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雷巡演:鮑勃迪倫傳奇》(轉):向大地和詩歌而去!

“我是另一個”——鮑勃·迪倫和他的滾雷巡演

原創: 吳澤源 南方人物週刊 3天前

加入迪倫流浪劇團的,是像民謠詩人瓊·貝茲、喬尼·米切爾,桂冠詩人艾倫·金斯堡和戲劇奇才薩姆·謝帕德這樣才華橫溢的藝人。他們如同滾雷一般,所經之處,大地也為之顫抖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20期

文 | 吳澤源

全文約2686字,細讀大約需要6分鐘

音樂紀錄片《滾雷巡演:鮑勃迪倫傳奇》預告

兩位不同行的業界大佬的聯手,本來就十分罕見,更別說接連合作兩次了。可這卻真切地發生在了搖滾傳奇鮑勃·迪倫和電影大師馬丁·斯科塞斯的身上。14年前,斯科塞斯曾經用一部《沒有方向的家:鮑勃·迪倫》,透視這位性格乖僻的搖滾詩人的心路歷程,讓他的傳奇經歷終於能得到大眾的理解,甚至共情。

正是出於信任,迪倫把用紀錄片還原他的1975年“滾雷巡演”(Rolling Thunder Revue)的任務交給了斯科塞斯,期望後者能為這段著名卻令人費解的旅程理出些頭緒。然而斯科塞斯雖然在面對1960年代迪倫的上百小時影像素材時,能將線頭捋清,卻很難為時長只有一個多月的“滾雷巡演”梳理出脈絡。因為“滾雷巡演”的意義就是製造混沌。

製造混沌

該如何定義“滾雷巡演”?不論是表演者還是看客,都很難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當迪倫招募樂手加入巡演時,他的推銷詞僅僅是——“我想搞點不一樣的東西……像馬戲團演出的那種。”甚至連巡演為何叫“滾雷”,都沒有標準答案:有人猜測這是對美國首次轟炸越南的任務“滾雷行動”的反諷;有人覺得這是對美國原住民文化的致敬,因為有個印第安酋長叫“滾雷”。至於迪倫本人對“滾雷”的解釋,則簡單得讓人不敢相信:他正坐在家裡琢磨巡演該叫什麼名字,突然之間聽到雷聲從遠方滾滾而來,BOOM!所以就這麼著吧。

雖然意圖混亂,但迪倫對這次巡演的構想,其實胃口很大:他想通過這次大型巡演,拓寬搖滾演出的界限。他既不想讓演出止步於向年輕人販賣荷爾蒙,也不想讓演出變得像是在禮堂和愛樂廳裡那樣一本正經。他希望巡演能夠打破一切壁壘,成為市井文化的一部分,為此,他從各個地方吸收靈感:馬戲演出、狂歡節、意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吉普賽人的大篷車文化、早期美國的“江湖賣藥秀”(medicine show)、日本歌舞伎表演、垮掉派詩人的即興朗誦,以及誕生於1945年的法國電影《天堂的孩子》……

上述這些內容繁雜多樣,卻有著共通之處:充滿了放浪不羈的波西米亞氣息。身為當代吟遊詩人的迪倫,正是被這種特質深深吸引。馬戲演出充斥著滑稽與混亂,迪倫製造的則是最高級的混亂:加入其流浪劇團的,是像民謠詩人瓊·貝茲、喬尼·米切爾,桂冠詩人艾倫·金斯堡和戲劇奇才薩姆·謝帕德這樣才華橫溢的藝人。他們如同滾雷一般,所經之處,大地也為之顫抖。

“我是另一個”

但迪倫的生命旅程,從來都既向外擴張,又向內自省,二者的關係錯綜複雜,密不可分。“滾雷巡演”最具標誌性的外在元素,是迪倫本人的裝扮——點綴著花朵的帽子之下,是他塗著厚厚白色油彩、如同小丑一般的妝容。再一次地,迪倫的解釋言簡意賅:“當一個人戴上面具時,他就會和你說真話;當他不戴面具的時候,則不太可能。”

但除了這個理由之外呢?或許這是迪倫和我們玩的又一個身份遊戲。他用這個“面具”,將自己的舞臺人格和原本身份做了顯著區分。而在他於巡演期間拍攝的半紀錄半虛構電影《雷納多與克拉拉》中,這種身份遊戲更是登峰造極:在其中,他和當時的妻子莎拉分別飾演名為雷納多和克拉拉的主人公,而他的兩位巡演同伴羅尼·霍金斯和羅尼·布萊克利,則分別飾演迪倫和迪倫夫人……

對迪倫來說,身份從來都是個變動不居的東西。他最愛的詩人之一是阿爾蒂爾·蘭波,而他最愛的蘭波詩句,則是“我是另一個”(Je est un autre/I is another)——在詩句前進的中途,人稱已經悄然轉變。在迪倫看來,人生不該用單一視點來審視,否則你只會得到陳腐固定的結論。唯有衝出自己的軀殼,才能獲得自由。

於是,迪倫在“滾雷巡演”中,不斷突破著自我的邊界:演出中大部分歌曲都來自《血跡》(Blood on the Tracks)和《慾望》(Desire)這兩張專輯,卻在編曲和演唱方式上和錄音室版本完全不同。一個簡單的和絃變化,就能讓原本憂鬱的歌曲變得俏皮而憤怒;一個細微的人稱變化和歌詞改動,就能讓先前深情的歌曲變得或疏離,或尖酸,或華麗,或沉靜。

迪倫在巡演中演唱的歌曲,都已被世人視為傳世經典,但他對它們卻毫不“愛惜”,因為每次演唱都不可重複,而藝人演唱時的心境與當初創作時比起來,也已經物是人非。就像他在斯科塞斯的紀錄片裡說的那樣:“人生的意義並不在於找到自我,或是找到任何東西。人生的意義在於創造自我。”

藝術的烏托邦

不過,話說回來,“滾雷巡演”的意義其實遠大於迪倫的自我創造。這次巡演的時間,剛好臨近美國建國200週年,但整個國家正籠罩在越戰和水門事件帶來的頹喪情緒中,滾雷樂團途經的新英格蘭地區,更是經濟凋敝,氣氛灰暗。彼時已成名多年的迪倫,沒有忘記自己的民謠根源,他堅信,通過動人熱鬧的音樂表演,他的“劇團”能為苦悶的大眾重新注入活力。

確實,“滾雷巡演”沒有向觀眾擺出一副高姿態。迪倫明明可以選擇超過萬人的體育場作為演出場館,卻最終選擇了一系列像小劇院、退伍軍人紀念體育館、麻將館和印第安原住民社區中心這樣的日常場所。在一些偏遠城市,工作人員甚至在校園裡發放傳單,招徠觀眾。如此親民的舉措,讓“滾雷巡演”有了些許市集狂歡的氣質。

而迪倫和同伴們的音樂也確實直擊人心。斯科塞斯的紀錄片中最令人難忘的鏡頭,就是一位觀眾在演出結束後悵然若失,痛哭流涕。斯科塞斯本人對此極為震驚:音樂居然能給人帶來如此大的情感衝擊。不過,彼時的斯科塞斯,也即將震撼一代人的心靈了:1975年的他,正在忙著拍攝那部即將成為經典的《出租車司機》。

四十多年後,藝術和藝術家的處境已經發生了鉅變。迪倫依然在巡演,但比起認真聽歌,觀眾更想用手機拍他,惹得他在近十多年裡首次在臺上懟了人。斯科塞斯則面對著另一種窘境:在影院裡泡了一輩子的他,無奈地發現自己的電影很可能沒法在院線大規模公映,因為願意為他的新片《愛爾蘭人》砸大錢的,只有Netflix。藝術正在從一種身心在場的體驗,變成一種消費行為和一種將世人隔離的手段。此時的斯科塞斯,無疑會懷念那個逝去的年代,在那時,音樂與電影依然是一種如週日彌撒般淨化人心的社群體驗。

不論迪倫和斯科塞斯心中的烏托邦是否會再來,至少在《滾雷巡演:鮑勃·迪倫傳奇》中,我們有機會管窺那個美好時代的一角:在巡演的間歇時間,迪倫和好友羅傑·麥奎恩在友人家中甘做配角,為喬尼·米切爾溫柔堅定的歌聲伴奏和絃。“滾雷巡演”是屬於藝人的烏托邦,它雖然讓金主賠了錢,卻讓參與其中的每個藝人都“創造”出了最極致的自我;這樣的巡演可能再也不會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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