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貫中所著的《三國演義》中，名將呂布因為先後給丁原、董卓當義子而被張飛罵作“三姓家奴”，以示對他多次背叛的嘲諷和不屑。後來，“三姓家奴”就成了反覆無常、不忠不義、以身侍賊之人的代名詞。不過在正史中並無這一說法——考慮到《三國演義》誕生於元末明初，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其倡導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其實並不適用。
“三姓家奴”是小說家言，純屬將後世的觀點強加給歷史人物的杜撰
因為對於所謂“貳臣”的標準判斷和價值取捨，在不同的時期是截然不同的。
“良禽擇木而棲”是主流，兩宋之後始有“貳臣”。
在夏商周三代乃至之前的傳說時代，由於統治能力以及技術條件等方面的限制，只能實行分封制——即天子將土地及人口分封給王室、功臣、前代帝王后裔以及世居於某地的氏族部落（即諸侯），而諸侯在其封國內享有世襲統治權的同時，也負有服從天子命令、朝貢、征戰等義務。
所以諸侯雖然在名義上分邦，但實際上同為一國。在這種情況下，諸侯國間的人口流動以及另仕他國，在當時是一種尋常而且普遍的現象，並不被視作背叛。
在分封制下，到異國為官跟現在的出省打工肯定有差別，但在本質上沒什麼兩樣，更扯不到背叛上去
像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人才周遊列國、兜售政治理想和學術主張的情況非常普遍，一朝得志反過頭收拾起自己的母國來，也毫無所謂的“忠義”負擔。比如人才出得最多、出走的也最多的魏國就深受其害，被商鞅、張儀、吳起、孫臏等“自己人”搞得極慘，但似乎沒有人指責商鞅等人的行為是背叛。
甚至被視為萬世師表的孔聖人也身體力行的踐行這一價值觀：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左傳·哀公十一年》）
從此“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就成了那些不想在一棵樹上吊死的“貳臣”們在選擇“棄暗投明”時理直氣壯的藉口，而且受到了當時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同。
孔子周遊列國以求重用，雖然被諷為“累累如喪家之狗”，但從來沒人認為這是叛國行為
即便秦滅六國後以郡縣制取代了分封制，這種情況也沒有發生什麼改變。
比如呂布所在的三國時代，像他那樣朝秦暮楚的行為其實依然很普遍，而且大多不被視為是多麼嚴重的事情。所以魯肅在勸孫權抗曹時，才可以坦然說出那句“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三國志·吳書·魯肅傳》）。甚至到了唐初，李世民大帝視若鎮國之寶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將近三分之二都有過叛主的不良記錄，也沒見他們受到過什麼猜忌和苛待。比如爵封胡國公的名將秦瓊，曾先叛張須陀，再叛瓦崗，又叛王世充，經歷堪比呂布，在民間傳說中卻是氣節無雙的典範，這讓呂奉先情何以堪？
即便是被視為忠諫之臣的典範、有千古人鏡之謂的魏徵，也是先叛隋、再叛瓦崗、繼叛隱太子李建成。但這些經歷絲毫不影響他受到李世民的重用，併名垂青史。
李世民就靠著滿朝的貳臣和叛將打造出一個盛世大唐，成為史上最為名副其實的天可汗、千古一帝。
李世民君臣其實大都有“歷史汙點”，但一點也不妨礙他們建功立業，帶領盛世大唐走上巔峰
不過這種情況從宋朝起開始出現了變化。
在此前，無論是司馬氏篡魏代晉，還是楊堅搶了外孫的江山、李淵撬了表兄家的牆角，似乎都沒怎麼捱罵，五代時期權臣武將謀朝篡位更成了家常便飯。可是輪到趙匡胤拿著這個老劇本上演了一出黃袍加身的戲碼之後，卻屢遭詬病甚至譴責。
後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逼迫符太后和恭帝柴宗訓這對孤兒寡母禪讓帝位，由此建宋。316年後，元朝大軍兵臨臨安城下，南宋謝太后和另一位恭帝、年僅6歲的趙㬎被迫出降，宋朝滅國，於是有人作詩嘲諷道：
“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宋太祖》元·無名氏）
連皇帝都要捱罵，當臣子的再想三心二意，就要承受更大的壓力了。
史上被冠以叛臣、賣國賊等名頭的壞蛋，大都出自兩宋之後。《宋史》中專門為叛臣作傳，明朝出現了現代意義的“漢奸”這一詞彙，清朝的“耿直boy”乾隆皇帝乾脆編纂了一本《貳臣傳》，收錄了曾在明清兩朝做官的120餘位人物。
某百科中列舉的古代漢奸，除了中行說以外均出自兩宋以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
首先，在兩宋之前的朝代興替大多發生在漢人政權之間。基於上古時期的傳統以及同文同種的認同，這種以臣代主或是臣子擇主而仕並不是什麼讓人無法接受的事情，也很少被引申到道德層面進行評價，更與民族大義、氣節操守無涉。不過自唐末以後崛起的北方遊牧民族，不再像匈奴、鮮卑、突厥那樣對於中原王朝而言僅僅是邊患或癬疥之疾，而是有能力佔據中原半壁甚至將漢人政權取而代之，成為華夏共主。這樣一來，隨著夏夷之間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那些貳臣們的行為就不再是同文同種間的“賢臣擇主而仕”，而被視為對於家國、宗族以及祖宗的一種背叛。
其次，南北朝時期的劉宋開國之君劉裕曾經首開一個很惡劣的先例，那就是對前朝的亡國之君斬盡殺絕（此前新朝對舊朝皇室普遍能夠善待），從此類似的事件愈演愈烈。這樣一來皇帝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一旦亡國基本就意味著身死族滅的下場，使得他們即便是為了保命（或者心理平衡），也對臣子的忠誠度要求越來越高，並在兩宋以後達到巔峰。比如像往曹操、武則天等人身上潑髒水都是宋儒開始乾的，強調正統和忠君。做臣子的再想“良禽擇木而棲”所要承受的道德和輿論壓力遠不是此前幾百、上千年前的前輩所能比擬的。
雖然項羽和劉聰也殺過亡國之君，但僅限個例。自劉裕將司馬氏斬盡殺絕以後，就成了常態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宋明理學的影響。這套以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為基礎的哲學思想，嚴格規定了社會秩序中的上下尊卑，使得忠孝節義成為衡量君臣、父子、夫妻等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使得兩宋之前那種“人才流動”的寬鬆環境一去不復返。
於是像魏徵、秦瓊這樣的人物若是晚生個幾百年，一定會被冠以貳臣、背主等罵名。
不過凡事有例外——若是實力、能力突出或是身處要害之處，那麼哪怕他如何不忠、怎樣反覆，為上位者都得捏著鼻子忍著，起碼是暫時忍著。
以秦瓊和尉遲恭的“歷史汙點”，若是晚生個千年左右恐怕沒資格被貼在門上，而是錄入《貳臣傳》的下場
比如明末清初時就有這麼一號人物，一生中先後七次叛主，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的名字叫王輔臣。
先來說說王輔臣的前五次叛主。
王輔臣本姓李，山西大同人，出身寒微。時值明末天下大亂、民變四起，王輔臣也跟著姐夫隨大流加入了一股流寇。不過很快他就跟姐夫反目成仇，在將後者殺死後選擇了逃亡，並投靠了大同總兵官姜瓖。這是王輔臣的第一次背叛，不過由匪變兵，成為光榮的大明邊軍中的一員，也算是個不錯的結果。
據說王輔臣長身玉面、眉似臥蠶，大家都說他的長相酷似呂布，於是被姜瓖麾下一個叫王進朝的軍官看上了。因為老王生不出兒子，便認了王輔臣當義子，從此他就改姓了王。
王輔臣的綽號有兩個：馬鷂子和活呂布，都有贊其勇武之意
可惜新鮮出爐的王輔臣還沒來得及依靠乾爹的勢力升官發財，形勢就發生了鉅變——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天下最大的一股流寇在李自成的帶領下殺進了北京，皇帝朱由檢自縊煤山，大明的朝野上下頓時群龍無首，大都選擇了投降。
大同自然也不例外，在總兵官姜瓖的帶領下選擇在大順朝的旗幟下繼續當兵吃糧。可憐的王輔臣在上官的裹挾之下，官兵沒當上幾天就又成了流寇。
不過當時的局勢混亂至極，簡直令人目不暇給。沒幾天吳三桂又引清軍入關，還沒把紫禁城內那張龍椅坐熱乎的李自成瞬間一潰千里。眼瞅著大順朝就要完犢子了，剛剛“棄暗投明”的姜瓖再次選擇站在了“正義”的一方，毅然率軍“反正”，於是王輔臣又稀裡糊塗的跟著變成了清兵。
明末朝廷中的忠臣義士是瀕危物種，多得是像姜瓖這樣擅長站隊的毫無節操者
不過在這讓人眼花繚亂的亂局中，像姜瓖這樣極其擅長站隊的前明或是前順的官員隊伍實在太過於龐大，所以老薑這般行雲流水的“反正”表演並沒有引起清廷足夠的重視。在預想中的升官發財、封妻廕子遲遲得不到兌現的情況下，姜瓖的民族大義和愛國情操瞬間迸發了出來，自稱興漢大將軍，打起了反清復明的旗幟，決定跟滿洲人死磕到底。
清軍的報復很快到來，大同城下爆發了一場血戰。而正是在這場極其慘烈的戰事中，王輔臣終於憑藉其武勇一戰成名，“馬鷂子”的大名從此馳名遐邇：
“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攖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鷂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為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為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鷂子為榮矣。”（《廣陽雜記·卷四》清·劉獻廷）
滿洲人是很敬佩勇士的。所以儘管他們在戰後惱羞成怒的大肆報復、製造了“大同之屠”，但卻沒有殺掉王輔臣。得聞大名的順治皇帝反而對其青眼有加，委以御前一等侍衛的要職。
清朝的御前一等侍衛可不是普通的衛兵，有很大的機會飛黃騰達
於是王輔臣在一叛流寇、二叛大明、三叛大順、四叛大清之後，再一次背叛了反清復明的大業，投靠了清廷。
如果說他的前4次背叛行徑中，起碼有3次是在被裹挾的情況下、隨波逐流的被動選擇，那麼這一次降清，則無論如何都是他主動的抉擇了。
起碼對於王輔臣的仕途來說，這次抉擇讓他走上了平步青雲之路。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王輔臣隨洪承疇出征西南表現出色，小貳臣給老貳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保舉他當上了總兵官。而他的好運並未到此為止，很快又受到了吳三桂的青睞，並請旨將王輔臣調入麾下，一起出徵緬甸擒獲了南明末帝朱由榔。
無論此時的吳三桂是否有叛清之心，但同為漢人、同為叛臣而且勇冠三軍的王輔臣都是他極力拉攏的對象。於是在史料中，就出現了“平西之待輔臣，有加於子侄……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引用同上）這樣的記載。
吳三桂麾下無人可用，是他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若是王輔臣沒有出走，情況可能會好很多
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記》中，我們知道了吳三桂有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蠢貨兒子吳應熊，其實他的另一個兒子吳應麒在坑爹程度上一點也不亞於其兄。本來以吳三桂對於王輔臣的籠絡，日後成為其叛清的得力臂助指日可待，結果卻全被吳應麒給攪和黃了。
這個自視甚高的蠢貨顯然對其父給予王輔臣的優待很是妒忌，於是尋找機會對其進行了侮辱，搞得雙方很不愉快。後來這件事情傳到了吳三桂的耳中，大概還是吳應麒添油加醋的改編版本，變成了王輔臣出言辱及老吳，結果使得吳王二人間出現了齷齪，王輔臣一氣之下找門路調離了吳三桂麾下，去甘肅固原當了提督。
後來吳三桂在三藩之亂的中後期一直受困於麾下無良將。若是王輔臣還在，即便不能扭轉敗局恐怕也不會打得那麼難看，起碼會給康熙皇帝玄燁增加許多壓力。可惜吳三桂的一片苦心毀於兒子的愚蠢和自己的輕信誤聽，也算是自作孽不可活。
王輔臣的最後兩次背叛，成為三藩之亂的轉折點。
清廷對於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等手握重兵的前明叛臣其實並不信任，但苦於八旗兵力不足，只能將其藩鎮設在雲南、兩廣和福建等南方省份，以之為前驅對漢人反抗勢力和南明小朝廷進行剿殺。
三藩中，吳、耿叛清最終被斬草除根，尚可喜死活不肯叛，最終保全了家族
隨著朱由榔被殺、南明覆滅，清廷與三藩間的矛盾日漸突出，彼此間的明爭暗鬥日益激烈。起碼在剛剛親政的玄燁看來，三藩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通過戰爭的手段來解決。
王輔臣的請調對於清廷來說是個削弱吳藩的意外之喜，但怎麼安頓他又成了個難題——直接砍死固不可取，不給兵權也肯定不現實，但無論扔在南方還是京畿，一旦三藩作亂這貨又可能成為隱患。所以最後權衡再三，玄燁還是把他打發到西北，先做平涼提督，後調任陝西提督，既利用王輔臣的勇武穩定西北，又使得他遠離吳三桂和中樞要地，即便作亂也不會禍及根本。
當然，在王輔臣上任之前，玄燁也沒忘了向吳三桂學習，好好籠絡一下這名性情多變的悍將之心——先是大加讚賞、恩賜，又將其抬入旗籍、以“不捨”為名屢次拖延他的行期，最後甚至連老爹的遺物都賜給了王輔臣：
“御座前有蟠龍豹尾槍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槍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槍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槍以賜女（汝），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槍如見朕，朕見此槍如見女矣。’”（引用同上）
可惜人心隔肚皮。王輔臣當面感激涕零、誓言忠誠，結果一轉頭就毫不客氣的一叛再叛，而且居然還成了決定三藩之役戰局走勢的關鍵人物。
年輕時的玄燁自然不會像後來那麼老道，比如處理三藩之亂就有些操之過急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三藩之役爆發。一時間吳三桂殺進湖南、孫延齡叛於廣西、羅森等叛於四川、耿精忠叛於福建，鄭經也渡海來攻，整個南方一片糜爛。而清軍苦於戰爭準備和兵力不足，只能處於守勢，以扼守江防為要，嚴防戰火蔓延到北方，威脅到清廷統治的根本之地。
就在清廷大舉調兵南下之際，王輔臣突然在側後方捅了一刀，讓玄燁痛徹心扉，險些使得大局失控。
早在吳三桂起兵之初，就派汪士榮給王輔臣送去一封信，除了封官許願以外，還請他出兵策應。王輔臣倒是爽快，直接將汪士榮和招降信交給了玄燁。玄燁聞訊大喜，直接處死了汪士榮，還給王輔臣留在京中當人質的兒子王吉貞升了官。
不過時年19歲的玄燁顯然有些得意忘形，居然輕率的任命大學士莫洛為山陝總督，有節制王輔臣之權，卻沒注意到兩人之間有過節。而且莫洛也非心胸開闊之人，到任後處處與王輔臣作對，陝西的形勢驟然變得緊張。
康熙十三年年底，二人間的關係徹底惡化，發生了火併，莫洛戰死。這下王輔臣沒了退路，於是致信吳三桂，表示願意追隨他反清。
王輔臣兩次叛清、兩次叛明，順、吳（三桂）、流寇各叛過一次
不過王輔臣並沒有按照吳三桂的意願東進或南下，而是掉頭向西進入隴右。他先後攻取沔縣、略陽、隴南、階州、清水、鞏昌、蘭州等要地，秦州、平涼、慶陽等地則紛紛歸附，到康熙十四年初，整個隴右已經盡入其手，王輔臣成了名副其實的“西北王”。
王輔臣出乎意料的舉動讓玄燁和吳三桂都有點懵圈，但很快都明白了王輔臣不甘為人下、有自立之心的用意。
於是兩人分別出招。
王輔臣名義上歸附了吳三桂，可是既不聽調也不聽宣，老吳還拿他沒辦法，只好破罐子破摔。一方面給老王官昇平遠大將軍、陝西東路總管，另一方面又怕老王嫌他封的官不值錢，乾脆砸下20萬兩真金白銀以示誠意。但同時，他又派出親信王屏藩、吳之茂率部大舉北上，名義上是打著支援王輔臣的旗號，實為給後者施加壓力。
玄燁則放掉了人質王吉貞，還讓他給王輔臣代話，希望他迷途知返，朝廷既往不咎。
有兒子當人質還敢反，說明王輔臣並不怎麼在意王吉貞的下場，所以玄燁放了他也沒什麼損失
王輔臣正春風得意，現在兒子又平安歸來，所以迷途知返啥的大可以放放再說。畢竟誰也沒有前後眼，說不定咱老王也能過把皇帝癮？所以他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玄燁的好意，而是選擇了自行其是。
玄燁應對三藩之亂的基本策略就是按住吳三桂猛揍，完全不給他留任何後路。同時對其他的叛亂者則能招撫則儘量招撫，以便集中力量打擊吳藩。不過王輔臣在西北的叛亂以及招撫失敗，徹底打亂了他的佈局，使得玄燁不得不推遲在南方的攻勢，轉過頭來先搞定側後方的隱患。
他先是任命豫親王多鐸的第七子、貝勒董額為定西大將軍，出兵隴右平叛。沒想到虎父出了犬子，董額到了西北一通亂打，除了喪師靡餉外幾乎毫無寸進。玄燁只得急招老將圖海出任撫遠大將軍，趕赴西北主持平叛。
圖海果然老辣，到任後並未急於進攻，而實現整頓軍紀，繼而採取攻心戰術使得平涼軍民人心渙散。之後出重兵強攻拿下城外要地虎山墩，從而可以居高臨下炮擊平涼城。至此平涼與外界的交通斷絕，城內糧草將盡，徹底陷入了絕境。
王輔臣徒有勇力而無戰略眼光，清、吳兩邊不靠的結果就是自陷死地
此時圖海又借與王輔臣有提攜之恩，遣參議道周昌（即周培公）入城勸降。
王輔臣由於出身和經歷的問題，不可能有什麼文化和見識，民族大義、氣節操守之類的東西更不會跟他產生任何聯繫，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只能來源於他的生活閱歷和經驗。如果王輔臣的運氣好、遇到一位類似李世民那樣的“明主”，完全可能成為樊噲、尉遲恭或是常遇春這樣的猛將甚至是開國功臣。可是他遇到的，卻盡是帶他投奔流寇的姐夫以及目光短淺、裹挾著他一叛再叛的平庸小軍閥。
偏偏王輔臣還在這一次次的反覆中走了狗屎運，不但得到了榮華富貴，還成了坐鎮一方的主將。這個唯有在戰場上才能施展自己才華的莽夫，當他不得不獨自決定自己的命運時，王輔臣那可憐的智商所能給他提供的，似乎只能是從再一次的背叛中尋找機會。
而且他名義上是叛清附吳，實際上是兩邊不靠、當上了牆頭草。而他火併莫洛、叛走隴右更多的也是出於一時意氣，而非深思熟慮的結果，之所以最初能所向披靡、橫掃西北，也是在於清軍兵力捉襟見肘，被他打了個猝不及防。等到玄燁對他重視了，遣來了精兵強將進行剿殺時，他也就走向了末路。
徒有勇力而缺乏政治頭腦的武夫，最好是因人成事，一旦成了一方霸主，下場往往都很不好
於是面對周昌的勸降，王輔臣只能接受。而出於穩定大局的考慮，玄燁暫時踐行了既往不咎的承諾，仍任命他為平涼提督，並加太子太保銜。
沒了王輔臣這個肘腋之患，玄燁終於可以集中全力收拾吳三桂。於是三藩之役的局勢很快向清軍有利的方向發展——各路反叛勢力或降或散，只剩下吳三桂負隅頑抗，但也是大勢已去。
最後的結局並不出人意料，清朝已經沒有貳臣的容身之地。
三藩之亂中各路叛軍的結局，只能用一個慘字來形容。
吳三桂在走投無路之下匆忙稱帝、過了把皇帝癮之後便一病嗚呼，繼承了他“大業”的嫡長孫吳世藩，最終的命運也只能是以自殺告終。三藩中的另兩藩，耿精忠在投降後被玄燁秋後算賬，最終落了個凌遲處死的下場；尚可喜倒是寧死不叛清，危急時刻甚至欲以死明志。老尚的“英明舉動”不但保住了全家老小的性命，甚至連榮華富貴都沒丟掉，只有一心一意追隨吳三桂的長子尚之信後來被玄燁找了個藉口弄死了。其餘的叛清附吳勢力如孫延齡眼見大事不妙打算投降，結果被吳世琮所殺，吳之茂被俘後押赴北京斬首，張國柱投降後也被砍死，李本深則被“磔於市，親屬坐斬”。
戰時說既往不咎，戰後斬草除根，還沒地方說理去
反正只要等到平藩之役大局已定之後，凡是還活著不肯去死的反叛者，玄燁一個都不放過。
在這一點上，王輔臣表現出了他一生中罕見的智慧，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他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投降後不久，王輔臣就曾自殺過一次，不過圖海看得很緊，他沒死成。這件事情也引起了玄燁的重視，他專門下詔給圖海，下令對王輔臣嚴防死守，絕對不能讓他死掉。
玄燁這麼做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平藩之役正處於戰事焦灼的狀態，除了吳三桂對清軍死打硬抗以外，其餘各路反叛勢力都是首鼠兩端，隨時可能見風使舵，清廷正在大力對其分化、招撫。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王輔臣意外死亡，甭管是自殺還是他殺，都會對清廷的招撫工作造成負面影響，讓耿精忠、孫延齡等人產生兔死狐悲的情緒。
玄燁此時不想讓王輔臣死掉，不代表將來還想讓他活著。想清楚了這一點的老王，開始全力以赴的推進自己的尋死大業。
他先是想辦法轉移圖海的注意力，然後將新娶的夫人逐出了家門，又盡散家財分發給部下，最後才飲下毒酒一杯，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玄燁得知王輔臣的死訊後，默然良久，終於沒有株連他的家人和部屬，只是將王吉貞革職了事。
從玄燁最終對王輔臣的處理來看，或許還不至於非得弄死他不可？
在史料記載中，王輔臣其實是個不錯的將軍：
“輔臣為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為之用。”（《廣陽雜記·卷四》清·劉獻廷）
只可惜他生錯了年代。若是能投胎在兩宋之前，哪怕王輔臣再叛個七八次，沒準也能成為像尉遲恭、程知節、秦瓊那樣名揚千古的悍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