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著全世界數量最多的私人槍支，根據早前的統計數據，大約有2.5億支。自然的，美國死於槍擊的人數也居世界前茅，每年超過1.3萬人。得益於極端關注美國槍擊案件的國內媒體，我們對美國槍支犯罪嚴重性的認識可能比美國人自己還要深刻。
那美國人為什麼不像很多其他國家那樣禁槍呢？這是國人頗為疑惑的一個問題。
坊間流傳的一個說法是軍火商的干預，經常被提到的一個組織叫做NRA，也就是全美步槍協會，據說這個協會背後是美國的軍火巨頭，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置美國人民的福祉於不顧，一次次的阻礙禁槍法案的通過。
這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作為軍火商，當然會視禁槍法案為大敵，投入資金進行運作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查看下全美步槍協會的會員人數，恐怕讀者老爺們就會改變想法。
全美步槍協會正式會員的人數高達近500萬，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近500萬美國人直接參加這個“臭名昭著”的協會，此外，還有千萬人口級別的潛在會員和支持者。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是支持持槍的。如果對美國政治有些瞭解，您就會知道，其他美國民眾支持的“禁槍”也只不過是“限制擁搶”，和我們理解的完全禁槍相去甚遠。
美國人是怎麼想的呢？這恐怕要從他們的歷史裡去找原因。
歐洲人來到美洲之初，面對原始印第安人、野獸以及來自其他殖民者的威脅，就非常依賴槍支。槍支是獵殺野獸、維持生存的重要手段。
獨立戰爭時期，美國對抗英國人所依仗的也並非是正規軍，而是由普通老百姓組成的民兵隊伍，1812年戰爭乃至後來的美國內戰，民兵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人人皆兵”成了美國人習以為常的觀念。
然而，這隻能解釋早期美國的槍支氾濫，並不能解釋當今的美國為何還有這麼多支持人擁槍。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美國人支持擁槍呢？對政府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又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體現為對政府能力的不信任。當個人權利遭遇威脅時，多數國家的民眾會通過公力救濟的渠道加以解決。美國人則不然，在尋求公力救濟的同時，他們也給予私力救濟同等地位。換言之，比起臃腫緩慢的政府機構的行動力，他們有時候更信任自己手中的槍。
這種差異反映在我們看到的一些刑事案件中：
2017年，洛杉磯一個華人家庭遭到入室行竊，作為受害者的男主人並未報警，而是直接槍擊並制服了5名歹徒。
2016年，喬治亞州一名華裔女性居所遭三名歹徒入室盜竊，該女性持槍將三人擊退並射殺其中一人。
在其他國家，正當的做法應當是報警並靜待警方處理，在自身生命安全未遭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持槍反擊很可能被認定為故意殺人。
另一方面，這種不信任還體現為對政府權力的不信任。這種強烈的不信任在《獨立宣言》中就有充分的體現：
“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併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在後來的制度建構中，雖然美國的開國先賢們計了以防止暴政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不論是多數人的暴政還是少數人的暴政，但是美國人依舊對政府充滿警惕。正如上世紀著名的總統羅納德里根在競選時說的：
“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就是問題本身。”
在美國人的概念中，政府就如洛克在《政府論》中所說的，是種必要的惡。既然必要，那就不能沒有，然而又不能任其擴張，於是儘可能遏制它的“惡”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那麼，怎麼才能儘可能的遏制它的“惡”呢？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同時也被認為是美國智商最高的總統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只有一個國家的統治者被隨時提醒，人民保留有反抗的精神，這個國家才能保持自由。讓人民拿起武器吧! ”
於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
“紀律優良的民兵部隊對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因此，人民持有並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受侵害。”
如今，這一觀念恐怕已經深入人心。回到文初的那個問題，相比於一個可能變壞的美國政府，很多人美國人更願意承受每年數以萬計的槍支犯罪傷亡。這或許才是美國難以禁槍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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