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3 06:18
劉中民
“阿拉伯之春”已經整整延宕十年，因此有人稱其為長週期的“阿拉伯之春”。十年來，中東地區在國家轉型方面，迄今沒有成功轉型的範例，更談不上有借鑑意義的發展模式；在地區和平方面，原有和新生的熱點問題無一得到徹底解決。
這十年，中東亂象不斷。首先，外部大國的主導能力在下降，但同時大國關係的複雜性上升，帶來的破壞性更強。比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巴以問題上的極端做法；又比如美俄、俄土等在許多問題上既鬥爭又合作的關係，都不利於地區局勢的穩定。
其次，地區國家分化組合的複雜性增加。在沙特與伊朗持續對抗的同時，土耳其與沙特矛盾的激化，海灣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媾和，圍繞地區熱點問題的各種陣營組合令人眼花繚亂，地區格局的冷戰化、代理人化、宗派化特徵日益突出。
再次，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並存。在大中東地區，原有的內戰或準內戰（敘利亞、也門、利比亞、伊拉克）、國際衝突等傳統安全危機持續惡化，且新的風險源不斷增加（如近期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納卡衝突以及土耳其、以色列等中東國家的強勢介入），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核擴散、難民、海洋權益爭端（尤其是東地中海）、水資源爭奪等危機持續加重。
最後，中東的國家轉型和國家建設異常困難。當前許多中東國家都面臨國家轉型和國家建設的壓力，國家轉型之困在於遲遲找不到合適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國家建設之難在於其政治經濟發展難以擺脫外部控制和內部身份政治（教派、族群等）困擾。
這樣的中東亂局有其系統性根源。第一，中東地區體系存在強外部輸入性和外部干預性。中東地區體系形成於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之上。中東地區事務、熱點問題和國內問題，均無法由地區國家合作或國家內部自主性解決。中東地區事務主導權主要掌握在美國、俄羅斯、歐洲大國等的手裡，中東的地區主義十分孱弱。地區國家之間尤其是地區大國干涉他國內部事務，構成第二層次的外部干預，並在許多熱點問題上形成雙層或複合代理人博弈，當前的中東熱點問題均陷入雙層或複合代理人博弈，這是中東熱點問題久拖不決、難以政治解決的主要根源所在。
還有，無論是殖民時期的殖民統治和委任統治，還是冷戰時期東西方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對中東國家的深刻影響，以及冷戰後西方的“民主改造”和新自由主義對中東政治經濟發展進程的強勢干預，都使得中東國家的發展路徑具有嚴重的外部依賴性。與此同時，本土的民族主義和伊斯蘭運動受挫及其與外來思想和制度的衝突，進一步強化了中東國家的發展之困，導致治理赤字和發展赤字日趨深重。
第二，中東地區體系存在強對抗性和競爭性。地區國家間缺乏安全互信，傳統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觀念仍是地區國家安全觀念的共識。如沙特與伊朗的對抗、沙特與土耳其的競爭構成當前地區國際關係的兩條主線，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媾和則是極具消極性的合作，其重要原因在於對抗伊朗和美國的操控；國內層面，政府與反對派的關係、教派關係、族群關係、部落關係、宗教與世俗關係，同樣圍繞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形成對抗性和競爭性關係，甚至走向內部衝突，併為代理人戰爭創造條件。如“阿拉伯之春”以來埃及等國家的教俗對抗等困境，敘利亞、也門、伊拉克、利比亞的教派、族群和宗派衝突都是其具體表現。
第三，中東地區體系面臨強身份政治的困境。一方面，中東民族國家的構建深受超國家和次國家認同的困擾，這兩類身份政治撕扯下的中東民族國家建設屢遭挫折。另一方面，作為民族國家構建基礎的世俗民族主義又受到泛伊斯蘭主義等伊斯蘭思潮的衝擊，甚至發生矛盾衝突。
因此，基於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響民族國家構建，同時由於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認同具有跨國性，又使其不斷外溢以致影響地區國家間關係，甚至釀成國際衝突。“阿拉伯之春”以來，沙特與伊朗的民族和教派對抗，土耳其內政外交中“雙泛”復甦，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的教派衝突等，均是中東強身份政治帶來困境的表現。
由此可見，外部干預、安全困境和信任缺失、身份政治，構成了中東亂局的地區體系根源，十年來的“阿拉伯之春”不僅未能解決、甚至進一步加劇和激活了上述困境。實現獨立自主、建立安全互信、擺脫身份政治的羈絆，進而完成國家建設和地區秩序的構造，是中東實現和平與發展的出路所在，但這一切對目前的中東來說仍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