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9歲的王映霞與郁達夫登報結婚，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上一段著名的戀情。10年後，郁達夫和王映霞打得不可開交，郁達夫一怒之下在漢口《大公報》上發了一個啟事：“王映霞女士鑑：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
雖然後來經過友人調和，兩個人和好了。然而1939年，郁達夫又在香港《星島日報》上登出啟事：“達夫與王映霞女士已於本年三月脫離關係，嗣後王女士之生活行動完全與達夫不涉，諸親友處恕不一一函告。謹此啟事。”一段曠世奇緣就此畫上了句號。
名人的分分合合都在那一則啟事中。民國時期，在報紙上刊登訂婚、結婚甚至離婚啟事，成為一種時髦，接受過西式教育思想開明、家境富裕、人脈廣的人家一般會選擇這種方式。民國時期的報紙幾乎每天都有一到兩條這類啟事，成為報紙的一個利潤來源。
這種啟事有沒有法律效力呢？在報上公示結婚，一方面通知了雙方家庭的親友，另一方面也可在日後作為憑證，有一定法律效應。登報結婚既是一種風潮，也與當時婚姻法不完備以及婚姻登記所不普遍有關。
除了名媛淑女、達官貴人締結良緣時刊登廣告，也有朋友親人們刊登賀詞祝賀的，話都是吉利的“白頭到老”等等，顯得又莊重又新派。
民國時的結婚啟事格式大體相同，往往在結婚典禮的第二天登報，夾在報紙的各種廣告中間。啟事內容比較簡單，就是羅列一下典禮的時間、地點。值得注意的是，結婚啟事大都會提到雙方婚姻介紹人的名字，還特意強調已徵得雙方家長同意。可見民國時期，男女大多經人介紹相識，介紹人在婚姻中有著重要的位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婚姻的主要形式。
如：結婚啟事：我倆承張樹銘、吳嚴武兩先生介紹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謹訂於國曆元月七號在長沙新怡園舉行典禮。國難時期一切從簡，特此敬告諸親友。某男、某女啟。”
民國報紙上還有一道風景，便是訂婚啟事。在報上的訂婚啟事比結婚啟事還要多。今天訂婚早已不是結婚前的必經程序，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在民國人的生活中，訂婚非常受重視，是男女婚娶的一個“硬性流程”。
新式婚禮趨於簡樸，淘汰了許多陋習，但是訂婚這個流程是不能少的。男女自由戀愛或經人介紹，徵得雙方家長同意後，互相交換紀念品，攝影留念，並在報上合登訂婚啟事，男女雙方準備禮餅喜糖饋贈親友，婚約即告確立。從此，雙方就有義務忠於對方。訂婚還有證（書），當時的婚姻可是要“雙證在手”的。
離婚都要登報？民國人是不是瘋了。從報紙的離婚啟事可以看出，雙方不是刻意高調，或者故意羞辱對方，很大的原因是由於法律不健全，雙方通過登報來避免以後的麻煩。口氣之冷漠，不如路人，讓人十分唏噓。
如：“朱某男、吳某女離婚啟事：我倆結婚三載，今因意見不合，勢難偕老，今憑男女雙方親族，自願脫離夫婦關係，以後男婚女嫁各聽自由。當時雙方已將個人衣物手續各自檢點清楚，永無瓜葛。此係兩人自願並無絲毫逼迫情事。恐口無憑，特此登報聲明。”
其實，那時候離婚早不是什麼新鮮事。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親屬編》就規定了“兩願離婚”和“呈訴離婚”兩種方式。1930年頒行的正式《民法典親屬編》，則規定了“協議離婚”與“裁判離婚”兩種方式。
不過法律和社會傳統是兩碼事。法律上人們有了離婚的自由，社會傳統依然有強大的力量。對當時的普通人來說，離婚依然是一個代價十分沉重的事件，當時離婚率並不高。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民國時盛行同居和結束同居廣告，其開放程度讓現代人也只能仰望。當時有不少青年，厭煩婚姻的繁文縟節，只在報紙上刊登一個“同居”啟事，便算結婚了。過幾年，雙方產生嫌隙，又登報“結束同居”。同居、結束同居廣告與結婚廣告，雜然並陳，蔚為大觀。這種社會風氣，頗讓人憂慮。1929年，湖南湘潭縣黨部呈請省委會，主張限制任意離婚，以維持固有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