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世子宝
“石龙对石虎，
金银万万五。
谁人识得破，
买下成都府。”
在广大四川地区，
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
千船沉银的民谣一直广为流传。
在彭山江口古镇的岷江河道，
近年来频频发现
与张献忠有关的金册和银锭等文物，
最终促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自2017年开始启动了
连续三次的考古发掘。
▲发掘现场
今天，
2020年4月29日，
第三期考古成果揭开面纱，
江口沉银遗址又多了这些宝贝！
第三次考古发掘再有重大发现
从去年11月开始围堰进行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再度出水1万余件文物，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大多数为金银器。包括金、银币，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银服饰等。
▲文物出水现场
蜀世子宝：首次在国内发现世子金宝
在4月18日刚刚结束的考古发掘中，出水了一枚重达约16斤、含金量高达95％的金印——“蜀世子宝”。据介绍，“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蜀世子宝
金印为蜀王世子所有，是其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
这件金印为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考古人员介绍，印台边长约10厘米，总重约16斤，含金量高达95％！尽管金印发现时已断裂为5块，仍可从龟钮的鳞形皮肤的刻画细节上，看得出其雕琢的精致。数百年在江底的侵蚀，仍未能掩其夺目金光。
此次发现的“蜀世子宝”金印残断为5块，除了乌龟头部已外，大部分已经在江底找到。当工作人员把它拼接在一起时，“蜀世子宝”4个大字清晰出现在了金印的底部。
▲蜀世子宝印面底部
在明史上，对于藩王的金印规格有明确记载，而世子的金印并无尺寸的进一步表述，只有“明实录”中简略提到过世子金宝的重量。它比蜀王之宝更完整、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此枚“蜀世子宝”重达16斤，而此前眉山公安追剿的重要文物——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不仅含金量只有70%多，其重量也只有约7.8斤，不足只是藩王府世子金印的一半重。
▲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和“蜀世子宝”，
可见前者的黄金含量明显不足后者
考古人员推测，“永昌大元帅”金印打制原料应该是张献忠政权抢夺来的金银器，因为这些原料成分的不同，导致成品成色不好。蜀世子宝当是明王朝中央政府赐给蜀王的，因此无论做工还是成色都更有皇家气派。
▲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
还有这些宝贝值得注意
此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十多枚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银锭，上刻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地名，为研究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范围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提供了重要证据。
▲银锭
此外，还出水了供明代火铳所用的不同规格的铅弹，进一步确认了江口沉银遗址作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
▲铅弹
不过，出水最多的还是各式各样精致的金银器。
▲银手镯
▲珍贵的西王赏功金币
▲金手镯
▲精美的金牌饰
▲纹饰精美的金钮扣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文物在江底原地埋藏的迹象：在基岩河床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银锭、金锭、金印以及金块嵌入岩石的情况，这对判断沉船地点以及文物的搬运距离具有标识作用。
此外，出水文物呈现出同一种类的文物集中分布的情况，例如发现了金器的集中分布区以及银锭的集中分布区，这很可能说明当时对于货物的运载存在分船以及分箱的情况，对于认识当时张献忠撤离成都前的状况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出水宝贝大回顾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从2017年开始，已历经三次发掘。
第一次发掘
以首次出水金银锭、金银册、各种金银首饰等3万多件文物，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并非传说。
第二次发掘
2018年的第二次发掘，再度出水大量金银器以及蜀王金宝等文物，并以火铳等战争所用的实物进一步证明了江口遗址作为战场遗址的性质。
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你最喜欢哪件？
那么，在前两次的发掘过程中，出水了哪些珍贵文物呢？
▲蜀王金宝残件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实物。在《明史·舆服志》中有关于金宝制度的记载：皇太子为储君，金宝，龟纽，篆书“皇太子宝”，其制与皇后宝同。亲王亦授金宝，龟纽，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为“某王之宝”。这枚金宝出现在江口沉银遗址，可能就是张献忠洗劫蜀王府后得到的财富之一。
▲蜀王金宝残件
▲三眼火铳
这件文物尽管泡于江水中数百年，已经锈迹斑斑，当年却是威力巨大的火器。既可以远距离射杀敌人，也可近战砸击。它的出水，为佐证江口遗址为战场遗址性质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并且印证了文献中战争曾采用了火器进攻的记载。
▲珍贵的西王赏功金币
“西王赏功”金、银币，是张献忠作为大西王时嘉奖部将战功所用。在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之前，因为其存世稀少，一枚“西王赏功”金币在2011年嘉德士春季拍卖会上，以230万元的价格成交。江口考古发掘文物中，包括了数十枚“西王赏功”金、银币。
▲各种册封金册
在江口沉银出水文物中，有多枚册封金册。其中既有抢夺自明藩王府的，也有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封爵妃嫔的金册。
这枚金册抢夺自藩王府，正面刻“維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十二月乙丑朔二十六日庚寅皇帝制曰朕惟太祖高皇帝之制封建諸王以隆藩屏必擇賢女以為之配榮”等字样。
▲明大顺二年铜“离八寺长官司印”
此印并非此次考古发掘出水，是四川博物院馆藏一级文物。它是大西政权授予甘孜州道孚县离八寺的铜印，说明大西政权与甘孜州藏民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印背镌刻“离八寺长官司印”，“礼部造，大顺二年正月 日”，侧镌刻“大字六百六十二号。”
除了这些，还有大量精致的金银锁、首饰等物件。
另外，眉山公安还在近年从文物贩子手中追讨回了两件重要文物，分别是刻有“长沙府”字样的金锭，以及张献忠永昌大元帅印。
▲“长沙府”金锭
这枚“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是已知的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形，存世稀少，价值极高。金锭束腰船形，两端上翘，铸纹清晰，金光熠熠，内錾二十三字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吏杨旭匠赵”，完整记述了该锭的铸造时间、地点、重量等详细信息。
“长沙府”，即当时湖南行政区划，省治所在地，“吏杨旭”应为监铸官，“匠赵”则为熔铸此枚金锭的金匠。长沙是明王朝的一个藩封重地。藩王每年的俸禄全部出自地方财政。这应是长沙府向吉王府岁供的一种特型的金锭。1643年，张献忠亲率大西军进军湖南，同年长沙陷落。金锭当属张献忠在大肆搜罗的战果之一。
▲永昌大元帅金印
“永昌大元帅印”的虎钮和印章在盗掘中分两次被发现，钮与印章背面四个足印正好印合，可证为同一件器物。金印用黄金制成，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字，印的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印钮为一立虎的形象，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虎身阴刻线纹表现虎的鬃毛和斑纹。专家分析认为，此枚金印极有可能是张献忠本人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