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买菜回程的路上突然想起他来——一个十多年前的同事。
他本是有名姓的，但为了避免日后万一相见骂我数说他的不是，于是姑且隐其真名，将其名字各增减了偏旁，名曰友朋。
真正见到友朋是在新学期的第一次例会前。老师们陆续走进会议大厅时我正站在门口，老校长低着头闷闷地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个三十来岁，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眼镜，个子高挑，清瘦得会让你一看就感觉像是大病初愈的年轻人，白皙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走到门口，与我彼此相视一笑转身都进了礼堂。
工作会上校长向大家介绍他时只说了八个字，“数学老师，来自县城。”掌声依旧热烈地回荡在这所山村中学的校园，久久不能平息。
正式开学了，学校一切工作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生活一天天悄无声息地流逝着，我也得闲对他这个新邻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据说他毕业于国内985级的师范名校，毕业后本可以分配到市顶级中学任教的，但结果被莫名其妙地退到县一高，还附了一条相当和谐美丽的理由曰“其父年事已高，需人照顾”。
一高是本县最高学府，那是一方多少学子和青年人梦寐以求的圣土。能在一高任教按说也不错啊，可惜好景不长，五年后又被调到了二高，继而是五高，再后来便调离了县城，到镇一中、乡三中。如今到了我们这所农村学校里，确实算是跌入谷底了。
友朋生在县城，但家境也一般般。母亲早逝，是父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供他上学。他有个姐姐，早已经出嫁了，过着一样是平常人家的生活，所以彼此也很难照应。
父亲是个建筑工人，一家生活全靠老人家零工收入维持。他自己亲口说道因为负担不了高额的建筑人工费，家里盖房子时很少请人帮忙，从放线到土方，从地基到墙体，全是父亲一个人干的。甚至打地梁用的石子都是老人自己到涧河滩头一颗一颗地挑捡来，再用小推车一筐一筐拖回家里。老人说出去打工是赚钱，干自己的工也是在赚钱，而且自己亲手盖，不偷工减料，住进去更放心。
料子备齐了，老人家自己先把砂浆和好装到一个个灰槽里，把砖块儿沿地基摆上一排，然后开始砌墙。砂浆用完了就自个再和，砖块儿砌完了就独自再搬。后来要上架子了，也同样是一个人，老人先把砖块儿、砂浆一点点送上竹架，然后再爬上去一块儿一块儿地砌。人上了年纪，腿脚儿不利索，老人就在木梯上钉了模板，做成一个简易的楼梯。就这样风风雨雨，爬上爬下，一层一层、一垛一垛地砌起了墙体，直到后来浇筑房顶时才请了人帮忙。
房子的门窗是老人在二手市场买回来自己改制的。尽管当时县城的建筑铝合金已经成了主流，可是没钱人家也只能这样将就着吧，好在以后可以打掉更换，也伤不了房子的结构，而且款式是入时的，喷了新潮的漆色，依然没什么两样了。
再后来内外墙体粉刷，地坪抛光等凡是一个人能干的都自个干了个停当，别人盖一套房子三五个月就竣工了，他家的房子建了差不多两年半。每次谈到这些他都很动情，很懊恼，很苍凉。总觉得对不起父亲，也很感激老人。
友朋性格温良，待人也真诚，孩子们挺喜欢他的，无论学前课后，无论在操场还是在教室里总有孩子们围着他周旋的身影。几个口齿伶俐的女生竟戏称他“油瓶儿老师”。他一贯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说道：“都还是娃儿，怎生与之计较？”
友朋嘴巴挺甜，他明明年长我两岁，可他见了我爱人却总是“嫂子”长“嫂子”短地叫，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的，后来两年里想想，大抵因为到家里借东西方便的缘故吧。
友朋算是顶尖聪明的人物。业务也不差，在一高任教期间他辅导的学生参加市县学科竞赛曾多次获奖，高考成绩时有突破，曾被评为“县十佳青年教师”荣誉称号，也曾是很多青年教师学习的楷模，在学年教育教学表彰大会上我曾听说过，县电视新闻也有播放。后来他被调到二高，二高老校长郭锦堂先生很赏识他，打算提干他当学科组长，可后来还没等学校领导组决定通过，老校长调任关工委，友朋始终也没有被再启用，反而是在老校长调走的那个秋季他就又被调离二高，去了到五高。
友朋知识水准无可挑剔，思维逻辑卓尔不群。在乡三中工作时，一次学区联赛由他命题，结果一道数学题让毕业班多年把关教师、三中的数学泰斗张友清副校长伏案一上午竟然没理出头绪来，为此得罪了这位副校长，这也让他自己陷入更尴尬的境地。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看看他这几年的人生历程真如当年的股市一样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了。究其原因，着实让人费解了。眼下又调到我们这所乡村中学，能留多久也不得而知了。
友朋的妻子很漂亮，城关镇街面上的，叫小红，与我同姓，在医药公司上班，家境也优于友朋。两人认识时他还在一高，是小红在一高上班的胞姐促成了这桩婚姻，但婚后小红大多住在娘家，很少和友朋的父亲同檐共灶。友朋在这里工作两年间小红也只来过两次，没太多说话过。两人生养了一个儿子，白白净净、虎头虎脑的，很帅气，很壮实，比友朋有男人气魄多了。有人戏说这儿子不像友朋时，他总是那一句“那咋可能呢！”
友朋很疼老婆，赚的钱自己很少花，生活习惯也好，不抽烟，不酗酒，偶尔小酌，基本属于蹭饭的那种。所以每月开了工资他都悉数交给老婆，连自己的内裤和袜子也都由老婆给安排。中秋节单位发了一盒精致的月饼，他也收着舍不得吃，三天后周末带回家留给老婆和儿子。虽在县城长大，但友朋生活一直很朴素，平时的衣着大都是穿了几年的，一件比较讲究的毛呢外套是他的婚装。
乡村中学的条件比较艰苦，生源分布四零八落。学校附近有亲戚的人家，通常把孩子寄养在亲戚那儿，没有这样条件的孩子就只能一天几趟地往返奔波。尤其离学校远的孩子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急急匆匆往学校赶，夜里晚修结束回家也差不多都要十点钟了。干天响路的日子还好，遇到阴雨风雪就更难堪了，可是天生在这荒村僻壤上，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抱怨也没用，只能自己去抗争。
与他们相比我算是顶级幸运的。我的外婆家就在距学校一里地以外的庄上，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就可以看见外婆家魏然屹立的大堂房、大门楼。
我从小就在外婆家长大，比别的小伙伴少遭了很多苦。外公特疼我，特别是冬天的早上，他老人家觉少，每天都早早就起来，把牛栓上槽，拌了草料，然后烧上一堆火，挑几块长相顺溜的胜利100号红薯埋在火堆里，自己一个人围着火堆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两头大黄牛一边吃着草料，不是抬头温和地看看老主人，清脆的牛铃回荡在山村深冬清晨的夜色里，悠远，而又绵长。
鸡叫三遍，我便要起床了。外公把刚刚烤得暖烘烘的棉袄棉裤递给我，转身去扒火堆里烤熟了的红薯。红薯是全靠劈柴的余火蒸烤的，一点儿也不糊，偶尔有几块儿依旧透着红亮的皮色。每天早上先是穿上外公烤暖的棉袄、再吃着热气腾腾甜到心底的烤红薯去上学该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这几年学校条件大幅改善，安排了部分房子作为学生宿舍，希望能给远路的孩子们提供一些便利，可平时还是没人住。山里的孩子好像每天不跑几里路，不淌几道河，不湿几次脚似乎就少了些许什么。只有到了冬季，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了，才有一些远程的学生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学校食堂也只有到了这般时候才开张，教师们平时也照样放学后回家吃饭，离家稍微远的教师没几个，大多自己做，由学校给安排一套灶具。
我和这所中学确实算是有缘的。小时候就在这里读书，住在外婆家，现在工作了，丈母娘家就在学校对面，又可以茶饭无忧了，但碍于人多嘴杂，也不想太麻烦岳母，于是便向学校申请安排了厨房和炊具。爱人不上班，就在家带着宝贝女儿，一日三餐做得自然及时。
友朋生活很节俭，甚至已称得上吝啬，几个月后他看上去更加消瘦，脸色变得蜡黄了。
村子里有个大型的供销社，经营品种日渐多样，已经不亚于城里的超市，水果蔬菜一应俱全。可友朋连三毛钱一斤的蒜苗都没舍得去买，每次都溜到我二舅哥的院子里，在二嫂的菜畦里嬉皮笑脸地蹭三五棵，做个点缀。日常的主菜多是大白菜、白萝卜，清水煮了，白花花的，看了都没食欲，但友朋依然每天都那样将就着。偶尔有孩子们给他带几块红薯，他便削了皮，煮在白米粥里，甜丝丝的，于是他兴奋了好几天，逢人就说煮了红薯的白米粥就是好喝。
友朋的宿舍就在我隔壁，我和爱人偶尔也邀他到家一块儿吃点儿，一个人做饭还不够粘锅底的，每每此刻，他通常是来者不拒，一应允承的。
因为是邻居，所以打交道自然就多，借东西也自然是常事了。今儿个是“嫂子，你家的酱油借我一点儿”，他日又“嫂子，借你家一点调味粉。”爱人也实在，有时刚开了瓶的酱油也就连瓶子都给他了，友朋嘴上说着这太多了，挺不好意思，但多数都是半推半就地连瓶都拿走的。其实我也知道友朋平时除了油和盐，酱油调味料几乎是不买的。
“借就借了，一个人在这里挺不容易的，”妻惋惜地说，“人家也是来教咱这儿的孩子呀！”
说到友朋最好笑的事当数吃乌鸡白凤丸那一次。
一个周末他从家返校时带来一大大的纸箱，看似很重的样子。只见他强挺直腰板，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攥成拳，胳膊僵硬地往下按着，努力维持身体平衡。走过我们面前时，大家都在猜测他会带什么东西来，不想刚到宿舍门口，绳子就断了，箱子里的东西撒了一地，原来全是一些药品，最多的一样是乌鸡白凤丸。
我好奇地问他道：“哪来这么多药啊？”
“我前年不是在乡中上班吗，小红就在附近开了一个药店，”他抬手拭了一把汗，又扶了扶眼睛。
“干了一年，也没赚什么钱，就留下这些货底子。”他一边把地上的药捡起来放进箱子里，一边略显遗憾地补充说。末了也许是怕别人有同情心，又勉强说道：
“没事儿，这也没多少钱，留下了，自己用！”
“你怎么还带这么多这种药呢？”我似乎听说乌鸡白凤丸多是妇科用药，可是他却拿了半箱子，于是指着箱子奇怪地问他。
“我吃啊！放在那儿也是浪费，再不吃就过期了！”他嬉笑着说。
我彻底无语了。
后来没多久听说他一直淌鼻血，医生说他上火了，于是又喝了半个月的败火冲剂。
与友朋同事了两年，留下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唯一让我信服的是他关于进城买房的观念，即所谓的“一笔财富，两种享受”观点让我深受触动，也影响了我后来几年的抉择——放弃去县城买房，究竟对错连我现在也说不清。
“时下进城买房成了热门，但是很多买房后遗症却少有人看到。很多农村的小青年在县城买房，结婚，看似很风光，可是两脚一踏进现实生活的大门才知道太多的生活琐事让他们难以应付。住在城市，确实舒坦，可时时处处离不开钱了，抬手动脚都要花，连倒个垃圾都要收费。”说到这儿，他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珠子要掉出来一样的恐惧。
“这都是真的！更不用说买菜了”
“农村则不然，菜自家房前屋后都可以种，随便撒一把种，叫上谁，几天光景下来就可以吃了，还不用担心农药残留，可是在城里你哪里去种？再说了，城里房子又贵，买一套房的费用的一半就可以在农村自己宅基地上建一套，留下的一半资金随便可以买部车。现在交通这么方便，有了车住哪儿都一样。同样一笔钱，在城里就是一套房，在农村既能盖套房，又能买部车，这不是‘一笔财富，两种享受’吗？农村空气又好，这是城里永远不能相比的！我才不在城市挤呢，以后我有钱了就到农村买一块儿地，自己盖一套，清清静静的，多舒服了！”说了这些，他欣喜地笑了，眼里充满了希望。
听他这番话，也使我想到村里那几个已经在县城里买婚房的年轻人儿。自己到处跑着打工，爱人就住在城里看风景，老爹老妈整天成了运输队，大筐小袋、车载肩挑地把自家地里种的粮食蔬菜往城里送，那怕是一根豆角，一个嫩南瓜，自己都舍不得吃，全给住在城里的儿子儿媳们送去了。每次看到他们远去的背影，我总是感觉鼻子里酸酸的，为那些闲住在城里的终日无事的小年轻儿们羞愧，为这些盼儿盼女的大爷大叔婶子大娘们心酸。二老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老了又就落了个“运输大队长”的称号！
两年后，友朋又离开了我们村的中学。生计奔命，人各东西，从此就再没见过友朋，临别时留下的电话号码换了又换，于是至今也渺无音讯了。
前年夏天，去县城给女儿办理转学手续。我正在车站等车，突然一辆摩的戛然而止。偌大的头盔把脸遮得严严实实，根本辨不清人的面目。
“上车！”
我楞了一下，斜瞥了一眼，没吱声，一动也没动。
“走吧，我送你!” 说着他拿毛巾小心擦拭了后座上的浮尘。
我突然几分疑惑：那只纤细清瘦甚至有些干瘪的手怎么如此熟悉？！
摩的在教育局办公大楼前停下，我掏出一张崭新的十元递过去，的哥摆摆手，老练地启动了摩托，朝着马路对面的人群驶去。
回望车尾一缕淡淡的青烟，我心里五味杂陈。
2015年8月4日
于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