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專欄一隻小貓徐靜
疫情牽動經濟。
2月10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在“辛迪加報業”發文稱，疫情持續時間是影響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目前來看疫情在中國並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中國在調動資源應對大規模突發事件方面擁有無可匹敵的能力，在過去兩週，官方為控制恐慌所做的努力是一流的。
就疫情之下的經濟發展等問題，觀察者網採訪了張軍教授，他在採訪中提到，要對中國有足夠的信心，相信中國有強大應對能力；目前出現的過度防控雖是局部次優解決方案，但不會讓整個國家付出的代價白費。因為疫情中遇到的難題和總結的經驗，會推動國家在治理體系現代化方面作出更多改革，努力完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體系、風險防控系統、醫療體制改革等，從長遠來講，這是更重要的，會讓中國整體營商環境更上一層樓。
以下為採訪全文。
張軍：復旦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觀察者網：近日，全國各地疫情防控仍未進入樂觀期，同時人們也非常擔憂中國經濟未來走勢，各種觀點見解也非常多，那麼在分析疫情影響下的中國經濟前景時，最關鍵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什麼？
張軍：我 最近在辛迪加報業（Project Syndicate）發表的專欄文章 中提到了這個問題，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控制疫情的時間，因為時間拖得越久，對經濟持續的影響越大，所以控制疫情延續時間非常關鍵。
當然，中國政府在調動資源這個層面上，有著無與倫比的能力。我們可以看到，1月20日，中央政府開始把疫情作為一個公共突發事件來對待，在很短的時間內，差不多就是兩個禮拜的時間，全國都差不多進入一個緊急狀態或者準緊急狀態中。中國的體制是屬地管理，所以各個地方一直下沉到街道、村子、小區，一盤棋落實，開始限制人員出入流動，實行某種程度的阻隔政策，而且對每個人每天進行信息更新。
一些學者也許質疑這種做法的科學性， 但怎麼說呢？這是以後要系統研究的問題，眼下對這個公共衛生的突發事件，好像也沒有別的辦法能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效。的確，整個國家是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但這些代價總歸會有回報。因為疫情中遇到的難題和總結的經驗，會推動國家在治理體系現代化方面作出更多改革，努力完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體系、風險防控系統，繼續加強醫療體制改革等等。從長遠來講，這是更重要的，會讓中國整體營商環境更上一層樓。
張軍：“冠狀病毒不會削弱中國經濟”，截圖來自辛迪加報業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的文章是想告訴西方讀者，疫情看上去很嚴重，但在中國應該不可能持續太長的時間，這麼大個國家，控制住疫情不再蔓延甚至不需要兩個月。我在文章中說，2月底之前會出現拐點，出現拐點就意味著增量開始下降、然後很快增量會變成負值，從而總量開始下降。如果按照這個預想發展，一季度控制住疫情的概率還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們能在第一季度把疫情總體上控制住，那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應該不至於是個災難。我在文章裡面也做了一個最簡單的推算， 假設一季度GDP增長因為疫情下降50%——這已經是很大的一個估計幅度了，按照過去每季度的增長趨勢，基本上就是實際增長率6%左右，如果下降50%，也就是少三個點；放大到對全年的影響，應該不會超過一個百分點，而且這個推算已經是比較大的尺寸了。當然，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預測，影響可能小於0.5個點。
不過，總的來說，我覺得其實疫情對GDP的影響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這對我們更重要。中國經濟儘管增速下來了，但還是保持了一箇中等水平的增長趨勢的，只要這種趨勢還在，疫情過後經濟還會反彈，而且前期受到的衝擊越大 ，反彈的就會越快。我想，這是一個規律。
這次疫情爆發後，大家也都自然而言會想到2003年的SARS。SARS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二季度，當時大家對二季度的GDP預測也是五花八門，但總體上都認為對全年影響也不會很大。事實上，從統計來看，二季度GDP下降20%，也就是兩個點，當時全年GDP的趨勢增長率是10%，二季度拿掉兩個百分點之後，對全年的影響其實就不是那麼大。即便按照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季度GDP季度數字來看， 也就是在2003年二季度有兩個點的下降，後面很快就反彈了。
民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往往是，疫情對經濟各行各業都有影響，春節以來，因為疫情和嚴厲防控政策的實施， 商家和企業的經營和生產活動都停下來了，肯定對經濟衝擊會很大，尤其是二月份。但即便這樣，經濟學家考慮的問題是，第一，很多商業企業的收入損失並不都是GDP，只有大約1/3涉及到GDP。中國經濟規模大，一個季度的總量差不多22萬億，相當於將近70萬億的營業收入和產值規模，營業收入和產值在一個季度的增量就是6-7萬億，所以疫情衝擊雖然不小，但要衝掉這麼大的收入，也不是你們想象的那麼容易的。第二，要看我們的經濟有沒有一個增長的趨勢，只要這個趨勢在，受到外部衝擊後經濟是會反彈的，會回到這個增長趨勢上來的。
病毒疫情在短期內主要影響需求方面，尤其是影響服務業需求，因為人員不能流動，當然也會影響生產這一方，但首當其衝的還是服務部門，比如交通運輸、餐飲旅遊、甚至於包括金融服務等高端服務業。這種影響不可能持續很久，因為很多需求不可能因為疫情就完全停下來，但會放慢是毫無疑問的。現在中國電子商務、物流比較發達，可以部分抵充掉這方面的影響。
你可以回頭看看，過去我們講的自然災害或者戰爭，摧毀的是生產能力，也就是基礎設施、廠房、機器設備等等。二戰以後，日本、德國作為受到戰爭摧毀比較嚴重的兩個經濟體，戰後都經歷了差不多一二十年的超長經濟增長期。為什麼？因為恢復生產能力，需要大規模投資，戰爭結束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基建投資，而基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速度特別快。其實這是個規律，經濟短期受到衝擊，不見得會讓經濟一蹶不振，之後反而會有加速的趨勢。
觀察者網：但是有一個情況是，我們站在當下和2003年SARS比較，2003年中國整體經濟發展非常快，GDP增速肯定比現在高得多，再者2003年中國加入WTO不久，經濟發展有很大紅利等。但目前來看，今年初還有經濟增長“保6之爭”，所以在考慮新冠疫情結束後的經濟反彈時，是否該考慮到平臺期因素？
張軍：這個問題恰好說明現在跟17年前，這兩個時段內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是不同的。17年前是一個加速的趨勢，GDP超過兩位數的增長，那麼後面反彈時也會反彈到10%以上的增長軌道。但現在是6%的增長趨勢，之後的反彈也就是到6%或者稍微多一點，不可能在當下反彈到兩位數的速度。2003年有世貿紅利，有房地產，也有基建等等，只是說明當時的增長趨勢是兩位數。兩個不同時間段的趨勢性增長是不同的，這意味著經濟增速的反彈幅度也是有差別的。
但是，這裡要強調的是，當經濟學家說經濟會在增長率的基礎上反彈的時候，不是說這種反彈是自然而然就會出現的，不是說完全不需要用政策調整就能實現。就像環保一樣，我們說當經濟發展到比較高的階段以後，環境質量會提高，這不是天然的或自動的，而是說當經濟發展到那個階段以後，人們開始重視環境，有意識地朝這個方向去用力，才會有環境的改善。所以，疫情結束以後，經濟反彈需要政策調整，其實現在就在進行政策調整，包括各地針對受疫情影響比較大的行業出臺扶持政策，特別是服務業，而服務業中，中小微企業又比較多。
舉一個最簡單例子，一個飯店如果幾個月不開張，就沒有流水，但老闆要支付員工工資，要付房租，這種壓力測試下，如果堅持一個月可能還行，如果堅持兩個月，能支撐下去的比例就會很少，如果堅持三個月以上還能付得起房租，這個比例就不多了。所以，這時候就需要鼓勵地方政府就是出臺很多紓困政策。特殊時期，財政上需要承受更多的赤字，短期內財政支出要加大、財政收入要減少，因為要讓利、給企業減稅降費，這就意味著政府的財政缺口可能會拉大一些。但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為眼下碰到的是一個特殊事情，就像戰爭時期，國家要加大財政開支，是一樣的道理。
事實上，現在各地都在實施類似的應對舉措。疫情還沒有結束，考慮到我前面提的壓力測試問題，如果政府這時候不推出紓困政策，很多企業不見得能挺過去。為了減少日後經濟反彈可能遇到的一些不確定性，現在就要出臺政策。而且，我覺得政策方面可以靈活加以調整，包括金融層面，比如貸款、國債、地方專項債等等，也都能幫助實體經濟——第一能挺過去，第二能保存實力。今後隨著疫情的控制，需求會開始反彈。而需求反彈，很多企業包括服務業企業都會加速開工，迅速恢復產能，這樣一來就能推動經濟反彈。
觀察者網：確實，稍早前餐飲業西貝董事長在採訪中提到最近會面臨很大的經營難題。但現在有點不確定的是，很多紓困政策，比如減稅降費、中小企業貸款融資等，尤其是後者，能否保證其真正落實到位？其實關於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過去一直在討論，但關鍵在於沒法實實在在的落地，您對此怎麼看？
張軍：我想我們的地方政府還是比較關注當地日後的經濟復甦，關注疫情衝擊所導致的當地失業問題。過去我們也講減稅降費，營商環境，支持中小微企業等等，但這是有一個認識過程的，因為在經濟沒有遭遇重創的時候，感受不到危機，很多地方政府也會有惰性，對上述問題落實不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現在遇到緊急情況——都不需要看統計數字，只要看新聞就知道很多行業都在面臨困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的決心肯定要比之前大。
再者，還牽涉到將來疫情結束後，各地經濟反彈復甦程度如何，這是一個橫向比較的問題。在中國治理模式中，橫向競爭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所以地方政府都會關注，希望自己所在地的經濟能夠比其他地方復甦得更快，就業問題更有保障，平穩渡過這段特殊時期。現在可能更容易達成共識，也更容易讓地方政府痛下決心，這可能會跟以前有些區別。
同時，我也覺得目前緊急狀態下出臺的政策，有一些其實應該延續下去，因為這本來就是改革的一個方向或目標，並不是疫情過了以後，這些政策都要收回。我看到最近上海發佈的28條措施中，也提到疫情以後平均可以再延長三個月。當然，其中有些支持性政策不需要收回，比如政府減少企業稅費等等，原來就是改革目標，只是還沒有達成，現在在能做到的情況之下，其實是需要長期堅持的。另外有一些臨時性的，以後可以收回。
浙江義烏，企業包車接員工返崗。圖自微信號“義烏髮布”
觀察者網：近兩週以來，爭論比較熱烈的一個問題是所謂的過度防疫與經濟停滯。一是全國很多地方延長假期、推遲復工，二是幾乎全國性地出現高壓防控政策，尤其在一些疫情並不是很嚴重的地方，有人認為過度防控或恐慌或導致正常的生產生活停滯，經濟、民生、物流等壓力變大，反而不利於防控。不過，也有人認為要先把疫情控制住，再來開展正常工作。防疫與經濟似乎存在了矛盾，您怎麼看待，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性？
張軍：可能前兩個禮拜處於信息不是很透明、比較雜亂的情況之下，人們寧可信其有，即便這個地方不是那麼嚴重，也會採取同樣嚴厲的政策。因為這是一個防禦問題，“防”主要是兩方面，第一要找到病源，比如當地有沒有從武漢來的人員；第二要防止傳染，現在主要就是居家隔離，每個省市縣鄉都會採取同樣的措施。
這是一個博弈論問題。這些措施導致的全局性結果肯定不是最好的或者說最優的，但它是一個次優結果。因為現在無法滿足最優結果所需的條件：最起碼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搞清楚我這個地方有沒有感染源？有沒有能力識別出感染源？即便找到了感染源，需要通過相對科學的做法防止感染源在人群中擴散。所以，當大家都需要時間來搞清楚這些問題的時候，每個地方都會“寧可信其有”，採取比較極端的做法，所有東西都逐步停止。從全局來看，這不是最優結果，但它是一個局部的最優結果，即每個局部都會認為這是最佳選擇，但整合起來從全局看，就是一個次優結果。
隨著時間推移，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去了，很多情況看得比較清楚了。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防護等，這個地方會發現新感染病例數開始下降，說明情況出現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都開始強調差異化，每個地方可以根據當地疫情狀況，可以逐步復工、錯峰返程，也強調各地不得妨礙交通運輸、物流等，鼓勵大中小學可以錯峰開學等等，更多的政策權力逐步交給地方，讓各地根據自身條件對之前的統一政策進行微調。
觀察者網：確實，從2月10日開始，很多地方逐漸復工，但實際操作中還是遇到了困難，一定程度上影響復工狀況，比如外地人返程開工，但到了工作地方首先還得隔離14天，再比如大城市之間可以往返，但小地方之間暫時出行不便，西安到上海可以，但延安到西方不行，等等。
張軍：這其實就是前面提到的局部最優跟全局最優的矛盾。比如延安不能到西安，可能在西安和延安看來，這都是一個最優決策，但由於不能從延安到西安，所以影響了從西安回上海，所以上海其實是做不到全面復工的，如果繼續把這個邏輯再放大下去，這可以馬上看到局部跟全局的不一致了。
但我的想法是，在我們不可能滿足實現全局最優的條件之下，讓每個局部選擇最優政策，我覺得這是一個次優結果。
觀察者網：中國經濟關乎世界經濟。稍早前WHO宣佈將中國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多國對中國公民入境發佈限制措施、中斷航班或發出旅行安全警示。首先，就世界範圍來看，疫情對全球進出口貿易、跨國企業會產生多大影響？此外最近有日韓企業因為中國疫情延期開工，也可能陷入停工，因此也在尋找一些替代方案，這就涉及到供應鏈轉移或取代問題了，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張軍：跟2003年相比，那時候國際社會雖然也關心中國SARS疫情，但很少出現限制中國公民入境或暫時取消部分航線等情況。因為2003年時中國人的出境規模相對較小，從邊際上來看，分散到每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流量都很小，所以不會採取嚴格措施。
但今天的情況不一樣，每年有這麼大規模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商務活動等等，輸入型感染概率要比17年前大得多，每個國家都會變得非常謹慎，肯定會實施限制性措施，這一點我們要能夠理解。
這反映了兩個區別，一是在當前全世界人口流動中，中國人所佔比例實在太高，二是17年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區段中的地位相對比較弱，但現在不一樣，很多中間品、零部件的生產都在中國大陸，一旦受疫情影響不能正常開工，對整個產業鏈的衝擊就會很大，特別是對下游企業。很多汽車廠商的庫存，堅持一個月也許沒問題，但如果中國疫情時間拖得很久，很多工廠不能夠在預定時間內開工，將對整個汽車產業的增長產生較大幹擾。
受中國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日產汽車、韓國現代等車企因零部件供應中斷，關閉其國內部分生產線。資料圖：韓國蔚山現代工廠
對全球來講，這兩個原因是很難避免的。很顯然，疫情時間越短越好，持續時間越短，我們的恢復能力越強，對全球影響就會越小，所以最關鍵的問題還是疫情持續的時間。只要大多數工廠能復工，很快會逐步恢復產業鏈的生產能力。
而且，我預計疫情結束以後，今年下半年中國人的出境人數會反彈得很厲害，有出行計劃的人會傾向於選擇國際線路，因為國內很多地方畢竟遭受疫情衝擊，服務消費會有影響，遊客可能也心有餘悸，所以到海外旅行度假的人數會反彈得很厲害。
但是，很多國家也會很矛盾，一方面需要對來自中國的人口流動加以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如果持續疫情時間很長的話，對他們的旅遊業、服務業會有較大影響，比如奢侈品市場，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場會有不小打擊。也許在平衡之下，初期肯定有限制人流等措施，後期如果中國防疫成效較好，WHO取消“PHEIC”之後，情況會更好一些。所以，全球經濟情勢暫時會受到影響，中國人在海外的購物、商務活動會受限制；一旦等到放鬆，勢必會反彈，就全年來講，可能還會補回來。
我在辛迪加報業的文章，其實就是告訴外國讀者，要對中國有足夠的信心，相信中國有強大應對能力，試想如果換成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許情況就會很糟糕。
觀察者網：另外，還想問一個比較長期性的問題。去年以來，國內非常熱衷討論中國營商環境問題。那麼，公共衛生是否會被作為評價當地營商環境的重要因素？這次疫情過後，中國營商環境是否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尤其是外資企業，可以有些什麼彌補措施？
張軍：這次疫情之後，我覺得中國政府應該會高度關注和改進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最主要是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防風險”，當然這個風險是“公共衛生風險”。
改革開放這些年以來，我們可能沒有特別在這方面下功夫，風險管理問題是一們科學，特別是中國有14億人口，如何防止傳染病、病毒感染，應急體系、公共衛生該如何運行等。這次應該是暴露出了很多治理層面的問題，會讓中國政府下定決心改革。如果說SARS以後進步得不是那麼快，那我覺得這次應該會有更大程度的改善。
所以，即便把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發生概率作為評價營商環境的要素，我覺得也不至於給中國打很低的分數，因為跟其他發展中的轉型經濟體相比，中國還是比較好的；而且就中國營商環境來看，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明顯優於其他內地的一些地方。對中國營商環境的打分，連續三年都是以上海為樣本，這當然有偏誤，但說明了起碼在中國發達地區，這方面相對來說做得更好。
總體上，這次武漢新冠疫情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可能國際社會比較關注的還是信息透明度問題，還有一些法律包括公共衛生防疫法在內，會涉及到保密問題，而保密有時會導致信息滯後，由於法律原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及時作出反應的機會。類似這些方面都要進行相應改革，比如如何讓地方政府有能力在第一時間發佈疫情的相關情況。讓信息更加透明，可能是國際上最關心的問題。試想如果武漢不是因為這個問題，就不會導致春節前有500萬人離開武漢，而這些人群可能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疫情的主要源頭，到了1月23日武漢封城，假如類似緊急舉措能往前推十天半個月，那影響範圍會小很多。
另外，突然擴散的疫情也暴露出地方在公共衛生層面的供給能力，涉及到整個中國的醫療體制問題。感染人數那麼大，放在哪個地方都會出狀況，幾萬人感染再加上正常的病床需求，當地醫療機構肯定是滿足不了。再者，疫情是有感染幾率的，即便想把病人轉運到別的地方，在中國可能也會引起地區間的很大矛盾。上面這些例子，今後都會成為我們要著手解決的比較重要的問題。這次疫情或許就是一個半自然實驗。
觀察者網：那麼就經濟學來講，這次疫情是否會對經濟學內部所討論關注的要素產生一些新的突破？
張軍：就經濟學界，長遠來看，可能讓學者們更感興趣的不是對經濟的影響，而是未來中央地方的治理關係以及對我們這個體制本身的效率評估問題，這個可能是更深遠的。另外關於風險管理、應急體制改革等，可能涉及到交叉學科，比如管理學、系統工程，信息科學等。目前我們在這些方面也許還不是太重視，未來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等機構需要大量資助這一類的研究。無論如何，中國的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模式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最感興趣的話題。
大河塗塗
踩剎車容易，重新啟動難，所以凡事都要多方考慮。
我國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上十萬，基本都是機動車造成的，為了這十萬人的生命，是不是該禁止機動車呢？挖煤採礦，都會死人，過去沒有煤，大家也過日子了，為了人的生命，是不是從此不挖煤了呢？
防疫也是這樣，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不能因為要防止一種疫病，而長期關閉醫院，使其它種類病的患者沒法看病，也不能因為防疫誤了農時，這會使全球人民捱餓
經濟生活是個複雜的生態圈，過份人為的干預其中的某個因素，到頭來吃苦的還是人自己
大大胖五
生命最重要！但是每一個生命都得死亡！看看新冠病毒死的大多數人吧，張文宏醫生說了，死的大部分都是老年的，肥胖的和合並有基礎代謝病的人，這部分人在疫情期間只要不出門待在家就可以了，身體健康的人該生產就要生產，搞好普通的防疫，戴好口罩，勤洗手就可以了，所以說過度防疫的代價太大了，同時也挽救不了體質不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