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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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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師親自講述，歡迎收聽音頻版
比起預測天氣、洪澇、地震等自然現象，預測人與社會，更容易“測不準”。
11月1日我們推送《假如讓馬雲重講一次螞蟻》的時候，絕對想不到馬雲被約談，螞蟻集團IPO被暫停。
這個月的標記不是“雙11”，是一條條監管信號。這是中國互聯網巨頭們有苦難言的監管月。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出臺；
《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出臺，國務院辦公廳同意由市場監管總局牽頭，建立反不正當競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互聯網直播營銷信息內容服務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出臺；
還有央行9月發佈的《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從11月1日開始施行……
如果從時間上梳理，這一輪對互聯網雷厲風行加強監管的決定性時刻，應是馬雲10月24日外灘金融峰會演講一週之後。
10月31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指出，“當前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快速發展，必須處理好金融發展、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的關係”。
“既要鼓勵創新、弘揚企業家精神，也要加強監管，依法將金融活動全面納入監管，有效防範風險。”
“監管部門要認真做好工作，對同類業務、同類主體一視同仁。”
“要健全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提升市場綜合監管能力。”
“要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範，加強個人信息保護。”
對照可見，“徵求意見稿”都是對這些要求的具體落實。有媒體報道，為了加快意見稿的出臺，有關部門連續開夜車。
就螞蟻而言，接下來大概率會被納入各種辦法，接受統一監管，在資本金、槓桿率、聯合貸款出資比例等多重約束下，與高歌猛進說再見。阿里的某些存在方式也會進行調整。
“任何公司都有峰值，只是沒想到螞蟻的峰值提前過去了。”一位資深投資家對我說。
很多偉業的建構者，誰都打不過他，最後只能由他自己來調整和解構。這是命。儘管馬雲的體系極其重視文化，但這個體系的真正問題，可能也在於文化。
很悲劇，很可惜。
捅了馬蜂窩的馬雲沉默不語。螞蟻也失聲了。
在螞蟻IPO暫緩後，新華社轉載了一篇署名金觀平的文章說，“近期，有關方面經過進一步瞭解，發現了相關問題。本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一切從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廣大投資者利益的角度出發，監管層決定讓螞蟻集團暫緩上市。……螞蟻集團當務之急是按監管部門的要求，切實抓緊整改。”“市場各參與主體必須尊重規則、敬畏規則，誰也不能例外。”
當務之急已經定了：切實（不玩虛的）、抓緊（不拖拖拉拉）、整改。所以也沒有可能發聲。
金融業的多位“關鍵先生”，連續發聲。
11月10日，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當前科技創新在催生巨大動能的同時，也給社會治理和全球治理帶來巨大挑戰，互聯網科技巨頭掌控大量數據和市場份額，形成壟斷抑制公平競爭。
11月17日，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螞蟻集團上市是不是有時間表，取決於政府如何重組金融科技企業的監管框架，也取決於企業如何應對監管環境。
11月17日，央行行長易綱的一篇論文《再論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及政策含義》被《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全文轉載，“金融是特許行業，必須持牌經營”被眾多媒體作為標題顯著處理。
11月14日，第11屆財新峰會上有一場“金融創新與監管”的分會。出席這場分會的嘉賓的核心觀點如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金融科技監管領先者；
工商銀行副行長張文武：新興的機構更加應該重視資產負債的比例管理。流動性像空氣，一旦消失會“窒息而亡”；
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肖遠企：鼓勵能提高市場效率的創新，鼓勵能守住風險底線的創新，鼓勵能夠增進社會福利的金融創新，鼓勵能夠維護公平競爭的金融創新。（在談到以資本充足率約束為核心的巴塞爾協議3時，他說：“我也是巴塞爾協議的委員，我現在也比較老了。”）
北京市副市長殷勇：無證無照到底誰管？金融監管仍需繼續完善……
有自媒體說，“走上坡路的時候，連空氣都是甜的，一旦走下坡路，空氣裡全是土”。
真的苦澀。
如果沒有最近幾個星期發生的這些事件，幾乎沒有人懷疑阿里和螞蟻是“強大到無法被擊倒”的存在。而今天你又會發現，螞蟻集團很弱小，甚至失去了辯駁的資格。
坦率說，我對螞蟻的產品機理並不足夠了解，但作為互聯網金融、普惠金融領域的研究者，我覺得有些問題值得探討與商榷。
比如，有人說螞蟻普而不惠。
又普又惠當然好，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小微企業和普通個人拿不到銀行給國企的那種利率再正常不過。普惠金融的本質，是解決金融排斥、提高金融包容（inclusive）。
國際上概括了5種金融排斥：機會排斥（access exclusion），即由於地理位置偏遠或金融風險管理要求將部分群體排斥在金融服務體系之外；條件排斥（condition exclusion），即通過一些特定的金融限制條件將部分群體排斥在外；價格排斥（price exclusion），即由於難以負擔的金融產品價格將部分群體排斥在外；市場排斥（marketing exclusion），即由於金融產品銷售和市場定位將部分群體排斥在外；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即由於害怕被拒絕或由於心理障礙，有部分群體將自己排斥在外。
“金融排斥”是全球金融服務中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而螞蟻藉助技術和生態，極大地促進了金融包容。這是其對社會的貢獻之所在。
至於惠不惠的問題，螞蟻的貸款利率並不違反監管規定，沒有突破上限，且隨借隨還。很難設想，如果一點也不惠，螞蟻怎麼可能有數以億計的用戶不離不棄？
有人說螞蟻監管套利。
通過一個支付入口疊加多種金融活動，如何監管，確需研究。但說螞蟻旗下的小貸公司不斷加槓桿再頻頻發ABS把規模做大就是錯誤，這很不客觀。小貸公司是地方批准設立的，其增加自身放貸能力的做法和所發的產品，都是得到批准後才進行的，且到目前不良率很低。螞蟻當然是逐利的，但“利之所在”，是利他之後再利己。如果靠的就是鑽監管空子，就能服務這麼多人，那是不是說監管的口子本來就該開大一些？
有人說螞蟻從事金融活動，所以要和其他金融機構一視同仁監管。
一視同仁是對的。但螞蟻確實也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它是以“科技+生態”的方式介入金融服務的，不是傳統的金融機構。比如螞蟻旗下的網商銀行，它不設線下網點，不分總支行級別，一開始就是輕資產平臺化的交易型銀行。這也是當時監管者希望探索的方向。網商銀行2015年開業，時任行長俞勝法說，我們資本金規模有限，只做小客戶，將有些客戶培養做大後，如果它們有更大的資金需求量，我們輸送給傳統銀行，和傳統銀行合作，利用技術手段和大數據風險控制能力展開合作。對負債端的資金來源，他表示有三個渠道，一是自身吸引的客戶存款，二是同業合作，三是部分信貸產品資產證券化。
螞蟻一直和金融機構合作，也一直在發ABS，5年前就說過，這不是秘密，是正大光明的事。
從支付寶到螞蟻的多項服務，以互聯網技術為依託，可能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包容性金融探索。很多創新都是被用戶痛點逼出來的，是服務用戶的結果，是用戶選擇的結果。隨著螞蟻的狂飆突進，一些做法與既有的監管“邊界”和“尺度”產生了衝突，需要解決，但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清醒的、客觀的基本判斷，即螞蟻決不是渾水摸魚的投機套利者，而是有善良初心的服務者、創新者。
“每一個個體可以享受到普惠、綠色的金融服務；每一家小微企業擁有平等的發展機會；通過開放合作，讓數字生活觸手可及”，這是螞蟻希望看到的，也是螞蟻努力推動的。
雖然螞蟻正在經歷井賢棟所說的“最艱難的時刻”，但我相信，金融需要科技，金融服務需要藉助科技力量以實現更大的包容性，這一根本邏輯不會改變。而隨著數字化、智能化發展，金融科技化的趨勢也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監管強化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市場和消費者仍是決定性的力量。
對傳統金融機構來說，對螞蟻的監管可能會讓他們鬆一口氣，但這並不等於對傳統思維模式、作業模式的肯定。如不轉念，他們的前途依然堪憂。
對監管者來說，這是一次勇敢的叫停，但叫停不應被理解為一種“勝利”。馬雲的話很不智慧，但馬雲式的問題也不該被忽略。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和政府是中國的兩種力量。
2013年11月，中央領導人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
“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儘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儘可能多的產品、獲得儘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
同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今天重溫這些原則，是想說，儘管螞蟻這個案例表明政府在“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方面負有責任，但這一作用的發揮仍要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根本方向相一致。
事實上，如果從一個更長的視角看，螞蟻能發展到今天，和政策包容與鼓勵也是分不開的。
2014年是螞蟻集團的創始之年。當年9月，網商銀行獲中國銀監會批覆；10月，螞蟻金融服務集團正式宣告成立；12月，花唄面世。
2014年前後的政策大環境是如何的呢？
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出臺；
2014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本屆政府開門第一件大事是從政府自身改起，加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報告也首次提出“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讓金融成為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之樹”。
2015年，國務院首次明確提出“放管服”，即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放”即簡政放權，降低准入門檻；“管”即創新監管，促進公平競爭；“服”即高效服務，營造便利環境。放管服所針對的，是“長期以來，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干預過多、管得過死，重審批、輕監管”，是“名目繁多、無處不在的審批‘當關’、證明‘圍城’、公章‘旅行’、公文‘長征’”。
當時國務院還提出，“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需要靠深化簡政放權等改革清障搭臺”。具體措施是五個“再砍”，再砍掉一批審批事項，再砍掉一批審批中介事項，再砍掉一批審批過程中的繁文縟節，再砍掉一批企業登記註冊和辦事的關卡，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規不合理的收費。
2016年，全國推進放管服改革電視電話會議指出，“煩苛管制必然導致停滯與貧困，簡約治理則帶來繁榮與富裕”，“‘放管服’改革實質是政府自我革命”，“用政府減權限權和監管改革，換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釋放”。
沒有這樣的大環境和審慎包容，螞蟻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和價值。
當然，審慎包容不代表政府的不作為和放任。《南方週末》最近採訪反壟斷法起草者之一王曉曄，他說，“對於一個新東西，還沒看懂就去執法，對經濟發展不利。然而，近幾年互聯網發展，行業內限制競爭的問題越發明顯，但仍未見到有關部門認真調查”。顯然，創新監管不等於放棄監管，而是要揚棄不合時宜的舊監管，創設新監管。
我們正站在“十四五”和第二個一百年的新起點上。按照遠景目標，到2035年，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將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這些目標的達成，關鍵還是要靠發展，靠高質量發展，靠調動廣大人民和創業者、企業家的能動性。靠更好地發揮中國的兩種力量。管要管好，目的還是要促進發展。
最近我在看榮毅仁先生的一些文獻資料。我有點意外的是，以他的威信和鄧小平的支持，在開拓中信事業的一段時間裡，也遭遇過一些非議。
比如創辦之初對於中信應該如何管理，他提出，“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公司內外都有反對的聲音，認為這種觀點與計劃經濟體制格格不入，有人預言中信必定會失敗。
中信的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可以發行債券，這一構想也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但當中信擬在日本發行債券的報告呈送國務院之後，好幾個部委表示明確反對，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還有一些美元儲備，為什麼要向國外舉債？一家銀行提出意見，說債券的利率要高於一般政府貸款和進出口銀行貸款。榮毅仁分析道，低息貸款往往受制於人，即貸款必須用來購買債權國的商品。而用發行債券的方法籌集資金，可以“貸比三家”。
在與相關領導、部委充分溝通後，中信發行債券終於在1982年1月被批准，通過日本野村證券發行了100億日元的私募債券，其中80%用於儀徵化纖這一因資金匱乏差點下馬的項目。
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對於一些新生事物也存在不同的視角。如為了鼓勵海外人士辦合資企業，要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原草案有一條是“外方投資比例不得高於50%”。榮毅仁提出外方投資比例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議可規定“外國合營者的投資比例一般不低於25%”，這樣有利於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資本。該法1979年7月1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採納了榮毅仁的提議。
我無意說所有新生事物一定都代表著先進生產力，新生事物本身也有自我超越的需要，其價值也必須經得起市場和社會的考驗。但我們從心態和思維上，必須給新生事物足夠的包容，特別是當新生事物出現某些問題時，切莫一下子回到舊的思維框架和路徑依賴裡。
創新是更為根本的進步力量。這一點，政策制定者和監管者尤需充分體認。
從世界經濟史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失敗，既可能是缺乏監管、混亂無序的失敗，也可能是過度監管、禁錮活力的失敗。
但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功，一定是鼓勵創業、鼓勵創造、鼓勵創新、鼓勵競爭的成功。
加強監管，合理監管，讓中國的互聯網力量反躬自省，克服驕矜，走上謙卑、尊重、利他之道，回到更堅實的大地上，這是客觀需要，也代表了社會中不少人積鬱既久的心聲。
但我們要防止把互聯網產業、互聯網巨頭存在的一些問題誇大化、引申化，從而忽略互聯網、數字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中國道路剛剛開始，這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我們需要的不是讓馬雲垂頭喪氣，而是讓他從心底更深切和更準確地理解這個時代，重新出發。我們也希望螞蟻振作起來，把挫折變成勵志的財富。現在是真正的考驗期，考驗初心，考驗韌性，考驗創新的價值。然後重建監管信任，再攀高峰。可能很遠，但只要信，就不怕遠。
太陽底下無新事，但每天都有新的新聞。
螞蟻之後的熱門財經新聞，是永煤違約，華晨破產，“國企信仰”再動搖，信用債風險讓投資者很受傷。
什麼力量，是中國經濟走向未來真正之所需？
什麼價值，才能支撐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什麼樣的技術、信用和制度體系，才能讓中國金融業真正去除非市場化、非法治化的隱患？
我們中國經濟的成就，到底應該理解為國家主義的勝利，還是應該理解為國家幫助個體發展、政府助力市場發育的兩種力量相結合的勝利？
這些問題，應該是我們跳出螞蟻個案，面對未來的更重要的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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