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天，反腐紀實作品《追問》《人民的名義》成為反腐文學的“網紅”之一。
《追問》一書中，丁捷和13個地廳級與省管領導幹部違紀違法典型，面對面長時間交談，最後又從中選擇了8位典型，進行深度記述。作家二月河看完《追問》後說，這是一部“令人震顫的當代‘罪與罰’。”
在《追問》的封面上，丁捷寫了兩個問題：為什麼有的人被徹底打垮時，才會追問自己內心的真實？為什麼有的人被徹底打垮後，依然無法追問到自己內心的真實？
這也是這個時代的“追問”。封面新聞“與時代對話”第二篇，對話反腐文學作家丁捷。
他說他寫東西從來不改，一氣呵成；
他說這是他人生中寫得最痛苦的一次；
他說他害怕自己寫得糾結，讀者也看得糾結；
他以為這本書寫完，只會躺在黨政部門的警示教育展示廳。
數據顯示，截止4月12日，“反腐”小說《追問》上市不到半個月，銷量已突破30萬冊。對於這數字，小說的作者丁捷告訴封面新聞（thecover.cn），“完全沒有想到”。
春潮
這個春天，特別的熱。
南京和10年前相比很不一樣了：錯綜的地下交通網、平整開闊的新區、原來由梧桐樹掩映的市中心也已高樓錯落，和別的一線城市幾乎沒有分別。
丁捷的辦公室在市區一棟玻璃大廈的高層，可以鳥瞰城市南半部，不過大多數時候只能看見灰霾。
南京最憶是“梧桐”（20世紀初市中心區域普遍栽種的懸鈴木）。但丁捷說，這些年老樹已被砍去了大半。
上世紀90年代末，南京和全國大多數城市一樣捲入火熱的城建熱潮中，由此帶來的文物損壞和老樹被砍伐，多次觸發群眾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若干年後，依然有人把南京數位市領導的落馬，跟“砍樹”聯繫起來。
“這個被張賢亮先生喻為最像鄉村的都市，如今面目全非。”丁捷操著蘇式普通話告訴封面新聞，“這個城市就像一個人，華麗了，然而，變味了。”
除了新封的著名“反腐作家”頭銜之外，丁捷另一個身份，是江蘇省屬某文化單位紀委書記。
另一部洛陽紙貴的反腐小說《人民的名義》，大部分的取景也在南京。作者周梅森是江蘇人，寫這本書時，採訪的單位包括南京浦口監獄，因此有很多網友猜測，劇中那個發生重大腐敗案件的場所漢東省就是江蘇省。
根據中紀委公佈的信息，十八大以來，落馬的副國級及以上官員5名、省部級及以上官員超過120名。江蘇省從2013年起，每年都有一名省部級官員被查處。而查處的副國級高官蘇榮曾歷任青海、甘肅和江西省委書記；唯一的正國級高官周永康則曾任四川省委書記。
由於辦案保密需要，紀委通常只公佈調查的結果。直到這個春天，《人民的名義》播出和《追問》的出世，才掀開“有關部門”辦案的一角。
《追問》不是小說，是一部紀實文學，按著當下流行的說法叫“非虛構”：書中的人物沒有現實原型，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原型。只是顧忌到當事人的隱私，丁捷使用了假名。
“（裡面寫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丁捷強調，包括擁有3個家庭浪漫多情的副市長、自稱因中年危機而走上受賄之路的市委副書記……
書中涉及級別最高是一位正部級金融高官，這位自命不凡的洋派官員和女明星的風流韻事，被網友廣泛認為就是原建行行長蘇雪冰與某許姓女演員的真實故事。也有“吃瓜”的看客表示，這一段故事中也有音樂發燒友、2010年被判死緩的原國開行副行長王益的影子。
現實世界的想象力比文學豐富得多。丁捷花了很多力氣採訪和收集材料，希望儘量客觀地還原這些人的內心歷程。
“送審的時候編輯和出版主管部門還嫌美化了（這些犯人），說讓人感覺他們是被冤枉了一樣，建議刪掉一些人性化細節的描寫，我說事實就是這樣啊”，丁捷堅持不刪除，“他們斟酌了一番，也就同意保留了。現在出版管理對文學還是比較包容的。”
丁捷所挖掘出來的事實，就是一個“激情”而“混沌”的群體。
亢奮
很難想象，面前這位帶著黑框眼鏡，虎頭虎腦，一邊吃著炕花生一邊說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是位副廳級幹部。更不可思議的是，《追問》書名其實來自一本日本漫畫。
丁捷（張坤攝）
“那是兒子推薦的書”，48歲的丁捷不以為意地告訴封面新聞。
世界上沒有人不能讀的書，丁捷從小就有這樣的觀念。10歲，丁捷翻著新華字典看完人生第一部長篇《青春之歌》，緊接著第二部就是《茶花女》，兩本書都是父親給他的。
“他可能想通過這兩本書，至少告訴你女性是很複雜，美是多種多樣的，不只是革命性的是美的，一個看上去很庸俗的女人也有美的地方。人的內心是複雜的，你必須看到內心的東西，不能看到的職業地區來劃分人。這就讓我看任何事都要有一個獨立的判斷，要深入到事物表象裡面。”
年輕時，丁捷曾憧憬做一名社會新聞記者，深入重大事件現場，寫驚心動魄的文章。1993年，丁捷在南京師範大學執教。
那一年暑假，他鑽到一位大學同學家中，用十幾天的時間聽同學的舅舅——一位資深的“造反派”——和王洪文在上海的往事。隨後，他寫就紀實文學《與群魔共舞》，賺了八千塊稿費。不過，書最終沒能出版。
上世紀90年代，江蘇做調查報道的媒體還很少，丁捷的理想沒能實現。1996年，丁捷從高校調任江蘇省委，先後在省委社科規劃辦、省委宣傳部和辦公廳工作，業餘則用筆名“曉波”，創作青春紀實文學。
儘管從小被周圍人視作“文壇新星”，丁捷卻沒有想過做職業作家，“我覺得寫作這個怎麼能當職業，怎麼能養家餬口，我就想和正常人一樣生活，大家怎麼過我就怎麼過。”
“我就要普通人這樣的工作，就這樣受擠壓，就這樣在絞肉機裡面，（讓生活）深入骨髓。”
2005年至2008年，丁捷志願做援疆幹部，前往新疆伊犁。回到江蘇後，沒有升級別，沒有具體崗位，丁捷被閒置了。
丁捷（張坤攝）
煎熬中，丁捷寫書度日。從新疆回來後的4年間，丁捷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極致浪漫，一部極致現實。
小說《依偎》，講述了一對青年男女在遠離塵囂的雪山中，尋找心靈故鄉的經歷。唯美的愛情、詭異的殺人事件、現實與夢境的交錯，讓這部小說一舉拿下韓國的亞洲青春文學獎。
而先於《依偎》創作的另一部小說《亢奮》，卻描繪了一個國營電視臺紛繁複雜的生態：一家正在集團化改革的地方電視臺、一位能力卓越，慾望也卓群的臺長，一個聲色犬馬的文藝圈。
“（我）在新疆待著內心比較平靜，回來後看到2010年前後社會狀態，比較厭煩，有一種強烈情緒反彈，就想把時代的亢奮症，一種極其的浮躁，通過一群人展示出來”，丁捷說，“這是一部中國式精英的成功學。”
雖然丁捷想刻畫的是都市精英群體，但還是被貼上了當時最流行的官場小說標籤。這本小說在豆瓣上被書友稱作“史上最黃最露骨”同時也最酣暢的官場小說。
“不過當時他們結局將何去何從，在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
自贖
2012年到2013年，43歲的丁捷被再度啟用，成為一家文化單位的紀委書記。當時正值黨的十八大剛剛開完。
“幾年裡， 我所聞所歷、 可以深度嵌入記憶的非常故事，比以往任何一個工作時期發生的都要多。”
接二連三的案子，一個個同僚的倒下，匿名電話的警告、威脅、利誘。老同學也來“提醒”他，不要“搞人”，先要自保。
丁捷在書的前言裡提到，每次參加紀檢學習班，雷打不動的就是心理輔導課。心理專家告訴他們，他們都是病人，紀委的工作給他們積蓄了太多負能量，不傾倒出來可能導致心理崩潰。
最後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一個個讓普通人心驚膽戰的故事和沉重的記憶通過丁捷的筆，流淌出來。
丁捷擅長處理紀實題材。
年輕時剛到政府作宣傳工作，丁捷跑了數年公安口線，採訪了不少在押犯人，甚至重型殺人犯。業餘時，丁捷還寫過反映青少年群體現狀的紀實作品。
“口述體是我擅長的，”丁捷說，“這是我找到一個既能夠表達當事人心境心態，又能夠發揮我特長的方法。”
一開始，丁捷希望儘量的客觀。就像他過去採訪造反派或者女殺人犯一樣，丁捷想撇去貼在這些落馬官員身上的道德標籤或者政治標籤，深入他們的內心，揭露人性。他覺得無論什麼題材，只要用文學來表現，毫無疑問應該從人出發，而不是從政治出發。
但丁捷的設想實現起來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
“研究交流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官員講到內心深處很難。你去問他，雖然他很坦蕩，但他層次依然停留在道德層面或者政治層面，沒有到達人性。”
落馬官員們自述到不了對自我內心進行認識的層次，逼的丁捷自己去自省，去思考，去追問。追問當事者，追問同僚，也追問自己。這讓丁捷異常痛苦。
“有個讀者告訴我，他看到第二個故事就吐了”，為了保持狀態，每一個故事的寫作過程中，丁捷都要中斷一兩次，完全從那個世界逃離後，才能再回來，再繼續往下寫。
在為《追問》準備素材的兩年中，丁捷還寫了一部兒童科幻小說，“交錯著寫，可以放鬆”。
兩年，對用業餘時間整理了600多份卷宗，採訪了28位落馬官員的丁捷來說，時間並不長。原本期望充分展開一個個體，細細鋪陳他們內心最隱秘的角落沒有達成，丁捷覺得有點遺憾。
他採取了另一個方法：從大量一手資料中整理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通過他們的經歷來描寫一個群體的形象。
丁捷只想通過這本書回答一個問題，“群眾迫切的想知道，通過反腐敗被懲處的官員，那些曾經是他們心目中的精英，這些人到底是什麼樣的？”
丁捷做了一個保證，最終選入《追問》的8個人物類型，你身邊一定會發現至少其中之一。
愚公移山的隱喻
《人民的名義》在人物塑造上比過去有突破，有李達康式大膽獨斷的，也有高育良式的棉裡藏刀，但總的說來人物還是忠奸立辨。而《追問》中的人物要複雜得多。
有細心的讀者發現，《追問》中官員的經歷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就是年輕時努力上進，身居高位或者在攀援過程中反而被深淵吞噬。
丁捷總結，這才是現實的狀態。
“我個人覺得墮落不光是人的慾望被放大，也不是他當年奮鬥的時候就是為了搞腐敗。這個社會有一種慣性，在任何崗位上，都不自覺的走向那個方向。年輕人找對象也好，做學問也好，當官也好，都會指向功利。比如你談個對象一開始講得都是愛情，最後面對面的時候看得是實力；做學問當初是為了追求正義，最後結果就是能不能弄個系主任噹噹啊，能不能弄個所長噹噹啊，能不能多搞點科研經費……”
“大部分人都有初心，在奮鬥攀爬有很多好的想法，再實施中受到阻力，或者做人受到挑戰，然後沒有能夠堅守，一個人不堅守更多的人不堅守，大面積不堅守變成慣性，群體性，指向物質和功利。那個操持初心的人就可能受到孤立，隨大流了。”
《人民的名義》劇照
愚公移山是丁捷很喜歡的一箇中國寓言，他覺得這個故事很能說明這些官員的思維模式。
“中華民族一直有一個愚公移山的思維方式：困難在面前我要克服，克服手段是堅定信心，世世代代永不放棄。這裡面有三個含義，第一層人定勝天；第二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第三困難來自外部。”
壞就壞在“困難來自外部”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帶來的後果是讓人養成遇到困難遷怒與他人，遷怒於社會，遷怒於國家，一種喜歡從外部尋找原因的思維模式。
犯重婚罪的副市長覺得自己是“真情實意”、貪腐的交通廳副廳長覺得大環境待他不公、風流倜儻的銀行行長覺得自己就應該“與眾不同”。
困難來自外部，肯定來自身份。
“對於那位行長來說，一個女人是有小業務員和明星的區別的。和自己發生感情的女人因為身份不同有巨大不同，業務員就是聊以解渴，明星就是大事，甚至去給她下跪。這就是他們人格里面的東西。”
光芒四射的身份下是極度的空虛和虛榮。
“（他們）非常在乎外在，在乎別人的看法。只有內心極度脆弱的人才會這樣。”
而這群混沌而脆弱的社會精英，用丁捷的話說，“不是在《追問》中，就是在被追問的路上。永遠在路上。”
反腐文學
4月23日，根據央視-索福瑞（CSM）的數據，《人民的名義》第43集，單集收視率破6，成為12年來中國收視率最高的一集電視劇，該劇的平均收視率也已穩居近5年的榜首。
與《人民的名義》、《追問》題材類似的文藝作品，在這個春天又掀起了一輪銷售熱潮。作家周梅森、丁捷、王躍文等再被貼上一個新的標籤：“反腐作家”。
官場小說、反貪小說、反腐小說，政治小說……對丁捷來說都不是什麼新鮮事，“80年代就有很多這類題材的作品，往遠裡說，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也算。”
10年前，作家陸天明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中國的官場左右了老百姓兩千多年，和每個人的命運關係太大了。官場究竟是怎麼回事、怎麼運作、官員怎麼活著，老百姓想窺探一些東西，這造成了官場小說的大熱。”
作家陸天明
信息不對等，帶來想象，想象帶來官場小說濫觴和謠言。近年坊間曾瘋傳著紀委抓人總趁開會的時候，這樣不但讓嫌疑人措手不及，而且還能起威懾在場幹部的作用。丁捷聽記者說完，哈哈一笑。
丁捷也參與過辦案調查和“帶人”：“第一是不要出差錯，第二是本人（嫌疑人）人身安全不能出差錯。’帶人’主要從安全性考慮，根本不是人們揣摩的這些。”
“公務員其實是最無趣的職業，”丁捷說，“從書寫的對象劃分，可以劃成官場小說，從反映的主題，可以把它說成反腐文學。但一切文學（目的是）寫人，不是為了寫職業。”
丁捷不覺得此後反腐文藝真的能興盛起來，“一般的作家很難進入這個領域。進入不了，就只能寫一些半調子的東西。”
《追問》的誕生，也是丁捷抱著一個“豁出去”的心態，才得以出版，“我要不是為了堅持自我，根本不會做這個事情。”
今年春天喚醒的這股潮流，讓丁捷覺得自己寫書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他說只要還有寫作，他就什麼都不怕。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紙記者 何晞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