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高考1977》剧照，来自网络
1977是十年动乱结束后第一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中文专业，成为县城里1975年几百名高中毕业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女生。
走过1977
没有1977，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1977在我生命的长河中是最重要的一笔，总让我想起很多往事。那一年我在千军万马的厮杀中挤过独木桥，成为77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但是我又一直遗憾，一方面抱怨父母那年高考居然不让我从水库工地回家复习一天，在我考上不喜欢的学校后又不让我复习考更好的学校。
我上学的时候文革刚开始，按照毛主席说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小学读了五年，初中读了两年，高中读了两年。然后一本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样板戏都会唱。那些年学工、学农、学军就是不学文化……16岁那年高中毕业，随大流去了农村。
那时候，全国都在轰轰烈烈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活动。县里集中了三万多劳动力修板冠水库，每个生产队都要派几个劳动力去，由生产队记工分。我猜测，那个生产队长肯定是一看我又矮又小又瘦，也干不了农活，干脆把我派去修水库也算顶了生产队一个劳动力吧……
记得当年修水库县里成立了指挥部，副县长是指挥长。指挥部还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有储蓄所，有卫生室，保卫组还有饭堂，现在想起来那个镶着金牙叫做花篮的大姐姐做的粉蒸肉最好吃，每份才一毛五分钱，忍不住流口水……公社成立指挥所(也叫民兵营)，大队为民兵连。后来修筑大坝的时候公社去的人更多了，就改为民兵团。我一去公社的指挥部报到，指挥长说你就留在广播室当广播员吧，我听说你文章写得好，我们要争取每天都有文章上县指挥部的大喇叭，就看你的了……
那时候各个公社的指挥所分散在周围十几里的山头上，唯一的宣传工具就是大喇叭，我记得当时这个工作是一个从公社供销社来的高姐姐做的，她那时刚结婚，三天两头请假跑回去跟老公团聚，再说她也不会写文章，所以我到广播室接替高姐姐的工作她不但不排挤我，还热心地教会我摆弄那些机器……想想如果在生产队干农活自己小身板肯定吃不消，在水库工地挑石头沙子泥巴，肯定完不成任务，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在太合适不过，我喜出望外，求之不得。
也是我的运气特别好吧，我做广播员不到半个月，有一天指挥部的宣传部领导到我们民兵团检查工作，听到了我在广播，就跟我们指挥长说，这个播音员不错。指挥长不知道脑子没转过弯还是怎么回事，就夸我说：播音播得好，文章写得好啊，笔头又快，每天下工地一回来就能写一篇好人好事……结果宣传部长在茅草房搭建的广播室看了我一眼，就跟团长说，通知她明天到指挥部政工组报到，这个妹仔我要了……
图片来自于作者：当年的大学生秋游
这样，我就从公社的指挥所调到水库指挥部政工组工作。政工组有文艺队，经常到各个工地演出，都是县里的俊男靓女;有宣传组，有广播站……我记得广播站已经有两个专职广播员，我被分在了宣传组。现在想想，政工组的领导眼睛很毒，居然能从几万个民工中抽调我们四个知青到宣传组，负责整个工地的宣传报道，黑板报，刷大标语工作。然后我们四人分别在1977、1978年考上了大学。文艺队几十号人，只有一人考上中专。所以这在几万人的水库工地也是一段佳话。
我那时候的工作是每天跟领导到各个民兵团的工地检查工作，然后现场写出稿件马上拿出随身携带的喇叭在工地上现场广播，效果非常好。然后稿件也通过电话的方式，我在这边读，县广播站的编辑在那边记录，晚上会在县新闻里播出。
虽然在水库工地住的是茅草房，条件艰苦，但领导对我们都很好，我们每个月还有15块钱生活补助……真的比在生产队干农活幸福太多。到了1977年下半年，突然听说要恢复高考。我父亲因在文革时被污蔑为土匪从县公安局下放到一个公社工作，我就回家跟父亲说我要请假回家复习高考，他坚决不同意。他说：“你就是考上又怎么样?贫下中农不同意不推荐你去读，政审过不了，你一样还要在农村……”期间，县文艺队曾派人到水库考察，想通过招工把我招到文艺队当编剧，县招待所也想把我招去当服务员。我父母认为这些工作都不错，我是家里的老大，又是一个女孩，有份工作就很好了。
入学四十周年再相聚
1977年高考还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出题，自己规定考试时间，广西的考试时间是12月15日。我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水库在深山老林里，我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一直流鼻涕……
我在水库工作到12月13日。因为水库离县城差不多30公里，县城离我们家所在的公社有14公里，当时也没有车到县城，所以我14号上午吃了早餐就出发，坐在食堂采购员的自行车后头先到了一个叫牛庙的地方。我没带什么行李，走的是小路，走得很快，北风呼呼地刮，我却全身冒汗。
下午两点多走到县城，去舅舅家吃了午饭骑了他的二八自行车回到家里。那天人也特别累,稀里糊涂看了一会数学就睡着了。现在很后悔，因为那天晚上我看的那道数学题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数学试卷最后一道，占30分。但是考试的时候怎么转动脑子就是想不起来该如何做……后来去读大学老师给我看分数，我的数学考了49分，老师说你就是数学不及格，不然我们就录取不到你了……
就这样匆匆忙忙稀里糊涂的跑去考大学。记得上午考的是政治、语文和数学，我考的是文科，所以下午考的是历史和地理，理科考的是物理和化学。
具体考的什么内容现在基本上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作文题目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我当时写的是在水库参加毛主席追悼会，自己一边哭一边给毛主席做花圈，写革命人民对毛主席深厚的阶级感情，写我看到有的人在追悼会现场哭晕过去……后来入学后我从班主任那里看到，我的作文分数居然比我们班那两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还高出十几分，心里有点小得意。
考完试后第二天刚好公社有拖拉机到水库去，我就坐拖拉机又回到水库。那时候心态特别好，感觉没啥希望，还是安心待着，明年再考。
在等待中，有一天突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父亲很兴奋，但是我居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奇怪哦，居然考上了。虽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那个县1975年高中毕业生少说也有几百人吧，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女的。但是我还是不开心，因为我的心愿是考南京大学图书馆系，录取的那个学校不是我心仪的学校。
回家我就跟父母说，我要再复习半年，明年夏天再考一次。父母就不愿意啊，叫了很多人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包括我的高中班主任。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班主任给我说的几句话：花园选花越选越差你懂吧?你如果今年考上了不去，说不定明年还考不上呢!你看那个谁谁谁，在学校的时候成绩跟你一样好吧?她今年不说中专连技校都没考上啊……然后父亲那些老同事老朋友还有一些邻居，见了我就开始唠唠叨叨，说一个公社就你一个女的考上大学，你还有弟弟妹妹，怎么不去读还要考?万一考不上你没后悔药吃……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要到县人民医院体检。帮我体检的一个女医生问我：“你是谁谁谁的女儿吗?”我当时兴高采烈的，以为人家认识我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还答人家说：“是啊，阿姨，你认识我爸爸?”结果人家在我的体检报告单上写：”其父曾患肝炎，慎重录取，以免传染……”什么恶毒的蛇蝎心肠才会写出这样的体检报告?事情过去四十多年，这件事情我不说不表明我忘记了，我始终不能原谅这个女医生!
1978年2月23日，我带着父亲给我买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进了大学。
入学四十周年再相聚
我就读的这所学校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的穷乡僻壤诞生的一所中专学校，1977年刚刚戴上大专的帽子。我记得一个自称副校长的小老头穿一件蓝色的卡中山装在校门口满面笑容接过我的行李，把我带到校门右手边进门的一栋三楼的一间大教室，里面密密麻麻放满了两层床架，77级所有专业的女生都住这间宿舍，男生则在另外一头的一间大教室。
学校没有礼堂，那座泥土地面的简陋礼堂，还是我们的饭厅……那时候吃饭8人一桌，不卖饭菜票，吃饭时间凑足人数去到饭厅，一大盆饭一大盆菜，站着吃完。女同学这桌经常有剩菜剩饭，男同学不够吃就端过去，气氛非常友好。我记得我们每月还有25块钱补助，助学金每月有三块、四块、五块三等，我几乎没拿过五块那个等级。
我们班有42人，有六个女生其中三个是老三届的，比我大十几岁，还有两个比我大三岁。班级的同学大多数都是老三届，他们原来有的是民办教师有的是公办教师，还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有的是工人，学习特别刻苦。我属于班上最小的，贪玩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授课老师非常棒。印象深刻的是高湛祥老师的《史记》课声情并茂，他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诠释得淋漓尽致，使我对古典文学爱之愈深;他推着板车、抡着扫帚与我们一起劳动的身影，令我顿悟如何做人、为师;刘村汉老师风度儒雅，学识渊博，讲课娓娓道来，他教的之乎者也连同他的小胡子形象一起，铭刻于我的脑海中：肖伟良老师字正腔圆又幽默诙谐，他的现代汉语课堂，经常笑声不断;陈钊华老师口若悬河，板书飘逸，学生们无不折服……
入学四十周年再相聚
我感觉非常幸运，1977是十年动乱结束后第一年恢复高考，那时候还没有冒名顶替一说。我作为一名77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中，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当博士生导师的，有在上海、深圳开公司，成为著名股评专家的，但更多的同学是在县一级或者乡镇中小学当老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默默奉献一生。（文/南宫踏舞）（编辑：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