，不在其中的人，無法轉述這是怎樣一片海洋。
只是想替杭州市民問一句，為什麼，我們生活在杭州，總會覺得風裡也有甜絲絲的溼潤，即使夜裡走在回家路上，也不會有一絲絲擔憂，不僅僅是桂花醒來了，而是因為這些警察鑄就的平安。
王擎坤回憶，“我們這個案件辦了以後，在全國範圍影響力非常大，央視新聞欄目專門到我們這來跟蹤採訪。
對杭州來說，這批觸犯了刑法的艾滋疑犯作為大規模集中關押的一種嘗試。案件辦了以後，本身就有口口相傳的，對艾滋病毒攜帶者的嫌犯而言，是有明顯的震懾力的。”
2014年年末，在杭州市看守所，隨著在押嫌犯數字下降到個位數，考慮到要合理分配警力，當年的監區設立時“八名勇士”也陸續轉去其他監區。
這個採訪是從7月末開始的。
萬國政、徐平、何勇、葛品洪、施炳權、王擎坤、倪宏峰……他們中的很多，在採訪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當時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局長施金良。
王擎坤講：“如果是領導不擔當或者擔當沒有這麼徹底的話，我們可以抓幾個人，抓幾個人關幾個人，然後影響那些人讓那些人跑掉。但在當時，連假設都不存在這種可能。”
徐平說：“我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人，摸著石頭過河，就根本看不清，到底有多少石頭。如果我們被難住了，其他城市的警察也許也會受到影響。這個事情從開始做，就抱著一定要做成的擔當。”
據相關媒體報道，2005年，上海開始集中收押艾滋病罪犯。
2005年6月，湖北省首個艾滋病犯監區正式成立。
2007年，江蘇省監獄管理部門已撥出專款，為全省各監管的艾滋病罪犯設立單獨關押場所。
毫無疑問，艾滋病毒攜帶者犯罪嫌疑人的集中關押，杭州提供了寶貴經驗。
- 完 -
編輯：李堅
注：文中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