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泰山封禪
北宋景德五年即公元1008年十月，宋真宗動員了從開封到山東沿途百官，前往泰山腳下，他準備舉行此前僅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帝和唐高宗才舉行過的“泰山封禪大典”。
宋真宗的隊伍，浩浩蕩蕩，打頭的玉輦上載著一本天書，上面寫著“封受命。興於宋，付於慎，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
宋真宗敢學秦皇漢武，並認為上天願意保大宋數百世，有兩個理由：
文治：1004年前的宋真宗趙恆，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善良皇帝，他勤於政事，任用賢能，先後五次大規模減免賦稅，促成了國家安心生產，經濟繁榮，根據《古代中國王朝盛世》裡的說法，這一時期北宋財政收入遠超盛唐時期，國力也達到了巔峰，國家呈現治世，史稱“鹹平之治”。
武功：1004年遼軍南下，宋真宗在宰相寇準的建議下，御駕親征澶州城，重挫遼軍，隨後宋遼達成“澶淵之盟”，宋遼兩國此後百年無戰事。
而宋真宗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泰山封禪的皇帝。
後世皇帝之所以不願意再去泰山封禪，除了擔心耗費巨資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不願意在青史上與宋真宗為伍。澶州之戰後達成的澶淵之盟，是充滿爭議的。北宋皇帝在戰局佔優時，採取了保守姿態，與遼軍簽訂城下之盟，並每年向遊牧民族政權繳納歲幣。真宗把澶州之戰作為軍事上的成績去泰山封禪，確難令人信服。
不僅後世對於“澶淵之盟”的達成充滿爭議，宋真宗趙恆自己的後半生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真宗反思城下之盟，賢相寇準蒙冤遭貶
結合《宋史》與《遼史》的記載，1004年遼軍本來想要奪取從石敬瑭那裡取得、又在周世宗柴榮時被中原奪走的關南之地，卻在北宋邊境出師不利。宋真宗很高興準備親征北疆，然而遼軍騎兵機動性超高，在前期失利的情況下準備冒險一搏，直接繞過邊塞城池準備直取北宋都城，並且在距離開封不到三百里的澶州與宋軍交戰。
宋真宗第一反應是到個人安危受到了威脅，想要逃離開封。此時宰相寇準，力勸宋真宗親征澶州，並且請出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分析局勢。高瓊雖不識字，見識卻非常高，他告訴真宗，躲避遼兵，就得帶著後宮、親兵逃跑，必然受累，反而不如開封安全。
真宗聽罷，只得依了寇準的建議，決定親征澶州，而戰爭相持僅十天，遼軍主將撻覽就被射死，蕭太后無奈求和。宋真宗鑑於戰場風險，同意議和，承諾向遼國納歲幣。
不管怎樣，宋真宗的御駕親征看起來確實擊退了遼軍，此後的很長時間裡他很為自己感到驕傲，不過後來有兩件事改變了他的看法。
第一：參知政事王欽若進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真宗內心對整個澶州之戰的看法，開始動搖。
第二：真宗得知，寇準親口承認澶淵之戰“直有熱血相潑耳”，卻無必勝把握，真宗認為寇準沒有考慮到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很生氣。
不久後寇準就被罷了宰相職務，晚年更是被貶到雷州並且客死當地，一生廉潔令他的家人甚至沒有錢財把屍體運回故鄉。在得到宋仁宗資助後，經費仍然不足，寇準屍體只得被埋在半路上。
在第一點上，寇準是妥妥的蒙冤了：即便澶淵之盟是恥辱條約，也怪不得寇準，因為寇準雖然主張真宗出征澶州，卻是反對簽署澶淵之盟的。
所以對宋真宗來說，罷免寇準，根源還在於寇準不把皇帝的安危放在心上。《宋史》裡，真宗對王若欽的兩句話深信不疑，認為寇準在拿皇帝的命賭博：
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在這一點上，宋真宗有沒有冤枉寇準呢？寇準勸真宗御駕親征，究竟是不是不顧皇帝安危而進行的一次自私的賭博呢？
御駕親征之痛：前有白登之圍，後有土木之變
如軍事理論家蔣百里所言，遊牧民族“生活環境與戰鬥環境相同”，其騎兵驍勇機動，軍事上是擁有先天優勢。他們給中原王朝造成了數千年的困難，所以曾經有一些皇帝選擇御駕親征。
漢高祖劉邦縱橫天下，瓦解秦朝，擊敗項羽，御駕親征匈奴，卻在白登被匈奴騎兵所圍；明英宗朱祁鎮起50萬大軍，親征瓦剌，兵力20倍於對手，看似萬無一失，卻輕而易舉的敗於瓦剌騎兵，慘遭俘虜。
白登之圍後，劉邦重賞此前力阻北征匈奴、建議和親的劉敬，親自道歉，並斬殺了此前認為匈奴可擊的人（《世紀·匈奴列傳》、《史記·劉敬列傳》）；
土木之變，促成明英宗御駕親征的宦官王振當場被殺，英宗也承受了被取代的下場，反對皇帝親征的于謙等人，清史自然不會吝嗇讚美之筆墨。
從歷史上看，皇帝親征失敗的例子很多，結局也都很危險；從原理上講，御駕親征確實會讓皇帝們更靠近敵軍，增加風險；從過程來看，一些大臣們為了自身加官進爵，確實也喜歡冒險主戰，近似賭博。
勸皇帝對北方騎兵的御駕親征的言論，看起來自私又冒險。
然而判斷一件事情的對錯如果撇開對立的兩面性，單一的談論好處和壞處，很容易誤入歧途。在真宗親征的對錯一事上，除了要看到親征的風險，更應該全面的認識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不採取主動手段，結局會如何。
國家有難時，總有忠良挺身而出
如果不親征
雖然御駕親征使得皇帝靠近遼軍也靠近危險，卻也讓皇帝與自己的軍隊始終在一起。澶州距離開封只有200裡，遼國騎可兵朝發夕至，如果真宗留在開封，危險係數甚至更高，因為作戰軍隊都在澶州，防衛就只剩下少量宋軍和開封城牆；如果真宗選擇放棄首都逃跑，那麼連城牆的防衛也丟失了，被追上活捉的可能性更大。
後來1127年的靖康之難前後宋軍的表現很能說明問題：金兵南下最初，亦在邊境的戰爭中陷入焦灼，隨後金國騎兵直取開封。宋徽宗禪讓宋欽宗後逃難，欽宗原本也想跑，卻發現如果逃跑大概率被金兵所追，反而更危險，只能依靠李剛死守開封。
開封在李剛率領下擊退金兵，金兵又去進攻太原等地，大宋軍隊左右騰挪，剛解開封之圍，又要去營救太原；等開封空虛，金軍再殺回馬槍，第一次禪位後逃走的宋徽宗，在第二次終於也被抓了。直到徽欽二帝被活捉，宋軍的主力也只是不斷的被金軍分割奇襲，始終沒有得到與金兵大規模決戰的機會。
由此不難得出，宋遼軍隊各自的特點決定了----留守或者逃跑並不適合宋朝皇帝，只有與軍隊主力在一起，才應當是最安全的選擇。
以宋真宗當初的情況來看，亦是坐不住、跑不掉。寇準勸他前往澶州親征，對國家、對皇帝的人身安全來說，都是上策。
寇準請皇帝親征的判斷，是基於北宋軍事實際
唐後期到五代，藩鎮和武將為天下大患，契丹能夠崛起也是基於中原的混亂。周世宗柴榮和宋太祖趙匡胤原本都為人臣，卻依靠手中兵權攫取天下。一代代君王對於手下的軍事統帥的不信任逐漸到達巔峰。宋真宗之前，柴榮、趙匡胤、趙光義在動用大規模軍隊征戰時，幾乎無一例外選擇御駕親征。
北宋“兵符出於樞密，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軍隊、統帥、調兵權、後勤等高度分離。
這樣的情況下，宋軍就算打幾個土匪也會非常費力，有宋一朝農民起義數百次，造就歷史之最，其中方臘起義只用了兩個月就佔據了宋朝最富庶的南方六州52縣的糧食產地，就得益於北宋軍事制度拖沓；
有些戰例更充滿悲劇，1124年北宋名將种師中支援太原，約定的幾支宋軍卻因缺乏統一調度而不至戰場---這種狀況幾乎在所有戰爭時期都將會被以軍法處置，唯獨北宋例外，种師中以寡敵眾卻也取得初勝，後來居然因為後勤拖延兌現給士兵的獎勵，導致宋軍心懷不滿而散逃，權力有限的种師中，無奈力戰而亡。
實際上，宋朝有足夠權力調度軍隊這個龐大而複雜系統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皇帝自己。皇帝雖然未必懂軍事，卻可以對將領們的提議當場拍板，形成效率。
因此澶州之戰宋真宗親臨，其意義遠遠不止激勵士氣那麼簡單，而縱觀整個北宋，趙光義死後發生的戰爭，沒有出現將領之間互坑的戰爭，恐怕也只有澶州之戰和開封保衛戰了，這與皇帝坐鎮戰場關係非常大。宋的多數戰爭裡，一個管庫的文職官吏就能叫板軍隊主帥，實在可悲，宋軍也斷無取勝之道理。
不得不說，寇準所提的御駕親征方案，對戰爭的幫助是極大的。
而宋真宗更應該感謝的是，無論如何，澶州之戰沒敗。否則就算他靠逃跑安全了一次，以後也還會有更多次的危險等著他。僅此一點，真宗就該感謝寇準。
寇準已經官至宰相，已經沒有必要為了名位而做致命賭博。這與漢初那些為了各人權位，而勸說劉邦親征白登城的人是不同的。
《水滸》裡的小種經略--种師中
皇帝露怯，後果不堪設想
遼國之所以敢繞過邊塞直取開封，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宋真宗即位剛7年，是個新皇帝，遼國摸的就是這個虛實。而太祖、太宗活著的時候，遼國更多思考的卻是如何防禦。
一旦真宗在澶州之戰中露出膽怯，那麼等待他以及他的後人的，必然將是無休止的軍事敲詐。宋太祖趙匡胤當初就是這樣一步步削弱後唐，李後主畏戰，連年進貢、主動解除南唐軍御，最後還是當了俘虜，終日被亡國愁緒所折磨，只活了41歲。
正面應對的勇氣
歷史無數次證明，遊牧王朝長居苦寒之地，對中原王朝財富的渴望是不會停止的。澶淵之盟簽訂前，宋真宗原計劃的百萬歲幣，因為寇準威脅曹利用控制歲幣總數，最後變成了30萬。看起來並不多，只有戰爭時軍費的百分之一。而澶淵之盟約定的30萬歲幣，到了仁宗時，在遼國的威脅下，又增加到50萬。
另一方面，如果兩國擺開了戰爭，遼國也是需要消耗的軍費的。拼耐力雖然消耗了雙方，卻總比另一種情況要好---百年的此消彼長，南北實力差距會越來越大：大宋在緩慢消耗，宋神宗時“百年之積,惟存空簿”；遼國力量則被歲幣與和平滋潤百年。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中有這樣一句話：
君主的義務中，最重要的就是保護社會的安全，使他不至於受到來自其他獨立社會的壓迫和侵犯。
公元1004年寇準勸說真宗御駕親征澶州，正是在經過各方面權衡後，要求帝王履行保護國家這一義務，有利於君王、社稷、百姓。遼國退兵的多項原因中，宋朝皇帝御駕親征所表現出的不畏戰的態度，遠比歲幣重要的多。宋真宗雖然聽從寇準的建議冒險一次，卻避免了之後多年更多的風險和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