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祁 連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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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輿情評論《方方日記》，凝聚成一個輿論熱點久不消退，捲進去不少有頭有臉的人物。真是激情飛揚若流雲，筆墨水波意縱橫，誇的罵的，挺的貶的，先贊後批的，也有跟風起鬨瞎嚷嚷的。以至形成兩軍對壘，激戰交鋒，看來一時還難以偃旗息鼓。
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公道自在人心。歷史終究會作出評判。
頗多文章裡都涉及到一句熱詞：“文學無國界，作家有國籍”，引人注目。
其實，這支毋庸置疑的金句，不只用在文學界，也延伸到了其它領域，如“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國籍”“藝術無國界，藝術家有國籍”“音樂無國界，音樂家有國籍 ”等。
這支金句熱詞產生於何時何人之筆之口，查百度無準確結果。然流行於人們的口碑和筆觸卻是耳染目濡由來已久，被作家、藝術家、學問家作為圭臬守護和踐行更是歷史悠久。
仰望世界文學星空，那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燦爛星光，那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光耀星辰，只不過有數量多少、影響大小和時代意義不同的差異而已。
盡情瀏覽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國度的熒熒文學明星，細品書香的韻味，賞讀“文學無國界”的光輝典範作品，感悟靈魂的啟迪，觀察“作家有國籍”的典型代表人物，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學無國界，作家有國籍”的真諦，思考認識時下產生的人物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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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無國界”的典範作品根植和產生於中國的版本不少，最光輝的典範莫過在海內外暢銷了八十多年的紅色經典文學《紅星照耀中國》 （以下簡稱《紅星》）。
地球人皆知，這部報告文學作品的作者，是美國著名新聞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
斯諾1928年來到中國，在上海從事媒體工作。七八年間他廣泛訪問了解中國，作為一個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和作家，自然無法理解中國革命與戰爭的許多問題。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隨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陝北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引起斯諾的極大關注。迫不及待的他於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引薦和精心安排下，冒著生命危險、繞過重重封鎖到達延安。毛澤東邀請他在自己住的窯洞裡，花費了好多個從入夜到凌晨的時間和精力與之談話，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等，都會見或多次會見他進行交談，斯諾總共用了四個月遍訪陝甘寧邊區，從上到下耳聞目睹深入釆訪；後到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寫作完成了30萬字的《紅星》，真切、客觀、生動地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在延安時代領導和推進中國革命的光輝歷程 。
八十多年來，《紅星》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發行傳遍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因為它是第一部忠實、完整、系統地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報告文學名著，一直是國外研究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中國問題的首要讀物，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書市永久不衰的暢銷書。
永恆綻放中國革命光輝的紅色經典文學《紅星》，也教育了由作品誕生時的四億增加到現在的十四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為享有盛譽、家喻戶曉且魅力無窮、影響深廣的文學讀物。
《紅星》最早於1937年10月首次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兩個月內印刷發行了五版仍供不應求。國內最早於1938年2月10日始由胡愈之策劃，由於受當時政治環境的限制，以復社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以掩人耳目的《西行漫記》作書名的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問世，短短十個月內就印刷發行了四版五萬冊。可以說，當年這部閃閃耀眼的紅星文學作品，宛如延安革命的一把火矩，給陰霾黑暗的中國點燃了光明，照亮和指明瞭方向，播種著中國革命火種，給處於深重災難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無垠的希望和巨大的力量 。
當年，許許多多的青年冒著危險競相閱讀，輾轉傳抄《紅星》。不少人在它的感召下，像懷揣珍寶一樣帶著它，奔赴延安參加革命。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根據復社版重印發行，到2016年7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插入從1937、1938、1939三版中遴選出的數十幅珍貴歷史照片，以及書末附有翻譯者董樂山撰寫的《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等三篇文章的《紅星》最新中文版，至2018年2月整整80年間，從舊中國至新中國幾經出版，發行量無計其數，僅最新版加印31次，銷量達300萬冊，創下了中國文學作品的銷售奇蹟，成為人文社首部一年內碼洋過億元的書，更是國內出版界2017年頭號爆款圖書。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全新的《紅星》中文版是人文社編審、也是該書的責任編輯腳印，文雅的她看上去很柔弱，但操弄《紅星》這部大題材卻顯示出了像帶兵打仗的將軍一樣，以勢不可擋的氣勢，靜水流深地精心策劃運作推出了最新版，為文學界和人民立了大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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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為什麼八十多年暢銷不衰？何以能教育中國人尤其是80後、90後和00後？何以能紅星照耀中國，紅星照耀世界？它無窮的文學魅力何在？
可以說，在於斯諾這個美國記者、作家的人性良知、執著的敬業精神和尊重事實的優秀道德，以至他熱愛中國。他採訪花費了腳力腦力筆力，以極其嚴肅、嚴格、嚴謹的態度，走田間、進窯洞，訪草根、聽民聲，遍訪細看、深入追逐、苦心求索和記錄細節，深切感受到了延安這塊紅色土壤的蓬勃脈動。
他寫作用心用情用功，以吃透真題、敏銳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切的人文關懷，把自己熾烈的思想感情融化為豐沛飽滿、準確清晰的筆觸細流，悉心記實歷史敘述真切，全方位地詳盡描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傾心著力刻劃塑造所見所聞的紅色根據地，敘述的史、人、事，描寫的地、景、物，抒發的情、感、言，真實確切，客觀合情，鮮活生動，流金溢彩；無不閃爍著忠誠、自信、堅毅、樂觀、勇敢、奉獻的韻律和光芒 。
誠如《紅星》2016中文新版序言所說：“對共產黨領導人，革命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的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盧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筆者研究以為，《紅星》塑造的靈魂人物是毛澤東。斯諾筆下最大的亮點，就是刻畫出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出神入化令人信服的毛澤東；能達到如此精妙絕倫的感人境界，在於作家面對面地深入釆訪毛澤東，除領會吃透中共領袖的思想外，真切瞭解了毛澤東的個人經歷和思想感情脈絡，關係極大。
斯諾到延安後受到熱情歡迎和重視，他是第一個被毛澤東會見的西方記者和作家。毛澤東破例安排他到自己住的窯洞裡談話，連續好些日子從晚上開始到次日凌晨兩點以後方才休息，所聊話題非常深入廣泛。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及結成反侵略、反戰爭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的思想主張，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問題，對統一戰線問題，對持久戰和戰略戰術問題，對組織和武裝民眾問題，對中共同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問題等，個個話題都談論的洞徹事理，鞭辟入裡，切中要害，緊緊抓住了斯諾執著尋根問底之心 。
在傾聽毛澤東的長談中，聰穎智慧的斯諾總想探究中共領袖的個人生活經歷，曾用“激將”語言對他說：“國民黨四散流言，外界對您的傳言也很多，有人說您有三個老婆，您能不能談談自己真實的經歷和生活情況，好讓外界瞭解您呢？”毛澤東聽了雖感意外，還是爽快地開啟了原本考慮不對他談說個人的經歷之門，答應了斯諾的請求。之後的幾個夜晚，毛澤東向他詳談細說了個人的生活經歷和長征經歷等問題，斯諾獲得了比較豐富的資料，從而對毛澤東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家國情懷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諒解包容的寬闊胸懷，深邃透徹的思想觀念，平易近人、質樸感人的作風，以及詼諧的談吐、淵博的學識，都有了深切的瞭解和感受，而且讓斯諾激動、著迷和折服。為此，他在《紅星》中著筆最深，極其成功地描繪出了真實客觀、活靈活現的靈魂人物毛澤東，還著作出了《毛澤東傳》。
如斯諾筆下寫到：“毛澤東一頭濃密的頭髮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樑很好看，顴骨凸出，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博覽群書，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對於工作事無鉅細一絲不苟，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家和政治戰略家 。”
因此，《紅星》裡作者的那些幕幕回望，那些親眼所見，那些坦抒胸臆，那些心靈雞湯，構成的文本深涵質量，具有強烈永恆的說服力、吸引力、說服力和生命力。可以說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鑄就《紅星》八十多年輝煌的根本，是其巨大的文學價值。由此也充分說明文學乃人學，是心理學、靈魂學，說到底是人性學；優秀的文學作品必然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具有普世價值，能夠跨越地域、跨越黨派、跨越階級、跨越政治、跨越時空，是沒有國界的。
2020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