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
如果让我来选隋唐时代最有价值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玄奘法师。如果再让我选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人，或者说最伟大的人，玄奘法师会排在前三位。
当然，不得不说，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和伟大要依赖于评价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历史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和人之间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甚至是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之间最容易达成一致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一致。回到关于玄奘法师的评价，让我们先暂时放弃关于他个人价值层面的判断，仅仅就他这个具体的人而言，他的一生，在古典的中国是难得一见的非同凡响，基本上找不出第二个人与他具有相似的经历。
完全可以这么说，玄奘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奇迹。在以中庸和保守为底色的古典中国，它就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如果没有他，哪怕这浩渺无垠的夜空再怎么群星闪耀，但也会因为缺失了凛冽的壮美而失色不少。
先来看看玄奘的经历吧。
玄奘（602年~664年），本名陈祎（yī），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市）人，其先颍川人。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玄奘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遍学了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公元645年玄奘归来一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玄奘及其弟子翻译出典75部（1335卷），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
玄奘，出身书香门第世家，自小聪慧，少时随隐居乡间的父亲修习儒家经典，10岁左右随兄出家为僧。以常识而论，一个这么大的孩子是做不了这种决定的。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家道中落，史籍上记载玄奘的祖上出任过北朝的地方大员，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时局动荡不安。玄奘的父亲陈惠除了短期出仕外，一直都在乡间隐居。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是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恰好他的兄长已经先于他成为了佛门弟子，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可走的情况下，这算是个比较自然的途径。
其二，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经历了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的大力提倡，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在当时，应该算是显学。为了更好地在中国进一步地推广佛教的教义教法，光大门庭。对佛教理论层面的进一步质疑和研究也自然地就成了当时佛教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种诉求下，招募一些聪慧，敏锐的孩子来作为未来佛教中坚力量进行培养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总之，因缘际会，玄奘在10岁左右的年纪踏入了佛门，开始了一生的坚持。
玄奘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恰逢隋末战乱，中华大地，打成一片。但这对他一个心无旁骛，一心求法的出家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许多年里，玄奘遍访名师，埋头苦学，在20出头的时候就成为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新星。
随着学习的深入，玄奘发现，不同教派，不同源流的佛教理论存在几乎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这对任何一个学术体系来讲，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像佛学这样博大精深，以囊括世间一切存在为己任的学说，更是如此。一般来讲，行进到这一步的人，选择一个具体的派别，在这个具体的领域里面开展一些跟踪和拓展的工作就足矣了。说得难听点，用局部的佛教技术水平混吃等死已经足够了。
但世上就是有那么极个别人，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不求甚解的混乱。这大概算是一种接近于天生的完美主义倾向。玄奘就是这样的人，他天生聪慧，再加上从童年时代起就完全地浸润在佛教 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恐怕真的就是唯一的真实世界，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半吊子世界。
玄奘此时的心境，对不太了解佛教的人来讲，是很难理解的。我试着来大概地说一说吧，因为如果不理解玄奘的内心世界，你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他能具有那样的坚定，为什么他能跨越在普通人看来几乎无法想象的磨难，为什么他又能如饥似渴的学习。
大概可以这么讲，不管是以儒家为基础的汉文明，还是西方的一神教文明，其基本的气质都是关注现实的。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观察，解释的范围内，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的人，无论如何，他很难摆脱现实社会的影响。比如，他要考虑和周围人的关系，再高级一点，他还要考虑和历史的关系，更高级一点，他甚至要考虑和老天爷的关系。
可是，佛教不太一样，他的基本气质是出离世间的，他是在“空”和“无”这样的观念上构造出来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他完全可以漠视世界的存在，或者说人世间对他而言，没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这么说，真正的佛教徒是最为“自信”的人。
也许，正是这种对真正“佛法”的执着在玄奘的心中燃起了永远不可能被熄灭的熊熊火焰，他宁愿自己被这种火焰吞噬，也不愿在遗憾和残缺的世界中苟活。至于在追寻这个完美世界的途中可能遇到的世间凶险，他根本不在乎。用佛教的话来讲，此时的玄奘是一个真正的“佛子”。
公元628年，大唐贞观2年，玄奘踏上了西行的漫漫长途。
较真一点说，玄奘西出故国属于“非法越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据说玄奘屡次向官方，当时的大唐王朝提出出境申请，可“护照”迟迟不予签发，无奈之下，玄奘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危险的“偷渡”。后来玄奘学成归来的时候，据说还就此事向当时的大唐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表示了歉意。这给玄奘危险的旅程又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孤身一人，西出阳关，万里之遥，还得躲避官兵。一路上大漠风沙，高山荒漠，其间辛苦可想而知。据传说，也只能是传说了，时间太久远了，已经很难找到详细的文字记述了。玄奘数次地面临险境，与出没于河西走廊上的各种强盗土匪不期而遇，也许是佛祖的保佑，也许是玄奘身上那种神灵般的力量打动了那些冷酷的心灵，毕竟，强盗也还是人么。甚至更可能的是玄奘太穷了，穷的不值得下手，搞不好还得罪天神，划不来。不管怎样，玄奘总算安然度过了这些危机。
当然，玄奘也得到了来自不同人的帮助。据记载，他还收了一个徒弟做他的向导，一路伴随他走出了当时大唐的边境。还有把守边境的士兵们也被他所打动，给他的出境开了绿灯。他途径的一些地方的地方官员倾慕他的才华，热烈地邀请他留下来讲经传法。但玄奘最多只是稍作停留而已，除了死亡，一切都阻挡不了他西去求法的步伐。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二十六岁的玄奘，玄奘为究竟瑜伽唯识学，始道途西行。
在途中经兰州到凉州（姑藏），继昼伏夜行，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哈密），至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碎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行程13800余里。
当时的西域和中亚诸国，包括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均受到佛教的强烈影响，国人普遍信仰佛教。伊斯兰的势力还没有兴起，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佛教在现实世界中最具力量的时代。对玄奘的选择，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据记载，当玄奘历经千难万苦，到达了高昌国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并且在此后的行程中，多次得到途中各个国家来自高层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这恐怕是玄奘最终得以成功抵达印度次大陆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否则，无法想象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如何才能穿越数十个言语不通，风俗迥异的国度。
大概在玄奘31岁那年，他在游历了诸多印度次大陆上的佛教国家之后，终于来到了他此行的目的地，印度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接下去的五年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埋头苦学。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学婆罗门教经典、各类梵书。
我个人倒是有个疑问。玄奘的梵文是在哪里学的，史籍上没有提及他开始西行前是否通晓梵文，或者任何一种通行于当时佛教界的学术语言。按照常理来猜测，我想玄奘在出发前即便算不上精通梵语，但大致一般的日常交流和学术交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来中国传法的印度僧人不少，而且玄奘与他们都有过相当的交流。此外，翻译成汉语的佛教经典数量应该也还很有限，那个时代的高僧，哪怕是汉地高僧，梵文的造诣应该都是比较精深的。总之，玄奘进入印度后的语言方面的障碍应该不大。
此后的若干年里，玄奘在整个印度参访名师，增进学识。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玄奘42岁，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
我想，玄奘的这个成就大概相当于传说中的“法王”地位吧。如果用今天的身份打个比方，大概能说玄奘相当于拿了几个诺贝尔奖。
公元643年，玄奘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在去国17年后，玄奘回到了长安。
在玄奘的后半生中，他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他的本职工作，组织译经，这是他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本分，也是他心中永恒的追求。就这个工作而言，众所周知，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人，功绩自不必说。其间，由于玄奘巨大的威望和广博的学识，他还担当了皇室的宗教顾问，大概算是后来的国师的角色吧，经常出入宫廷，与唐太宗李世民来往密切。据记载，李世民还多次要求他出任实际官职，为朝廷效力，被他婉言谢绝。
后来有人还拿这个事情说事。说玄奘与皇室交往过深，有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嫌疑。还借此推崇南朝梁武帝时代的达摩，说达摩直言不讳，铮铮铁骨的形象更符合一个佛教徒的操守。说什么好呢？我只能说，达摩需要的是面壁，而中国需要的也只是面壁的达摩。但是玄奘，他需要的是译经，而中国也需要他译经。要选择译经，在那个年代，就必须官方的支持。如此而已。
再说玄奘做的第二件事，这件事比起译经，对玄奘基本上不算什么大事。唐太宗李世民曾要求玄奘就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以及在印度的经历整理一些材料出来。如此，译经讲法之余，玄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全书记述高昌以西玄奘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声誉卓著，贡献巨大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视界，可能会发现，也许要论真正的贡献，【大唐西域记】恐怕远比玄奘在佛教译经和其他理论方面的工作要重要得多。这么说是有理由的，就佛教理论而言，在玄奘印度求法的其间，佛教的基本教义，教理已经发展完备，试图在这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甚至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玄奘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尽可能的学习而已。就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一样的情形。再者，在佛教的基础理论领域，汉传佛教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值得多说的内容。所以说，即便玄奘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再大，放到整个佛教文明的尺度，或者再大一点，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恐怕就不能说是多么伟大的贡献了。
而【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却怎么高估都不为过。让我来引用后人们对玄奘和此书的几个评价。
“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对玄奘的评价，而让玄奘赢得如此赞誉的是一本名为《大唐西域记》的书。
《大唐西域记》像一把火炬，照亮了印度尘封已久的真实历史。1300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蓝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甚至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也是根据这本详细的史料发掘出来的。中世纪印度的历史从此得以重见天日。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今在印度，只要读过小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玄奘的。印度人知道玄奘，一是通过民间传说，二是通过教材，在印度很多教科书中就有关于玄奘的故事，其中课文《佛的影子》，讲的就是玄奘如何感化一伙强盗的故事。印度如此推崇玄奘，主要是因为玄奘在印度历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贡献。印度人没留下文字历史，其历史多存在于传说之中。
最后，如果你要问我何以对玄奘法师如此崇敬。我会抛开他的译经和他的【大唐西域记】，我只要想到他一个人在黄沙大漠中孤独前行的背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对我而言，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