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與徐悲鴻的美術論爭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詩人。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薰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奠定其浪漫主義詩風。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在美學上也有一定成就。
在回應徐悲鴻文章時，徐志摩還談了藝術技巧、內容及風格問題：
什麼叫做一個美術家，除是他憑著繪畫的或塑造的形象想要表現他獨自感受到的某種性靈的經驗？技巧有它的地位，知識也有它的用處，但單憑任何高深的技巧與知識，一個作家不能造作出你我可以承認的純藝術的作品，你我在藝術里正如你我在人事裡兢兢然尋求的，還不是一些新鮮的精神的流露——同樣的我們不該因為一張畫或一尊象技術的外相的粗糙或生硬而忽略它所表現的生命與氣魄。這且如此，何況有時作品的外相的粗糙與生硬正是它獨具的性格的表現？
徐志摩所談的不獨適用於美術，對中國現代文學以及其他藝術發展也有啟迪意義。他所說的是，無論寫實還是現代風格，藝術技巧與"新鮮的精神"二者之間必須是同一的，但他想表達的是藝術中的生命與氣魄是根本性的東西，當然，這離不開恰當的表現形式。耐人尋味的是，與徐志摩論爭的徐悲鴻，在當時已經以寫實風格顯示出新的意義，徐悲鴻"將西方寫實繪畫引入中國，改變傳統文人畫以及因循守舊的繪畫現象"，這是"徐悲鴻在中國20世紀藝術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成果"。他的寫實也可說是對當時現代風格與時尚的反撥。正因此，他"反對形式主義、尊崇文化遺產的教育宗旨對中國美術界發生了良好的影響"，也潛在地與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左翼美術運動現實主義美術形成了有機關聯。
徐志摩與徐悲鴻的論爭並未有勝負之別，只是當時中國美術發展中不同思想的碰撞。"同樣在法國接受過歐洲文化影響的徐志摩與徐悲鴻在氣質上完全不同"，出生於貧寒家庭的徐悲鴻與富裕家庭成長的徐志摩顯然有不同的藝術取向和藝術價值觀。儘管徐悲鴻介紹西方藝術時儘可能省略了他反感的現代主義者，而徐志摩卻能看到風尚背後法國後期印象主義的價值，這種對現代主義風尚的體認與20世紀30年代木刻藝術中的現代主義又產生了藝術思潮上的內在邏輯關聯。可以看出，二人的論爭實際上也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文化藝術界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兩個思想潮流上的不同顯現，也是後來新興木刻這一融合了現實精神、時代意識、鬥爭精神的藝術形式對兩種思想的融合與匯通。
總體而言，作為20世紀初走出國門的一代詩人、學人，徐志摩有著深厚的舊學背景，也因此有著良好的全人化的藝術共通感，由此形成了中西古今調和的文化取向，可以說徐志摩是中國古典文化向現代文化轉換的歷史中間物。綜合徐志摩幾十年的詩歌與美術實踐來看，審美共通感是其詩歌與美術、語言與視覺等不同思維與話語方式的基礎，徐志摩的藝術觀念也有著特別突出的古典為底色的現代文化取向。這尤為值得當下文學與美術研究深入思考與審視，走向21世紀的中國文學與美術，學科界限日益加深，彼此的文化視野愈益逼仄，過於注重自我的審美取向也限制了文學與美術的發展，我們的文學與美術顯示出單薄的文化面向，而徐志摩的美術行動及其提出的一系列觀念無疑是一面鏡子，需要我們重新觀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