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
從2016年第一篇評註開始，經過數年探索，評註寫作已積累相當程度的經驗教訓。2019年7月20日，南京大學法典評註研究中心“天同法典評註工作坊”開坊第一期，以“法典評註是什麼？”為主題，討論評註的緣起、功能、寫法等基礎問題，形成初步共識。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頒佈，評註寫作亦隨之進入第二階段。為此，評註編委會決定編寫評註寫作指南，以增進評註寫作的規範性與穩定性。指南由朱慶育執筆，經編委會討論修改定稿。
——2020年6月17日
1．【功能定位】
評註以法律適用為中心，旨在追求理性而正當的司法裁判，在此目標下兼及學術討論併為立法提供可能的參考。為此，評註應致力於：
1．1 解釋。評註應對法條作出以適用為導向的正當解釋。
1．2 整理。評註應秉持客觀立場，整理所涉法條的立法、司法與學術文獻，在此基礎上揭示通說或推動通說之形成。
1．3 評論。評註應秉持理性態度，對所整理的立法、司法與學術文獻作出分析評論。評論應圍繞所涉法條的適用展開，並給出作者的明確立場。
1．4 詳備。評註應儘可能覆蓋所涉法條各種現實及可能適用情形，力求全面回應司法裁判之所需。
1．5 引領。評註應對未來司法適用、學術討論與立法具有引領意義。
2．【評註對象】
《民法典》條文系直接評註對象，相應司法解釋視為條文重要成分。必要時，條文所涉行政法規亦納入評註內容。
3．【評註方式】
3．1 逐條解釋。原則上，評註應逐條作出解釋。例外情況下，如果相關法條聯繫過於緊密，甚至據其本質原本應屬同一法條卻因為立法技術被不當分割，非合併解釋難以清晰展示法條適用狀況，則可合併解釋。
3．2 不真正法條。缺乏可適用性的不真正法條，若存在與之直接相關的真正法條，可納入該真正法條合併解釋；若無與之直接相關的真正法條，但不真正法條本身有助於理解規範體系，可作單純論理解釋；若不具備任何意義上的法律特質，可作出必要說明簡略處理。
3．3 前置導言。原則上，法典各編條文評註展開之前，應前置導言，就本編基本概念、規範內容及體系作簡要概述。必要時，章節之前亦可前置導言。
4．【內容結構】
完全法條的評註結構一般分成規範意旨、構成要件、法律效果與舉證責任四個部分。不完全法條則視情況參照完全法條作相應取捨。
4．1 規範意旨。規範意旨部分可包括立法原意、法條功能、規範史略、適用範圍及體系關聯等內容。若屬於請求權基礎規範範疇，應一併指明屬於主要規範、輔助規範抑或防禦規範，以明瞭該規範在法律適用之網中所處座標位置。
4．2 構成要件。構成要件應直接從法條中提取，不宜簡單套用某種理論框架，亦不宜簡單套用比較法對應規範或理論。構成要件之提取，應以對適用具有獨立意義的最小元素為單元。
4．3 法律效果。法律效果之分析應具體至能夠體現為裁判結論的程度，避免止步於“有效”“無效”“應負賠償責任”等籠統寬泛的表述。
4．4 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分配可結合訴訟法舉證責任分配條款一併作出分析。一般情況下，舉證責任應置於評註最後一部分，但如果法條涉及較為複雜的適用情形，為行文的整體考慮，亦可在每種適用情形的討論中分別分析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5．【形式編排】
5．1 每條評註文前設置目錄以及每一級目錄內容所對應的段碼。目錄設至三級，依次以“一、”“（一）”“1.”標示。
5．2 評註正文一般設至四級標題，依次為：“一、”“（一）”“1.”“（1）”。特殊情況下需要設置第五級標題時，用“①”標示。儘量避免設置第六級標題。第一級標題全文連續計數，第二級以下各級標題則在上級標題之下重新計數。
5．3 根據意義單元編制段碼。
5．3．1 作為段碼編制依據的意義單元，其基本功能，一是提示作者行文須言之有物，儘量去除無實質意義的空泛之言，二是便於讀者精準查詢與援引。為此，單元劃分以所討論問題的相對獨立性為標準。每一個意義單元對應一個獨立問題，每一個意義單元均具有獨立援引價值。
5．3．2 段碼以阿拉伯數字從1開始全文連續計數，為與第三級標題相區分，用全角中括號括起。示例：［1］。
5．3．3 一般以一個意義單元為一個自然段。若意義單元內容少於3行，可以數個意義單元為一個自然段，但一個自然段一般不超過10行。若意義單元內容超過10行，可分成數個自然段。
5．3．4 無實質意義、僅作起承轉合的自然段，不單獨編制段碼，視情況編入相鄰上下單元。
5．3．5 修訂時，若有新增意義單元，接上一意義單元段碼序號加短橫槓“-”，“-”後面用阿拉伯數字從1開始計數。例如，如果段碼［3］之後新增3個意義單元，則依次標示為“［3-1］”“［3-2］”“［3-3］”。若有刪減意義單元，段碼編序保留，內容則註明“刪”，用小括號括起。例如，如果段碼［7］所對應的內容刪去，則標示為“［7］（刪）”。如果新增意義單元正好接續刪減意義單元，標示方式為“［7］（刪）”“［7-1］”。
5．4 評註作品發表於期刊時，形式編排另須遵從期刊要求。
6．【解釋方法】
法條解釋，應綜合運用文義、目的、歷史、體系等解釋方法，以達到清晰、正當、融貫之解釋結果。常規解釋路徑是：始於文義，終於文義。
6．1 文義是解釋的事實始點，而不是具有規範拘束力的應然始點。
6．1．1 探究文義從平義解釋開始，以語詞通常用法為出發點。
6．1．2 將平義解釋的初步結論與規範語境相印證，初步探知語詞規範含義。
6．1．3 如果存在數種可能的規範含義，結合規範目的、規範體系與規範歷史作進一步解釋，選擇其中最能融貫各項因素的一種含義。
6．1．4 通常情況下，最終確定的語詞含義須在其用法射程之內。但如果既有用法射程無法恰當體現規範目的，亦無法與規範體系相協調，可突破語詞通常用法。
6．1．5 語詞文義確定，即意味著解釋結束。
6．2 規範目的指向規範實質功能，系確定概念與規範含義的實質標準，語詞則是規範目的的語言載體。
6．2．1 探尋規範目的時，應關注立法原意與規範客觀意旨，但無論立法原意（主觀解釋）抑或規範客觀意旨（客觀解釋），皆非唯一或決定性標準。解釋時，應結合二者作綜合考量。
6．2．2 在數個可能的規範目的之間，應選擇較具衡平效果的解釋。
6．2．3 在數個可能的規範目的之間，應選擇較合乎私法自治理念、較少管制的解釋。
6．2．4 在數個可能的規範目的之間，應選擇與規範體系較融貫協調的解釋。
6．2．5 在數個可能的規範目的之間，應選擇較順應規範史變遷的解釋。
6．2．6 法條文義所顯示的規範目的過寬或過窄時，應作目的論限縮或擴張，俾使法條規範目的得到恰當界定。
6．2．7 法條文義無法指示所欲實現的規範目的時，應比照蘊含相似規範目的之法條作類推解釋。
6．2．8 規範目的之確定，應體現於語詞文義。
6．3 概念與規範意義應在歷史變遷中尋求理解。
6．3．1 對於理解語詞概念與規範具有意義的立法、司法與學術變遷均應納入歷史觀察視域。
6．3．2 歷史視角的解釋，應避免泛化。以有助於直接理解現行規範的文義、目的與體系為限，對於規範理解不具有直接意義之歷史過往，不必涉及。
6．4 概念與規範意義，應作“通過部分理解整體，通過整體理解部分”之體系解釋。
6．4．1 文義、目的與歷史相互調適的過程中，應隨時檢驗體系融貫程度，適時作出必要的校準。
6．4．2 體系融貫之檢驗，不僅應關注技術性外在體系，亦應關注功能性內在體系。若外在體系無法兼顧，應選擇對體系衝擊最小的解釋；若內在體系無法兼顧，應選擇更有利於私法自治的解釋。外在體系與內在體系無法兼容時，應優先考慮維護私法自治之規範功能。
6．4．3 作體系解釋時，應依循波紋原則，以目標法條為中心，從功能最相近法條開始逐步往外驗證，直至融貫為止。
6．4．4 經文義、目的、歷史、體系綜合考量之解釋結論，應最終體現於文義。
6．5 原則上，合憲性、比較法解釋以及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解釋不構成獨立解釋步驟，需要考量時，應視情況分別化入文義、目的、歷史與體系解釋過程。
6．6 理解法條時，應窮盡所有解釋手段以維持法條之意義。非不得已不宜置實證規範於不顧而直接訴諸公平正義等抽象理念，亦不宜簡單主張另立新法。
6．7 必要時，可在評註分析的基礎上，就如何合理設置或表述相應規範給出作者見解，以便為將來可能的修法提供參考。
7．【行文風格】
7．1 評註須對法律適用作理性分析，不宜僅僅給出簡單的結論，更須展示支撐結論的理由，但應避免過於理論化。一般情況下，論證應侷限在教義法學範疇內，理論性、哲學性前提不予展開討論。
7．2 實質性論證與信息應儘可能顯示於正文。一般情況下，腳註僅用於顯示援引資料信息，不展開實質論證。
7．3 行文應言簡意賅，清晰明確，不宜迂迴含糊，不作空泛之談。
8．【文獻使用】
文獻使用順序為：立法文獻，司法文獻，學術文獻，比較法文獻。
8．1 立法文獻可提供規範變遷、立法原意、規範目的等信息，是確定規範含義的重要參考。立法文獻包括歷次法律草案、立法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輯的立法資料與法律釋義等文獻。
8．2 司法文獻可反映所涉法條的司法適用狀況。
8．2．1 司法文獻包括各類非屬司法解釋的司法政策文件、司法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編著的“理解與適用”系列釋義書等。
8．2．2 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指導意見”“會議紀要”等司法政策文件非屬司法解釋，但鑑於其對司法裁判具有權威的指導意義，系司法解釋的補充，得到各級法院事實上的遵行，可由此推知統一的司法立場，因此評註應予以關注。司法政策文件若以條文形式表現，解釋時比照法條解釋方法，但因其不能用作裁判依據，故應將解釋結果體現於相應民法典條文或司法解釋條文；若以敘述文字形式表述，可用以理解、佐證司法解釋及民法典相關條文。
8．2．3 司法案例的使用順序為：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案例，高級人民法院裁判案例，《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人民司法·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選》等最高人民法院機關刊物刊載案例，高級人民法院的公報類機關刊物刊載案例。中級人民法院及基層人民法院案例，縱未入選上述案例系統，但如果（1）所涉法條案例總量較少，或（2）所涉法條適用的法院層級較低，或（3）對於法條適用具有典型或特別意義，亦應納入蒐集與使用範圍。
8．2．4 司法案例的整理，應儘可能反映司法適用概貌。為此，評註應在標題註釋中說明案例蒐集概況。概況應包括案例蒐集方法、案例來源、案例構成、案例數量、案例選擇依據等內容。
8．2．5 《民法典》頒行之前的司法案例不因《民法典》頒行而失去意義。一般情況下，案例蒐集回溯至1995年為止，尤其關注近10年案例。經典案例不受時間限制。
8．2．6 對於司法案例，可視需要作類型化整理。所涉法條構成要件缺乏或不明確時，尤應通過類型化案型總結法條適用情形。
8．2．7 使用案例時，同類案型不必全面列舉案例，選取代表性案例即可。選取標準除依循8.2.3所示順序外，裁判理由質量亦系重要考量因素。
8．2．8 下級法院與上級法院裁判衝突時，除非作者認同下級法院裁判並給出理由，否則應僅以上級法院裁判為分析對象。同級法院裁判衝突時，原則上均應列出並分析。
8．2．9 對於司法案例，應重視裁判理由甚於結論。若所涉法條之司法裁判普遍缺乏具有實質意義的裁判理由，應在評註中說明此司法現狀，並在必要時根據裁判結論分析可能的裁判理由。
8．2．10 無論是否認同司法裁判，均應顯示明確態度及理由。不認同時，應進一步給出作者主張。
8．2．11 最高人民法院編著的“理解與適用”等釋義書可用作探知與理解司法立場。
8．3 學術文獻反映學者對於所涉條文的理解狀況，是司法適用的學理來源。
8．3．1 學術文獻使用順序為：本評註相關內容，其他可使用的評註或類評註作品，教科書，學術論文，專著。
8．3．2 學術觀點不必全面列舉。若可判斷通說，一般援引通說；若存在對通說構成有力挑戰的學說，亦應予反映；若難以判斷通說，可列舉具有代表性的學說。作者可在既有學說之外表達自己的主張，但應附充分且簡潔的理由。
8．3．3 評註不承擔體系化理論建構之責，且應考慮與其他作者研究進路的協調，因此，不宜在評註中闡述個性過於強烈的理論主張，亦不宜將論述重心置於理論建構而忽略法律適用的現實性。
8．4 作為法律規則與法律知識繼受國，比較法文獻有助於理解規範來源及其意義。
8．4．1 現階段下，比較法文獻不可避免，但應節制，以必要為原則。尤其是，外文比較法文獻不宜單純用於炫技，亦不宜藉此迴避我國司法與學術現狀。
8．4．2 概念、原理等法律知識即使來自於比較法，但若已為中國大陸學術吸收內化，亦應援引中國大陸學者文獻，除非為了糾正中國大陸文獻存在的錯誤。
8．4．3 援引內容為外國法或比較法時，文獻使用順序為：漢譯外國文獻、外文文獻、中國大陸學者文獻。若漢譯外國文獻翻譯失真或版本較舊，可以外文文獻相對照或直接使用外文文獻，但須作說明。有關臺灣法律狀況，優先援引臺灣文獻。
8．4．4 解釋法條時，如6.5所示，比較法不作為獨立解釋步驟，因此，原則上不單列“比較法”標題，亦不集中列舉立法例等比較法資料。需要使用比較法文獻時，應以論證理由的形式用作理解法條文義、目的、歷史或體系的輔助因素。
8．4．5 若確有必要整理列舉比較法案例、學說及立法資料供參考或對照，一般應置於腳註，以免佔用正文篇幅及節外生枝。
8．4．6 使用比較法資源時，應避免主客易位，將比較法當成先在框架套用於我國實證法分析，或將我國實證法處理成印證比較法“定式”的材料。
9．【引注方式】
引注兼採腳註與文內夾註兩種方式。
9．1 常規註釋採腳註方式。
9．1．1 發表時，註釋體例從期刊要求；出版時，參考《法學引注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9．1．2 如7.2所示，腳註一般不作實質性論證，僅顯示文獻信息以及8.4.5提及的比較法資料。
9．2 同一篇評註前後內容相互援引時，採文內夾註方式。
9．2．1 文內夾註直接在需要援引的正文用小括號標示所援引段碼，不使用“參見”或類似提示語詞。示例：（［3］）。
9．2．2 原則上，評註前後文內容具有呼應或者參照關係時，應使用文內夾註，以提示評註的體系關聯。
10．【知識基礎】
評註系集體作品，觀點無法強求一致，但若相去太遠，又難以形成具有最低限度協調性的體系。為此，評註作者在若干基礎問題上應秉持相似立場。例如，應以私法自治作為基石與出發點，解釋理論既非固守純粹的主觀解釋亦非堅持絕對的客觀解釋，應根據法律效果區分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