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秦漢研究會、中國魏晉南北朝研究會、中國唐詩史學會顧問。
在北大的四年,我是很用功讀書的,好好地學習了四年。
一年級時,我曾努力學習了一陣子外語—英語。我學英語是相當早的,在費縣平邑集小學五年級時已開始學。菏澤六中畢業時,我的英語已學得不錯,短篇散文像《最後一課》( Last lesson)我能背誦十多篇,《天方夜譚》我能背誦四五十頁。
入北大後,我仍喜歡英語。我選了潘家恂先生的英語課。我記得他給我們講過 Carl and Anna,Five Tales, Mary Mary等。我讀了不少名家英文小說。我最喜愛 Five Tales中的 Apple Tree,也是能上口背誦的。背誦,是我們那時候老師們強調的種學習方法。到現在我也仍然覺得是一種好的學習方法。但遺憾的是我的英語始終沒有學好。三起三落。學了,忘了;又學,又忘了。老在原水平上起落,沒有鞏固,沒有提高。我是怨天尤人的。我覺得我沒有學語言的天分,在學習語言上是個蠢材!
大約二年級開始讀《資治通鑑》、二十四史,每天鑽進圖書館裡看書。那日時北大新圖書館還沒有建築完成,松公府的平房大院用作圖書館。第二進院的北房是古籍閱覽室,屋裡南北條放著幾張長桌。桌子又長又寬,對面可以坐人。當時在這屋裡看書的人並不多。我們一個人往往可以霸佔半個桌子。借的書多了,三面圍起書牆,自己藏在書堆裡看書,像個小小世外桃源。我們借書,多不去查目錄、寫借條。
有一位管取書的老頭,你要借什麼書就問他要,他用手指敲敲腦袋,略一尋思,就說:“有,有。”然後就去書庫,不一會就把書給你取來。我們給他取個雅號,叫做“取書手”。高高個,瘦瘦的,非常和氣。我一直對他很懷念。大約現在已不在人世了,願他安息。
三年級開始寫文章。我寫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的差役與僱役》刊登在北京1933年11月22日《華北日報》和1933年12月6日的《史學週刊》上。週刊的主編人楊中一(效曾)是北大史學系同學,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他幫顧頡剛師編《文史雜誌》。後來因為和顧師意見不合,辭職去陝西蔡家坡,依傅安華(靖吾)兄在一紡紗廠工作,傅兄是那個廠的經理,中一後來害肺病死在蔡家坡,喪事全由靖吾辦理。靖吾兄也是北大史學系同學,低我兩年,也常在《食貨》上寫文章。後來棄學從商,做了紗廠經理。抗戰勝利後他隨紗廠復員到天津。1950年我從美國回國,他和夫人帶著兒女來北京看過我。那些年生活都不輕鬆,遂未再有來往。後來聽說他因病去世了。他女兒傅玫,北大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南開大學工作。靖吾兄也算有後。九泉下有知,可以欣慰了。
我為什麼搞了一陣子宋史,現在已回憶不起來。回憶起的是對北宋的役法和王安石變法很有興趣,大約因此就讀起宋史來。但我《宋史讀得不多,寫《北宋的差役和僱役》大約主要是用的《文獻通考》的材料。那時年輕,膽子大,一知半解就敢寫文章。
我的興趣不久便轉移到漢魏晉南北朝。我寫的第二篇文章是《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刊登在1934年9月《中國經濟》月刊第2卷第9期。我學歐洲中世紀史,知道基督教在歐洲很有勢力。我讀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又選修了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課,他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盛,也使我很受啟發,我便立意要研究這一課題。每天上午或下午,只要沒有課,我便去文津街北京圖書館善本室閱讀《大藏經》(日本大正新修本)律部和史部有關佛教寺院和寺院經濟的書。
那時我住在北大東齋,從北大東齋到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都是走來走去。下午回校時,走在北海大橋上一站,南北兩海景色一覽無餘。夕陽斜照,水波盪漾,清風徐來,極為舒暢。六十多年了,往事如煙如雲,煙消雲散!俱往矣!數風流人物,何處尋覓?
我在《中國經濟》上寫的這篇文章,很得北大教授們的稱讚。《中國經濟》連著出了兩輯中國經濟史專號,9月是“上”,10月是“下”。陶希聖在專號的下冊就寫了題為《讀中國經濟史研究專號上冊以後》的文章說:“最後兩篇(我的一篇外還有鞠清遠的《唐宋元寺領莊園研究》)中古田時期教會財產及權威的敘述,可以算得最有特色的”,“如今中古的教會,系統的研究把它表彰出來了”。
不久,陶希聖創辦《食貨》半月刊,寫信約我寫文章。我自然很高興,寫了一篇《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發表在1934年12月1日出版的《食貨》創刊號上。
從1933年1月發表《北宋的差役與僱役》始,到1935年6月北大畢業,在這兩年裡,我發表了以下7篇論文:
1.《北宋的差役與僱役》
2.《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
3.《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
4.《三國時期農村經濟的破壞與復興》(《食貨》第1卷第5期)
5.《質任解》(《食貨》第1卷第8期)
6.《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食貨》第1卷第11期)
7.《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食貨》第3卷第4期)
這7篇論文中,《質任解》曾先發表在《華北日報》的《史學副刊》,《食貨》轉載來的。《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是我北大畢業論文,完稿於1935年上半年。陶希聖給我的論文分數是88分。1934至1935年,我是北大三至四年級的學生。20多歲的人,所寫文章是很浮輕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膽大敢於亂說,自然也有些新見解。
30年代中期,史學界出了不少人。一時能想到的如:季羨林、張岱年、週一良、侯仁之、史念海等,是清華、北師大、燕京的;楊向奎、鄧廣銘、張政烺、王毓銓,去世的胡厚宣、傅樂煥、王崇武;海外的勞榦、楊聯升、高去尋、全漢昇等;政治上走錯了路而被大浪淘沙的鞠清遠、武仙卿、沈巨塵、曾謇等(以上除楊聯升是燕京,鞠清遠是北師大,其他都是北大的),都是30年代中期出身。
平心客觀來論,我只是30年代這一群中一個附時代驥尾的笨人。傻人多福,又經文化大革命不死,僥倖活下來的。
本文摘自 《師道師說·何茲全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