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邁，南昌大學法學院教授，中美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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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的遺願——希望在新的總統就任後，再去決定她的繼任者——直接的原因就是擔心現任總統特朗普，在其擔任總統的最後幾個月的時間中，會任命一名保守派的法官接任其職務。
一名法官的去留會對美國的政治走向產生這麼大的影響，這是最高法院乃至整個司法系統政治化的體現，表明本應奉行法治的法院正在走向“人治”的局面。
9月18日，作為最高法院首位猶太法官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在猶太新年到來的時候，因為胰腺癌併發症與世長辭。金斯伯格大法官生前有兩個願望，第一個願望，是像另一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文斯一樣，工作到90歲再退休；第二個願望是在其去世前幾天，已經處彌留之際告訴自己的孫女：“我最強烈的願望是，等新總統上任後再有人來替換我的位置。”
不幸的是，金斯伯格的前一個願望已經落空，而另一個願望，也很可能無法實現了。
▌民權運動大潮所造就的女戰神
在金斯伯格生命的最後的歲月中，她已經成為了美國的女權運動和進步主義當之無愧的精神領袖和象徵，甚至成為了美國流行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標誌。
以金斯伯格為對象，好萊塢已經出品了一部紀錄片和一部傳記電影；她的言談舉止，例如在總統於國會發表國情諮文時睡著了、在最高法院公開判決時態度平靜地發表用詞尖利的反對意見，經常成為美國晚間脫口秀的模仿、討論的話題；她的形象，不斷客串出現在其他的電影中，從《死侍2》到《樂高大電影2》中，都可以看到她的形象。
▲ 出現在2019年上映的《樂高大電影2》中的金斯伯格。 © Warner Bros
金斯伯格被許多美國人喜愛和敬重，與她傳奇的一生分不開。金斯伯格的一生，也是美國的民權運動發展的真實寫照。生於1933年的她，在1950年代末開始踏入社會、嶄露頭角，那也是美國民權運動興起之時。
1953年沃倫擔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後，最高法院在推動美國社會消滅各種歧視現象，尤其是對有色人種的歧視方面，表現出相當積極的態度。最高法院在1954年，判定當時美國教育系統中的黑白學生互相隔離、分開教學的方式，是內在的不平等的，當時所謂的“隔離但平等”的作法，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一標誌性判決，成為了其後最高法院一系列有關民權案件的開端。
金斯伯格本人也曾是美國社會歧視女性傳統的受害者。1956年，她憑藉自己的努力坐在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室中，全年級超過500名學生中，只有9名女生。院長問她，為什麼想獲得應當屬於男人的位子。畢業之後，她本想從事律師工作，但是各家律所都因為她是一名女性而將其拒之門外，最後只好進入法學院教書。
或許正是這種屈辱的經歷，使得她很快在教學之餘投入到女權運動，成為了當時女權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她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內共同創立了女權運動項目，並擔任該項目的負責人。她在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女性平等權問題代理了六項案件，贏得了五項案件的勝利。金斯伯格針對男女平等的法律觀點、思想，被美國女權運動吸收，她也被後人稱為美國女權運動法律策略框架的總設計師。
▲ 1993年6月14日，金斯伯格正式接受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 © The Guardian
▌在挫折中充滿激情的反對者
這位強勢的女權運動領袖、對社會進步的堅定的支持者，在家庭和個人生活中也曾遭遇過許多挫折。金斯伯格婚後不久、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其夫就罹患了癌症，當時金斯伯格還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在獨自挑起了照顧全家重任的同時，她堅持完成學業。
1999年，在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後才六年的時間，金斯伯格本人也被診斷出癌症，但這只不過是她其後在身體各處診斷出五處癌症病灶的開端。在接下來21年的時間中，她不斷地接受各種手術、不斷努力康復，80多歲高齡的時候，還堅持參加健身訓練。2010年，相濡以沫多年的丈夫離世，金斯格伯依然堅持工作。
近年來，美國最高法院表現出越來越強的保守傾向。在成為聯邦最高法院最年長的法官之後，金斯伯格挑起了捍衛自由主義思想的重任。雖然面對最高法院中居於多數地位的保守派法官們，她很難改變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但是她經常發表一些措辭強烈的反對意見。
例如在2007年的一份判決中，最高法院以5比4的表決結果判定，公司對男女員工同工不同酬的作法不涉及性別歧視。宣判當天，金斯伯格在法庭上公開宣讀了強烈反對法院判決的意見，認為多數意見對男女平等保護的法律條款做出了非常狹隘的解釋。兩年之後，國會吸收了金斯伯格的反對意見，制定了以本案女性當事人命名的男女同工同酬法案。
▲ 金斯伯格在庭審發言時引用平權聲明：“我從未要求女性獲得特殊禮遇，我只懇求各位男性，別再把腳硬踩在女性的脖子上。” © BBC
再如，2013年，最高法院又是以5比4的表決結果，判決取消聯邦政府對州選舉活動的部分監督權力。多數意見的理由是，這些權力在歷史上是為了與歧視黑人投票權的現象做鬥爭，但是現在美國社會已經不再存在這種大規模的歧視現象，所以這種權力也應當退出歷史舞臺。金斯伯格在反對意見中斥責她的保守派同事們，說這樣做，就像在暴風雨中因為雨傘擋不住大雨、身上已經溼了，所以乾脆就把傘給扔了。
經歷過這些挫折依然充滿激情和理想的金斯伯格，身高只有1.55米，平日裡態度優雅和藹，說話慢條斯理、輕言細語。看似纖弱的外表下面，是一顆不屈不撓、充滿理想的靈魂。或許也正是這種強烈的反差，才使得她在美國人的心中顯得更加有魅力。
▌巨星隕落之前的憂慮
令人遺憾的是，金斯伯格提出的兩個遺願，都與她一生為之奮鬥的美國民權運動近年來面臨的窘境有關。
金斯伯格對美國民權運動的最大成就，實際上發生在她不再扮演民權律師的角色、擔任法官之前。在1980年擔任美國上訴法院的法官之後，金斯伯格對推動美國民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甚至在消除美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現象方面，直接的成果很少。
金斯伯格在擔任上訴法院法官期間，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其實並不深刻，她經常在一些判決中，發表支持其保守派法官同事的意見。她在1993年被提名為最高法院法院的大法官，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她在1970年代作為民權律師取得的成就。
進入最高法院之後，金斯伯格明顯活躍起來，但是這種活躍，更多地表現為作為少數派的活躍。在金斯伯格任職最高法院的27年中，最高法院做出的支持男女平等的案件卻少之又少，最值得稱道的，或許是1996年做出的一份判決。該判決要求百年老校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廢除其已經實行了160年只招收男性的政策，讓男女考生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
但是在其它案件中，例如2007年涉及男女同工同酬的案件，最高法院表現出了明顯的保守態度，沒有直接推動美國社會男女平等的進一步發展。後來真正推動男女同工同酬法律通過的，不再是最高法院而是美國國會。這與1960年代沃倫法院時期的情況，正好形成強烈的反差。
相對於1960年代美國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目前美國的民權運動，正遭受著美國社會的保守勢力越來越強的反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近年來人們越來越擔心的一個反彈勢力的來源，恰恰是最高法院。
金斯伯格的遺願——希望在新的總統就任後，再去決定她的繼任者——直接的原因就是擔心現任總統特朗普，在其擔任總統的最後幾個月的時間中，會任命一名保守派的法官接任其職務。
▲ 9月2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一個酒吧外面，紀念金斯伯格的塗鴉。 © Patrick Semansky / AP
▌最高法院能否繼續平衡衝突？
在金斯伯格去世前，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四名法官具有明確的保守主義立場。這些保守派法官傾向於反對女性具有墮胎權，對於保護少數族群的投票權態度曖昧，不支持奧巴馬總統執政時期通過的擴大全民醫療保障的制度改革方案。他們與以金斯伯格為首的另四位自由派法官，常常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其實也具有比較強的保守主義傾向，但可能是出於維護美國整個法律制度的穩定，尤其是防止最高法院內部出現過於激烈的意識形態衝突，有時會表現出與自由派法官合作的態度。例如在2020年，羅伯茨在有關墮胎、同性戀問題上，做出了支持自由派法官的決定，使得最高法院之外的許多保守派的政客和社會力量，大罵羅伯茨是一個叛徒。
但是如果金斯伯格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內去世，特朗普肯定會提名保守派法官填補她留下的空位，這樣最高法院內部將形成保守派對自由派6比3的絕對多數。即使羅伯茨法官向自由派法官伸出橄欖枝，也與事無補了。所以金斯伯格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也努力堅持工作、決不退休。但是在離11月3日的美國總統大選還有46天的時候，一生不屈不撓的金斯伯格，還是沒有鬥得過死神。
其實金斯伯格的逝世造成最高法院中自由派法官處境艱難，這種局面的產生，金斯伯格自身也有一定的責任。近年來，金斯伯格健康每況愈下，建議她退休的聲音，早在奧巴馬總統執政時期，就開始浮現出來。如果當時金斯伯格在奧巴馬總統任期內退休，奧巴馬自然會任命一名年富力強的自由派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充實自由派法官的力量。但是金斯伯格一直不表達退休的願望，結果造成了今日的尷尬局面。
近年來曾有人問金斯伯格在奧巴馬總統任期內為什麼不退休，她反問道：“除了我，你還覺得有誰是更好的法官人選？”她還擔心，自己主動退休後，受共和黨人控制的參議院不一定會選舉出一位像她這麼堅定的自由派法官。這些言論的背後，其實也反映出金斯伯格對美國民權運動前景的擔憂。
一名法官的去留會對美國的政治走向產生這麼大的影響，這是最高法院乃至整個司法系統政治化的體現，表明本應奉行法治的法院正在走向“人治”的局面。這種異化局面的產生，同樣與美國民權運動長期以來的策略有關。
▌民權運動將去向何方？
民權運動以美國憲法為基礎，利用憲法權利為武器，首先在最高法院取得了勝利，獲得了一系列反對種族和性別歧視的判決，並在自由派控制著國會的時候，將其轉變成法律。像金斯伯格就是在1970年代的一系列有關男女平等權的案件中，通過對美國憲法相關條款充滿創造性而又邏輯周密的解釋，贏得了訴訟勝利，從而聲名鵲起。
但是法院積極介入社會改革的作法，使得推動制度變革的權力重心，越來越從國家的政治機關倒向了司法機關。 當人們最終默認了最高法院的這種權力擴張之後，最高法院的傾向性卻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原本助推民權運動的最高法院，正在變成民權運動的一個絆腳石。
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民權運動開始面對美國社會越來越大的反彈。美國國力的下降、大量移民的湧入使得美國社會的保守主義傾向開始上升，歷史上曾經被奉為美國精神象徵的民權運動思想，開始被一些保守的美國民眾排斥。
但是在這種反彈中，美國的民權運動就像一生奮鬥的金斯伯格一樣，沒有停下自己的步伐，像2017年以來的#Metoo運動，今年以來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還在不斷豐富著民權運動的內涵。在這種反彈和推進的較量中，一方面民權運動的主張越來越深刻豐富，另一方面，美國社會中反對民權運動思想的保守勢力的力量也在增加。此消彼長，美國社會的表現出日益強化的割裂狀況。
美國社會對民權運動的態度變化自然會反映到其政治領導人的立場上。特朗普的當選，就利用了這種美國社會中這種情緒。特朗普在執政期間，就公開表示出對#Metoo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敵意。
這種政治情緒也影響到了最高法院中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法官的立場。雙方就很多問題越來越談不攏。目前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法官擁有著微弱的優勢，自由派法官在很多案件中處於劣勢，不斷出現5比4敗北的情況。近年來金斯伯格的反對意見措辭越來越激烈，或許也是她無可奈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表現。
美國國會實行兩院制，其社會的割裂狀態使得兩院在許多時刻不是由一個政黨控制，社會割裂帶來了立法機關政治立場分裂。但是一項法律的通過，需要兩院都達成妥協。當兩院無法達成妥協、不斷出現立法功能紊亂的情況時，最高法院就需要不斷登場，以個案判決的方式，對國家的各種重大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這又進一步加強了最高法院並最終是最高法院法官在美國國家生活中的地位。
長期以來，兩黨形成了一種默契，保持著最高法院內部兩派勢力的大致平衡。但是幾乎不知道什麼叫妥協、慣例的特朗普總統已經宣佈要打破這一平衡，將向最高法院中送入第六名保守派法官。民主黨的反應是，如果特朗普這麼做，他們將推動擴大最高法院法官的職數，向其中填塞進更多的自由派法官。
原來應當遠離政黨紛爭的最高法院，正被越來越深地捲入政黨政治的漩渦。這樣做只會損害最高法院的權威。像特朗普在任命第二名最高法院法官卡布諾時，就出現了對其曾經性侵女性的個人品德指控。當受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以50對48票通過了對其的任命決定、卡布諾就職後，一些自由派的媒體還是經常提起這一疑案。這種對最高法院法官個人品德的指責，最終難免抹黑最高法院本身。
而且民主黨堵塞法院計劃的成功、金斯伯格第二個遺願的實現，都需要寄希望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當選。如果特朗普連任成功，金斯伯格的兩個遺願都將落空，而美國最高法院也將在她不願看到的相反道路上，越走越遠。那樣的話，金斯伯格這顆民權運動巨星的隕落，將為曾經蕩氣迴腸的美國民權運動，至少在最高法院中奏響一曲日暮西山的換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