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黃仁宇和何炳棣可謂是“生存性史家”和“職業性史家”兩種類型的典範。黃仁宇的自傳《黃河青山》有智者風範，何炳棣的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有學者氣質；前者展現出一種思考歷史的觀念路徑，後者展示出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門徑。換言之，黃仁宇著眼於歷史觀，何炳棣著重於方法論。《黃河青山》多見黃仁宇思路心態的複雜微妙，少見其蒐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讀史閱世六十年》多著墨於網羅史料、窮盡甘苦的具體過程。史家寫自傳應該屬於其研究歷史的職業生涯的一部分，本質在於呈觀，它包含一種強烈的自我期待，即史家通過自傳重構自己的歷史，使自己的歷史呈現出一個自我認定的完整面貌和真實形象。
黃仁宇、李約瑟、魯桂珍
一、自傳及史家自傳
有職業的傳記作家，但沒有職業的自傳作者。一個人可以寫傳記謀生，但絕不可能以寫自傳為職業。如果研究歷史的前提是蓋棺論定，那麼自傳就沒法寫，因為蓋棺論定是死後之事。勒熱訥指出：
原則上，一個人只會死一次，他只能寫一部自傳。這使得自傳行為特別神聖和感人。……當人開始寫自己的生活時，他知道他將給此前的過去生活中一切說不定、拿不穩的東西賦予一種最終的形式和意義，而且這個敘事一旦寫成，就很難再寫成別的樣子了，再也不可能用新鮮的、直接的眼光看過去了，別人只能通過已經寫成的敘事來看他了。因此這裡有一種再也無法找回的童貞感和使用權。①
可見，自傳本身就充滿悖論，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需要一種相應的特定寫作方式。
一般情況下，自傳和回憶錄是一回事，許多人寫的回憶錄其實就是自傳，“自傳理所當然地屬於回憶錄”。不過，二者的區別卻不容忽視。勒熱納指出，在回憶錄中，“作者給予當代事件、給予歷史本身的比重經常要比作者個性的比重大得多”。勒熱訥進而論述道：
在回憶錄中，作者表現得像是一個證人：他所特有的，是他的個人視角，而話語的對象則大大超出了個人的範圍，它是個人所隸屬的社會和歷史團體的歷史。除了一些斗膽把個人的歷史等同於世界的歷史的天才人物的情況外，回憶錄中不存在作者和被論述主體的同一。相反，在自傳中，話語的對象就是個人本身。這不僅僅是一個私人材料和歷史材料的比例問題。……我們不應當只看數量，而要看到兩部分中的哪一部分從屬於另一部分，作者想寫的是他個人的歷史還是他的時代的歷史。②
勒熱訥對“自傳”做過如下定義：“當某個人主要強調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個性的歷史時，我們把這個人用散文體寫成的回顧性敘事稱作自傳”。該定義包含三個方面的因素：(1)語言——敘事和散文體；(2)主題——個人生活和個人歷史；(3)作者——一是作者、敘述者和人物的同一，二是敘事的回顧性視角③。隨後，他又做了修正，所謂自傳，即“一個真實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為素材用散文體寫成的回顧性敘事，它強調的是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個性的歷史”④，在語言和主題不變的基礎上，他把作者和敘述者區分為兩個因素：作者——作者和敘述者的同一；敘述者——“敘述者和主人公的同一”以及“敘事的回顧性視角”，但本質未變。
勒熱訥特別強調自傳對展示傳主自我個性乃至人性的特殊作用。他指出：“自傳以其完全的真實性展示了一切個性的塑造工作。”⑤從精神分析角度看，“自傳看上去更像是一種塑造個性的嘗試，而不是一種認識的嘗試。它首先通過塑造形象的行為，然後通過回憶和敘事(而自傳無意將這些回憶和敘事作為闡釋的對象)，為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素材”⑥。總之，“自傳不僅僅是一種內心回憶佔絕對優勢的敘事，它還意味著一種把這些回憶加以組織、使之成為一部作者個性歷史的努力”⑦。
自傳是按照一個主題來重新規劃自己的一生，也就是使自己的一生成為表現或實現這個主題的完整過程。因此，“自傳首先是一種趨於總結的回顧性和全面的敘事”⑧。在這個意義上，自傳標誌著作者重新活過。自傳作者無不深信自己已經實現了自我價值，但其仍然要通過自傳再次確認，並希望這種自我確認得到歷史承認。本質上，這是一種重塑自我形象的努力。“寫自己的歷史，就是試圖塑造自己，這一意義要遠遠超過認識自己。自傳不是要揭示一種歷史的真實，而是展現一種內心的真實：人們追求的是意義和統一性，而不是資料和完整性”⑨。其價值不在於客觀認知，而在於內在體認。“自傳中令我們感興趣的是一個人上了年紀後看待時光流逝和生活意義的角度”⑩。因為，“自傳不能只是由講得很好的往事構成的一種愉快的敘事：它首先應試圖表達一種生活的深刻的統一性，它應表達一種意義”(11)。
應該說，相對於其他職業，研究歷史似乎使歷史學家獲得了一種更強大的撰寫自傳的自覺意識和自省能力。史家寫過他人的歷史，自然知道如何寫自己的歷史。當然，史家總是在寫完別人的故事之後，再寫自己的故事，即把自己的故事放到最後來寫。這種做法始於太史公“自序”。在“自序”中，太史公追敘了自己的族譜，從上古五帝一直寫到父親司馬談。此外，司馬遷還詳細描述了友人對自己寫史的質疑，以及自己的辯解和糾結。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將“自序”安排在《史記》的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三十篇。這似乎暗示，史家總是最後寫自己，只有寫完別人的歷史，再寫自己的歷史才有價值。可見，自傳之於史家意味著蓋棺論定，史家自傳之於史傢俱有某種終結性。受到司馬遷的啟發，班固也如法炮製，將自己的家史放在《漢書》的最後一卷。
史家寫自傳應該屬於其研究歷史職業生涯的一部分。史家書寫自己的歷史與其撰寫他人歷史的心態肯定不同，會更為謹慎，或顧慮更多，或期望更高。歷史學家在閱讀文獻時，通常都很自覺地意識到必須仔細辨析那些寫出來的內容的含義，並通過它去合理推斷那些沒有寫出來的內容。同時，歷史學家還會試圖深入到文獻的呈現和隱瞞之間的縫隙中，尋找和觀察作者有意迴避和掩蓋的蛛絲馬跡，並據此縝密判斷史料展現出來的內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有無誇大或粉飾。毫無疑問，這種學術訓練和職業習慣，使得歷史學家撰寫自傳時，肯定有著較之他人更為複雜和微妙的心態和考慮。他們更在乎自我歷史定位，也更擅長塑造自我歷史形象。他們非常明白哪些經歷能寫，哪些經歷不能寫；哪些歷史可濃墨重彩，哪些歷史需輕描淡寫。對習慣於掩飾自己真情實感的歷史學家來說，寫自傳不僅需要一種自省能力，更需要一種坦誠的勇氣。如何寫自己的歷史，對所有有志於撰寫自傳的史家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他不可能簡單按照自己研究歷史的一般方式來寫自己的歷史，也不可能像寫別人的歷史那樣毫無顧忌地寫自己的歷史(12)。他必須克服一些東西，去掉一些東西，掩蓋一些東西。這意味著，史家的自傳可能比一般人的自傳具有更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所以，閱讀史家自傳時，我們更應倍加警惕，以免掉進史家精心設計的歷史陷阱中。
史學研究本質上是一個反思的過程，無論史家自傳較之其歷史研究以及他傳是否有更深更真的反思，不容否認的是，史家自傳皆有一種自覺意識，即如實寫出自己如何成為一名史家，以及如何成為這樣一位史家。這種貫穿文本的自覺構成了史家自傳的深刻主題，所有敘事、情景、細節、思緒皆圍繞這個主題而展開和推進。
自傳之於史家，是一種真正的寫史。這完全不同於他此前的歷史研究。所有自信或自負的史家都會精心構制自傳。因為，自傳是史家以職業方式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幅自畫像，也是一篇超大型的自撰式“墓誌銘”，還是史家最願意被世人認可的一種自我敘事。但本質上，自傳並非史家自我歷史的客觀呈現，而是史家自我敘事的主觀建構。正是通過撰寫自傳，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以及歷史學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13)。
從後現代史學的角度看，所有史家自傳首先都必須考慮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即將自己的歷史講成一個有趣的故事。傳記和自傳都需要把一生寫成故事，區別在於他人視角和自我視角。特別是當這個自我視角具有史家身份時，其自我定位和自我審視更顯得慎重甚至猶疑不決。
儘管從理論上說，“歷史學家的懷疑需要他擺脫全能敘述者的角色，以便強調一個特定的解釋性論斷的假設性質。這種新的姿態或許堅持不了多久，因為它暗含著這樣一種危險：整部作品是一個由推論構成的東西”(14)。但實際上，史家自傳恰恰是一種標準的全能敘述的史學文本。因為史家寫的是自己的歷史，其職業身份使其敘述更具不容置疑的全能敘述者權威。其邏輯是：有史家而後有史學，有史學而後有歷史。歷史學家的歷史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成為自傳的。換言之，歷史學家通過自傳向世人公開了自己的歷史，並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歷史形象。
二、“生存性史家”和“職業性史家”的代表性文本
本文嘗試一種跨國界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並提出兩個核心概念，即“生存性史家”和“職業性史家”。通過對黃仁宇《黃河青山》和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的分析可知，二人可謂是兩種類型史家的典範。
所謂“跨國界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不是指西方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而是指中國人到海外學習、研究歷史、發表論著，並對國內史學界產生相當的影響，不管他們是否加入外國籍(他們大多以中國史家自居)，均可視作一種跨國界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對象和範疇(15)。事實上，“當代中國史學的變化已深刻改變了‘史學史學科’的傳統定義。其議題之多樣，其關係之複雜，其脈絡之曲折，其影響之深遠，不但遠遠超出了史學史學科的一般界限，而且也超越了歷史知識的普通邊界，甚至跨越了現有的實際國界”(16)。
至少從中國史學史看，“生存性史家”和“職業性史家”兩種類型的存在古已有之。比如，司馬遷和班固就是這兩種類型史家的典型代表。一般來說，職業性史家可學，生存性史家不可學(17)。職業性史家在規則之內活動，生存性史家和規則本身玩。所以，生存性史家更有行動能力和勇氣，甚至大都有創造歷史的野心，其觀念往往具有某種超越性，對歷史影響也更大。最重要的是，生存性史家的人生經歷構成了其歷史觀的核心。黃仁宇自稱：“對於內戰的滔天大罪，我們可能無法辯解、合理化、補償甚至道歉。如果假裝一切都沒發生，就怠忽了歷史學家的職責。”(18)其實，對那些職業性史家來說，其歷史意識同樣受到生活經歷的某種影響。何炳棣曾談到他歷史觀點背後的現實考量。“因為親老家衰，自9歲即瞭解留學考試已經代替了傳統科舉，成為最主要的晉身之階”。“由於我雖不得不以新的科舉為晉身階梯，我對傳統‘士大夫’階級的行為意識有很大的不滿”(19)。
從認識論角度看，生存性史家一般是經驗主義者，職業性史家大體是史料主義者。誠然，職業性史家研究歷史也是一種生活，生存性史家研究歷史也是一種工作。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離開史料沒法談論歷史，後者有無史料都能思考歷史，即史料之於職業性史家是必要條件，之於生存性史家是充分條件。但這並不意味著，生存性史家和職業性史家的區別僅在於二者和史料的關係不同，或二者對史料的態度不同。就其本質而論，史料在生存性史家和職業性史家成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前者在生活中學習歷史和思考歷史，有無史書都不妨礙他們觀察歷史和理解歷史(20)；後者則在文獻中瞭解歷史和研究歷史，他們離開材料就不知歷史為何物。
黃仁宇、何炳棣二人對中國的觀察都具有遠距離的特點，美國社會背景、國際學術視野，成為其歷史話語的顯著特徵。黃仁宇的自傳《黃河青山》有智者風範，何炳棣的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有學者氣質。黃仁宇、何炳棣二人皆有一種歷史情結，黃仁宇的歷史情結是內戰，何炳棣的歷史情結是清華。黃仁宇一生的歷史思考都是為了破解中國內戰之謎，但意圖不在於內戰原因，而在於內戰結果。他最初試圖將內戰作為博士論文題目：“我出於本能想研究中國的內戰，但我缺乏研究資料的協助，又無法抽離戰爭帶來的情緒衝擊，根本不可能處理這個異常複雜的題目”(21)。為了合理解釋中國內戰，必須發展出一套切合自己親身經歷的大歷史觀(22)。同時，也只有通過大歷史觀才能重新闡釋中國內戰的獨特意義。他回憶道：“在50年代，我還沒有深究歷史，因此無法發掘內戰的真正意義。但即使在當時，我已本能地感覺到，內戰的層面和在歷史中的地位，正被大眾嚴重誤解。”(23)相形之下，何炳棣就要輕鬆多了。何炳棣稱自己的天堂時光就在清華園，他從中收穫了決定其一生治史風格和路徑的史學方法和眼光。“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只有清華的歷史系，才是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並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並重”。“很幸運，在我鍛鍊思維的關鍵歲月，清華歷史系已甩掉國學中過於煩瑣考證的桎梏，供給我一個清新的文化園地去往‘大’處想，至少初步向‘大’處夢想”。“此後治學幾無不遵守清華大一讀西洋通史過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仗’式自我磨鍊的原則”(24)。
不過，唯有黃仁宇才是真正的歷史之子。雖然人的一生都是歷史，但並非所有人都能自覺意識到這一點，就連歷史學家也未必個個都有此清醒的意識。黃仁宇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變成了歷史，並時刻享受著這種化生命為歷史、化歷史為精神的獨一無二的自由生活(25)。何炳棣的人生經歷雖對其治學方向和方法有所影響，但對其歷史觀毫無影響。
黃仁宇的自傳展現出一種思考歷史的觀念路徑，何炳棣的自傳展示出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門徑。換言之，黃仁宇著眼於歷史觀；何炳棣著重於方法論。黃仁宇的自傳多見其思路心態的複雜微妙，少見其蒐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何炳棣的自傳多著墨於網羅史料、窮盡甘苦的具體過程。黃仁宇有一種隨時隨地將自己置於某種歷史現場浮想聯翩的能力。他說，在密西根大學的遠東圖書館，“我翻閱報紙時，似乎看到1938年悶熱夏天的長沙市內任意擴張的黑色屋頂。空間的轉換已壓縮了時間”(26)。他到歐洲旅遊時寫道：
我獨自在沙灘上徘徊，不免沉思三十年前發生在這條河岸線的事。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洛斯托夫得(Lowestoft)、依普斯維治(Ipswich)、菲力克斯託依(Felixtowe)、哈維治(Harwich)都是充滿感情的地名，都會讓英國皇家空軍軍官和德國潛水艇指揮官心跳加快。他們為赴命運之約，被派到這些水域來，執行獵人和被獵的任務。有多少青春飛揚的年輕人滿懷天真的希望，卻被這塊佈滿浮油和子彈的水域所粉碎！在寧靜的8月清晨，北海平靜無辜，完全不像戰士進行生死奮鬥時所經歷的殘酷，他們的回憶仍然生動鮮明。(27)
何炳棣卻似乎有意識地避免發揮想象，即儘量不在歷史場域隨意發思古之幽情。“我旅遊時一向極力避免發懷古之幽情；不過在澳門訪問富有晚明閩南風光的‘望廈村’時，我卻要坐在1843年美使顧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坐過的石凳上，簽署《望廈條約》的石桌旁，拍一張照片以為多年講授遠東國際關係史的紀念”(28)。
從文體角度看，《黃河青山》更精彩，適於閱讀，有一種文體之美。《黃河青山》的開篇就出手不凡，在一種極具節制的平靜敘述中，愈發隱含著一種藝術爆發力。它像小說，不像自傳，尤其不像出自純粹史家之手的自傳。在某種意義上，黃仁宇對自傳開端的精心設計宛如他對《萬曆十五年》的精妙切入(29)。這種文體之美並非文筆或文采的文學美感，而是一種單純樸素的文字之美。黃仁宇對文字有高超的駕馭能力，敘述節奏控制得非常好，從容不迫中使人慾罷不能。不斷地插敘和倒敘，像是在層巒疊嶂中費力尋找自己最初的來路一般。有趣的是，這種敘述手法非但沒有打亂或妨礙故事進展的整體推進，反而使故事脈絡更為清晰流暢。
文字的文學性並非壞事。只有缺乏文學才華並對歷史毫無直覺感的人，才會對文字持有一種輕率的不信任態度，並對文字的文學性充滿敵視。毫無爭議的是，黃仁宇確實比何炳棣更有文學才華。何炳棣自稱“質勝於文”，將其歸咎於自己早年那種過於粗疏的經史閱讀和訓練，造成“長篇背誦工夫太少”，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寫作幾乎都是質勝於文、理勝於文，自恨從來沒有下筆萬言流暢自如的才氣”(30)。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懷疑，黃仁宇會因文學才能而削弱歷史敘事水準和歷史分析能力。儘管黃仁宇坦承自己“不免自戀”，但他也十分清楚歷史研究和文學創作之間的深刻差異：“不管我喜不喜歡，創作之路絕對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說之路，無法逆轉”(31)。他強調：
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家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識見，觀察到歷史成形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宏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事件，或是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讚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32)
或許可以說，黃仁宇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兼具工匠、技師和思想家特質的歷史學家。正因如此，他高超的文字敘述技巧恰恰使其擁有了一個展現其學術客觀性的更高平臺(33)。閱讀《黃河青山》，其心態之平和，敘述之平衡，令人印象深刻；文字中似乎有一種高貴氣質，一絲憂鬱，一份優雅。
三、黃仁宇、何炳棣對各自自傳的不同定位和考量
黃仁宇自傳的自覺意識在於，通過寫回憶錄，贏得讀者。他認為，“回憶錄的形式可以讓我和一般讀者對談”(34)。這對擴大自己的學術影響，乃至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無疑大有裨益(35)。為此，他對自己回憶錄的主題和類型做了明確定位，即真實地展示自己創立大歷史觀的完整過程。他寫道：
我應該認真考慮寫回憶錄，不過不是一般定義的回憶錄。在美國，寫回憶錄的人包括前總統、前國務卿、四星上將、文人、男女演員或是黑手黨頭子和應召女郎。我不屬於任何一類。我的回憶錄可能不情不願，是一個平民請求妻子允許犧牲一部分的隱私權，以贏取肯定，不過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他的背景，為了特定的歷史史觀。(36)
作為美籍華人史家，黃仁宇對自己的特殊身份所帶來的價值取向和觀念判斷充滿了自覺意識。他自信地認為，中美兩國的生活經驗使他能夠對中國歷史擁有比別人更為客觀的立場和視角。他回憶說：
我想呈現的是站在美國立場的我，在我六十一歲的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時間可以平均分成中國和美國兩部分，我在中國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後五年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我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訓練來自中國，但我對歷史的瞭解，包括對中國歷史的瞭解，是住在美國數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離開中國，就不會有今天這番認識。如果我只在這個國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會有相同的瞭解。……再加上文化差異，我如果要具備類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過程遠比一般人的想像還要長。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說家沒有太大的不同。我閱讀的東西，聽過的對話，在中國見證的事件，都只有在我遷居多年後才產生意義。由於離主體很遠，又有夠長的時間來發展後見之明，終於可以輪到我說：“我懂了”。(37)
在某種意義上，中美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很可能就是黃仁宇建構大歷史觀的有利條件。
誠然，黃仁宇寫自傳的意圖之一就是自我辯護(38)，具體來說，就是為自己創立的大歷史觀辯護。“在其後多年，我繼續擴展我的視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書，討論明代的稅賦制度和政府財政。必須掌握儀式過程的意義、軍事裝備狀況、當時政治思想家爭辯議題，再加上充分接觸明代社會史、科技和文學，我才有把握來探討明朝”。“上段記述或許可以幫我排除下列批評：說我的大歷史概念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39)。這種做法和何炳棣的自傳不同。因為何炳棣是成功打入西方學界的贏家，其學術地位和名望國際已有定評，自然無須過多自我辯護。
或許潛意識中，何炳棣希望將自己回憶錄寫成一本成功者的自傳。這使得他對撰寫自傳有著更高的自我期待和更大的學術野心(40)。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首先，何炳棣要求自傳無論在內容廣博還是時間跨度上都要超過楊振寧的自傳。“十幾年前接讀楊振寧先生的《讀書教學四十年》之後，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籌撰一部《讀史閱世六十年》的心願”。他進一步解釋說：
時光流逝，轉瞬間自童稚初聽《左傳》故事至今已大大超過原估的60年了。只有從考取清華第六屆留美公費(1943年秋考，1944年春夏之交發榜)起算，此書寫撰的完成與出版在年代上才符合整整一個花甲。有鑑於“60”這個數目，無論在西方文化發源地兩河流域，還是在遠古不斷擴大的華夏文化圈內，都涵有非常豐富的意蘊，我決計保留原擬的書名，不去計較年代上的出入了。(41)
其次，何炳棣還力求自傳補充胡適等人所寫的留學回憶錄中的明顯空白。對此，他寫道：
開頭兩章詳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工作的每個階段，特別注重博士最後科目(英國史、西歐史)口試中長達兩小時的問答。這是因為這種一向被公認是博士候選人最“難”的一關，不僅最足反映知識承受的深廣度，而且是胡適以降幾代人文社科留學生從未談及的要目。其餘諸篇章性質大致相同，都在陳述教學、選校、攻治中國史上一系列重要課題的經過與成果。(42)
何炳棣將自傳定義為“長篇學術回憶錄”，即凡與其學術有關者皆鉅細不遺，網羅盡備。這使得他不願在感情經歷、家庭生活、心理活動方面花費太多筆墨。一般說來，回憶錄也算是自傳，但和嚴格的自傳相比，還是有些差異。相較而言，何炳棣的自傳更像回憶錄，因為其在結構上有意設置了頗多的人物回憶和描述，即“師友叢憶”和“專憶”。比如，“‘專憶1’即志在供給一個個案”，重心是分析“何氏一族”在20世紀前半葉的實際運作(43)。這些人物雖然都和何炳棣有關，構成了他不同生活階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將其列為單獨的一部分來寫，性質便有所不同。因為這些專門章節具有獨立價值，放在書中只是為了進一步延伸和細化人們對該人物的認識和了解，如果放在其他地方，也不影響和損害對該人物的敘述和評價。這就是說，這些專門章節中的敘述對象已非自傳作者本人，而是作者認為對自己重要的人物(44)。這些寫作方式已多少偏離了自傳的敘事線索，而表現出一種有意識地擴張背景、增加內容、保存史料的撰寫意圖(45)。何炳棣解釋道：
為了更好地保存史料，書中有幾章正文之後附加“專憶”。本章末所附“專憶1”主要是談有關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的事蹟，因為他兩位是20世紀前半何氏全族中的最成功的人物。“專憶1”中有關何炳松的部分包括業經刊印在暨南大學所編《何炳松紀念文集》中“堂弟記憶中的何炳松”一文；有關何德奎的部分全是我專撰的。“專憶1”與本章正文有不少處是交織互補的；內中還有我對何氏家族運作的分析。作為一個個案，我希望“專憶1”對研究近現代中國家族制度演變的中外學人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46)
何炳棣對自己回憶錄的期待顯然不僅是一本個人自傳，而希望能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時代傳記。所謂“‘讀史’既與‘閱世’並列，原則上兩部分的分量應該相應”(47)，這體現了他史家身份的自覺性，即為時代立傳，至少能給時代保留或提供一份特殊的證據。或因如此，其自傳“寫作不得不時斷時續，所以書中各章的形式和組織未能一律”(48)。
這使得雖然黃仁宇、何炳棣的自傳皆為著作，但何炳棣的自傳更具學術研究性質，即何炳棣非常自覺地將自己的歷史當作一般的歷史研究。何炳棣自稱：“本書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國內、在海外，每一階段的學思歷程都原原本本、坦誠無忌、不亢不卑地憶述出來，而且還不時作些嚴肅的自我檢討。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書才可望成為學術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參考價值的著作。”(49)在某種意義上，他似乎想把自己的回憶錄寫成一部個人題材或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現代學術史，甚至不乏某種方法論的考量。要言之，這主要表現為：第一，有意識地保存所謂一手材料(50)。比如，以“附錄”形式系統介紹某種考試製度；不吝筆墨地列出博士論文的章節，並詳細介紹論文內容和史料價值。對何炳棣來說，這種處處留心史料的意識已經深入骨髓，以致和友人聊天吃飯都願意記上一筆(51)。第二，出於存史考量，以致有時與己無關者也多有描述。比如，西南聯大部分。第三，頻頻徵引原始文獻(比如日記、年譜、家譜、檔案、書信等)和學術論著(比如期刊、專著)。第四，以編年體為主，並不時附以“專憶”的傳記體，甚至，在專人專篇之外，還有附記，以便敘述事件和制度，可見其確有某種紀傳體章法(52)。第五，不但在章節安排上頗有講究，而且使用了相當多的註釋，且註釋內容也頗為廣泛，有的註明引文出處，有的對正文做補充說明，有的對文中內容稍做引申，有的引證史料佐證正文，有的解釋歷史典故。第六，“作為一部學術回憶，本書決不躲避學術上的重要爭論”(53)。第七，對自己經歷中的重要史實詳加考證，以做辨明(54)。正因如此，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往往構成何炳棣期待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55)。
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較黃仁宇、何炳棣二人的自傳孰優孰劣，而是通過分析他們的自傳，展示出兩種類型的史家的成長過程及特點。換言之，筆者關心的不是他們如何成為史家的客觀過程，而是其如何敘述自己成為史家的主觀構想。黃仁宇對自傳的主觀性具有自覺意識和警惕，“在文化從眾的壓力之下，中國作家即使在寫回憶錄或自傳時，通常也會避免以個人的角度太貼近主題。在無數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推論出他們想說的話，但無法精確複製其內容”(56)。相形之下，何炳棣顯得過於自信。他自傳的整個文本都傳遞出一個信息，即他的自傳具有毋庸置疑的歷史真實性和歷史客觀性。他對各種材料的頻頻徵引，無不傳達出一種“無一字無來歷”的暗示效果。本質上，這恰是一種“幼稚的歷史癖”。正如勒熱訥所指出，一切自傳問題都包含有某種顛倒，“即從歷史性和坦誠性的幼稚的神話到具有神話色彩的真實刻畫。這是一種‘歷史化’願望(精確性和坦誠性)和‘結構化’願望(尋求統一性和意義，塑造個人神話)之間的張力，我們在很多自傳作者身上都可感受到這一點。自傳契約經常清楚地把這一問題擺出來：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進行思考時，本能地就成了幼稚的神話癖，自傳作者則不同，他們試圖認識到自己的神話，並賦予其最大限度的真實”(57)。
至於黃仁宇、何炳棣二人所說是否符合自己的歷史，或與自身歷史有多大出入，並非我們所考察的內容。筆者感興趣的是，作為史家，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歷程。這一關注焦點不在於還原，而在於呈現。呈現的本質在於，它包含一種強烈的自我期待，即他們二人通過自傳重構自己的歷史，使其歷史呈現出一個自我認定的完整面貌和真實形象。二人皆以史學為生命，但面對渾然一體的自我心性，如何選擇性描述和適當性剝離，本身就考驗著二人才學識德之高下。
從史學史角度看，評論史家除了才學識德之外，還應有境界標準。所謂境界，即“有(理論)體系，有思想(批判)，有(人性)觀照，有(生命)體驗。必須同時滿足這四個條件，才算得上有學術境界”(58)。如太史公“究天人之際”是境界，不是史識，“通古今之變”才是史識。班固與司馬遷的差別主要是境界，而非史識。雖然就史識而言，黃仁宇、何炳棣二人似乎大同小異。概言之，這主要體現在：第一，他們二人的歷史研究皆重視制度因素。黃仁宇重視官僚制度無差別的同質化對中國歷史長期發展的全方位影響；何炳棣對土地制度、科舉制度乃至皇權專制皆有準確的把握。他們皆從制度入手解釋中國歷史特性，其研究方法皆有制度性特點。第二，他們都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區別是，黃仁宇的問題來自他對中國現狀的親身體驗和實際觀感，具有濃厚的中國氣息；何炳棣的問題主要來自西方學術脈絡和語境，具有明顯的國際視野。第三，無論黃仁宇還是何炳棣，二人觀察中國歷史時都能保持一種整體觀，即將中國古代和現代視為一個歷史整體予以分析。
就其本質來說，黃仁宇、何炳棣二人治史之別在於境界高下。黃仁宇應該算是半路出家，這使其早年的從軍經歷一點一滴地全部消化在他此後的學術思考中：“我不但從軍中重回社會，重新訓練自己進入新職業領域，而且還藉著混合自身體驗和所讀的學術分析，對當代中國進行徹底檢驗”(59)，其豐富的人生經驗自然轉化成了豐厚的歷史感悟。在密西根大學，黃仁宇開始形成一種自覺的歷史意識，他自言：“我逐漸相信，我的中國知識和經驗應該透過歷史來評估”(60)。所以，黃仁宇的作品、文字、思想都浸透著濃厚的生活體驗。
對黃仁宇來說，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史家是其流亡生涯中的意外收穫。他坦承：“我從來不清楚自己何時踏上史學的不歸路，只有透過回想，這段盤旋漸進的過程才變得明晰。”(61)“經過數十年的時間，歷經長久的旅行、閱讀和自我探索，終於造就今日的視野”(62)。他自信有了“一覽眾山小”的歷史眼界，“同一個地方，觀點不同，視野就不同，全部加總，生命因而更有趣”(63)。“我如果宣稱自己天生註定成為當代中國史學家，未免太過狂妄自大”(64)，因為“對我來說，歷史學不只是行業與技藝而已。或者，換一種略微不同的說法，我開始接觸這一行業與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65)。為了解決心靈困惑，黃仁宇找到了歷史學。可見史學之於黃仁宇，具有心靈寄託的含義。他寫道：“由於命運的安排，在我到安亞堡之前，思考的過程已開始在我身上啟動。許多矛盾在眼前開展，我必須從歷史裡找原因”(66)。對命運的咀嚼，使黃仁宇超出個人際遇而得以觀照時代風雲，進而洞見歷史玄機。一個生存性史家的天才靈感正源於對命運的感恩和沉思。黃仁宇通過理解自己的生活經驗，將其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由此敲開了歷史學的大門，創立出獨特的大歷史觀。
何炳棣留學，黃仁宇流亡。貌同神異的生活際遇深刻塑造了二人迥然相異的史家之路。黃仁宇有目的但少計劃，基本上是被生活推著一步步走上了歷史學家之路。何炳棣則是一個目的性和計劃性都很強的人。他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並照此目標制定自己的人生規劃。當他實現了自己的人生規劃時，他也就成了自己期待的歷史學家。相對何炳棣的高遠志向和學術早熟，黃仁宇就顯得過於遲鈍，甚至平庸(67)，屬於典型的大器晚成型。當然，何炳棣絕非小器，只是相對黃仁宇之大，格局略小而已。儘管比喻不類，但我還是願意將黃仁宇、何炳棣比作司馬遷、班固。
註釋：
①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楊國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7頁。
②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4～5頁。
③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3頁。
④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201～202頁。
⑤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82頁。
⑥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93頁。
⑦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8頁。
⑧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25頁。
⑨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81～82頁。
⑩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18頁。
(11)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10～11頁。
(12)既然史家寫自傳比他人心思更深，就不能完全排除某種“陰謀論”之可能，即借自傳為自己辯護、粉飾，或指責、抹黑他人。
(13)英國作家勞倫思·斯特恩試圖指出“文體同生活現實之間的虛假關係”，認為“人的實際生活經歷同自傳中通常表現出來的連貫時序和故事情節根本不相吻合，兩者各循自己的規律，無法溝通。即使是最簡單的自傳模式，如：敘述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也不能寫出真實情況”(參見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41頁)。
(14)漢斯·凱爾納：《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韓震等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頁。
(15)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最近單列了一套“海外學子系列”。雖然數量不是很大，且限於年輕學人，但也表明海外華人史學正日漸成為一個愈加不可忽視的特殊史學群體和重要史學現象。
(16)雷戈：《史學在思想》“自序”，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7)鄭譙就認為，司馬遷難學，班固易學。所以，學《漢書》者多，習《史記》者少。
(18)黃仁宇：《黃河青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98頁。
(19)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160頁。
(20)這當然不是說生存性史家就是所謂的白手起家式的“自學成才”。而是說，一方面，他們的經歷對自己的歷史觀念有更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對自己生活有更多的體悟。
(21)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61頁。
(22)至於中國抗戰，在黃仁宇看來，無須解釋。因為中國贏得抗戰，並非中國自身的因素，當然更非國民黨的領導所致。唯有中國內戰結果，才需要深入揭示其內在根源。國民黨敗就敗在不明自己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侷限，即國民黨必須在現代短短的幾十年甚至十幾年裡徹底解決中國歷史上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產生的結構性缺陷，以及其所派生和積累的無數弊端。這在那種內外交困的危機態勢下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歷史任務。而共產黨則克服了這一長時段性質的歷史侷限，獲得歷史機緣，順勢而為。
(23)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20頁。
(24)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68、73、60頁。
(25)黃仁宇那張19歲時的大學生照，似乎暗示出他一生的命運，令人遐想。他背靠懸梯，俯視腳下，神態優雅。他所依託的塔樓，高大挺拔，貫通上下，彷彿他正站在天地古今中外的交匯點上。這幅他最喜歡的照片充滿象徵和寓言：他在攀登過程中擁抱這個粗糙斑駁的世界。
(26)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85頁。
(27)黃仁宇：《黃河青山》，第301頁。
(28)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298頁。
(29)值得注意的是，黃仁宇這種寫史的建構意識和能力在後現代史學理論那裡得到了有力論證。“我們生命世界中的開端和結局，在時間上絕不是‘給定的’，但如果沒有約定的時間框架——歷史時期，在時間上防止事件陷入無意義紛亂狀態的重要歷史標誌也就會消失了”。正因如此，“關於開端和結局的敘述學問題，在歷史編纂學中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它以一種顯見的方式，展示了歷史學家所作的基本選擇是如何影響他們所講述的故事，是如何揭示他們的歷史理解特徵的”(漢斯·凱爾納：《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第8、7頁)。
(30)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8頁。
(31)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01、153頁。
(32)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53頁。
(33)歷史學的客觀性並不在於採用數據，或在多大程度上用數據說話。因為和文字一樣，數據造假並不稀罕，有時甚至更容易。所以，在文字和數字之間比較誰更客觀，這本身就不客觀。
(34)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08頁。
(35)史家的個人生活和經濟收入乃至命運波折對史家本人的研究、寫作、思考無疑很有影響，但對後世史家卻毫無影響。從史學史角度看，能夠直接影響後世史家和讀者的只是史家的學說、觀點和理論。對此，一個史家顯然瞭然於胸。既然如此，黃仁宇在撰寫自傳時，無疑有著更為複雜的考慮和謀劃，至少比他人考慮得更多、更細緻。由此一來，他可能也會變得更謹慎甚至更膽怯。黃仁宇要求出版商必須在他死後才能出版其自傳，顯然有此顧慮。
(36)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06頁。
(37)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08頁。
(38)當然，黃仁宇也想通過自傳表達自己內心的一些真實想法。事實上，他做得相當不錯。
(39)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63頁。
(40)這完全符合何炳棣的個人性格和治學風格，凡事不做則已，做則必求一流。題目要大，材料要全，分析要精，論點要確。就此而言，他的謙虛也充滿自負：“如果本書對歷史社科內外的廣大讀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讀性的話，我將引為衰年尚未輟學的歲月裡最大的報償和欣悅”(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3頁)。
(41)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1頁。
(42)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2頁。
(43)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18頁。
(44)比如，“雷海宗先師對我治史胸襟影響深而且巨，所以在‘上篇’享有最長的‘專憶’”(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2頁)。
(45)“自傳會受到兩種危險的干擾：一種是關聯性鬆散，敘事變為一種由東拉西扯的往事構成的簡單的漫遊；另一種是關聯性過強，它使敘事變為乾巴巴、假惺惺的論證。兩種危險中，第一種當然是最常見的”(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11頁)。應該說，這兩種危險在何炳棣的自傳中都有明顯的表現。
(46)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11頁。
(47)不過，何炳棣也承認，“因‘閱世’往往發現人性不盡淳良的一面，所以事實上盡力少談”(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338頁)。
(48)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1頁。
(49)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1頁。
(50)“本書‘上篇’其餘的‘專憶’雖然是應邀早已撰就的短篇，但其中‘應酬’的成分微乎其微，都是補充本人早期學思歷程中不同階段的有用史料”。“為了多向讀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後另加‘專憶’或‘附錄’，甚至‘專憶’之後再加‘附錄’。例如第一章‘家世與父教’正文之後，就是既有‘專憶’又有‘附錄’”(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1～2頁)。
(51)“我本以為講吃太瑣碎，但從和他(李伯重)談話中感覺到我所想談的，可能具有些微社會文化史料價值；此刻不講，真會逐漸湮沒無聞了”(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163頁)。
(52)“這部學術回憶‘上篇’國內之部與‘下篇’海外之部，內容及寫法頗有不同。主要是因為‘上篇’代表個人學思歷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階段，而‘下篇’代表‘學成’之後對史學知識的‘奉獻’(contributive)時期”。“下篇”年代雖然涵蓋半個多世紀，“但‘下篇’決不是傳統式的學術編年；相反的，我之所以穿插不少有關不同校風、校際競爭、個人專業內外的學術交遊和論辯等等，正是為了避免學術編年的單調和枯燥”(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2頁)。
(53)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序言”，第2頁。
(54)比如，他對“西安事變”期間自己的真實想法以及在清華的實際活動做了辨析，徵引原始材料駁斥左傾激進學生對自己的誣衊(參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六章“清華大學[中]”)。
(55)他在自傳中很樂意徵引那些高度讚揚自己學術成就的人的原話。比如余英時給他的回信，“至今不忘的是，楊聯陞兄生平最得意弟子、才氣橫溢、自視甚高的余英時，居然有信致我，讚我‘才大如海’，使我既感且愧”(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363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何炳棣引用其原話稱讚自己的人，都是自己高看一眼的人物，即學術地位和史學影響絕不在自己之下的史家。
(56)黃仁宇：《黃河青山》，第413頁。
(57)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第82頁。
(58)雷戈：《所謂歷史》，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頁。
(59)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65頁。
(60)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15頁。
(61)黃仁宇：《黃河青山》，第532頁。
(62)黃仁宇：《黃河青山》，第513頁。
(63)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06頁。
(64)黃仁宇：《黃河青山》，第212頁。
(65)黃仁宇：《黃河青山》，第427頁。
(66)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54頁。
(67)黃仁宇的自我評價相當悲觀：“我一輩子中從來不曾認真考慮加入任何精英團體。我不曾享有聲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才在學術圈建立權威地位，更不要說我最近的恥辱”(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06頁)。
天津社會科學2016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