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浙江杭州西湖竣疏工程中，无意之中发现一批东吴钱币，除了钱范之外，一共有13枚钱币，铜钱上的“大泉五百”四个大字，揭开东吴一段隐史，以至有学者感伤：难怪孙权得不了天下！那么，“大泉五百”到底是什么钱币，与天下局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东吴铸币，史料纪录很是少，只有一句话，却令人毛骨悚然。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又云：“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通过历史解读和考古发现可知，孙权称帝之后，于263年春铸造了“大泉五百”，重十二铢，与其时的五百个五铢钱等值。换言之，五铢钱重量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的500倍面值使用，这与抢钱没什么区别。（所谓“大泉”，即为大钱；所谓“铢”，即为汉代重量单元）
今后，“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即孙权又铸造了“大泉当千”，一度成为继王莽后最大的虚值钱。更夸张的还在后面，孙权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又铸造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可以想象，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大泉泛起，一定会带来两个效果：一是黎民被越榨越穷，尤其遇到官府拿着大泉强行购置时，损失之大可想而知；二是物价进一步上涨，弄得人心惶遽，所以其时东吴民间物价一天翻几番，才敢收取铜钱，要么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流，要么使用以前正常的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纪录：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黎民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吕蒙偷袭荆州得手，杀死了蜀汉名将关羽，孙权大手一挥，赏钱一亿。按说，获得一亿赏钱，吕蒙应该兴奋吧，但问题在于犒赏的是大钱，老黎民基础不接受，买不了什么工具，所谓“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只能堆在家中。另外，吕蒙杀关羽是在公元220年，说明早在这时孙权就已经铸造“大泉五百”了。
固然，到了246年，由于民间阻挡声太大，这些大泉被孙权破除，但只是名义上破除，实际另有很大一部门在流通，尤其面值相对不高的“大泉五百”。
无独占偶，远在四川的刘备，也玩虚拟钱币这一套，与孙权旗鼓相当。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纪录：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刘巴，这是许多人认为被严重低估的谋士，却出了一个馊主意，建议刘备铸造“直百五铢”，就是一枚五铢钱，却要当五铢钱的100倍面值使用，还是明目张胆的抢钱，造成的结果与东吴一样。过了几年，蜀国甚至还推出“直五百铢”，并一直用到蜀国死亡。
孙权、刘备在玩钱币掠夺时，曹魏却比力实在，做了两件事：一是曹操发表盗墓证书，设立摸金校尉，盗墓弄钱；二是由于连年战争，经济瓦解，先是破除五铢钱钱币生意业务，钱币在这一时期仅仅保留了犒赏作用，厥后魏明帝元年（227年）又重建钱币，“行五铢钱”，沿用的是汉朝五铢钱币制，没搞什么大钱。
《晋书》：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
显然，对于老黎民而言，曹魏政权更值得信赖，钱币政策更为老实，甚至东吴官员都在使用魏国五铢。考古发现，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荣墓中，相继出土大量的两汉三国钱币，其中就有大量曹魏五铢。最终，“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说明曹魏五铢钱是康健的。
通过魏蜀吴钱币政策对比，可以看到东吴、蜀国的黎民，甚至可能很是接待魏国得天下。反过来看，孙权、刘备也就很难夺得天下，群众基础太差。
尤其是历史上的东吴，只管军事、经济并不差：三国三大战役，即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孙权胜了两场，曹操胜了一场，刘备胜了半场，可见东吴军事不弱；魏蜀吴三国统计人口，魏国400多万，孙权凌驾250万，刘备百余万，东吴人口基数并不少。但掠夺性的钱币政策，足以摧毁东吴民众的支持。如此一来，孙权又如何能够夺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