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9岁的王映霞与郁达夫登报结婚，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著名的恋情。10年后，郁达夫和王映霞打得不可开交，郁达夫一怒之下在汉口《大公报》上发了一个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虽然后来经过友人调和，两个人和好了。然而1939年，郁达夫又在香港《星岛日报》上登出启事：“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不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一段旷世奇缘就此画上了句号。
名人的分分合合都在那一则启事中。民国时期，在报纸上刊登订婚、结婚甚至离婚启事，成为一种时髦，接受过西式教育思想开明、家境富裕、人脉广的人家一般会选择这种方式。民国时期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一到两条这类启事，成为报纸的一个利润来源。
这种启事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在报上公示结婚，一方面通知了双方家庭的亲友，另一方面也可在日后作为凭证，有一定法律效应。登报结婚既是一种风潮，也与当时婚姻法不完备以及婚姻登记所不普遍有关。
除了名媛淑女、达官贵人缔结良缘时刊登广告，也有朋友亲人们刊登贺词祝贺的，话都是吉利的“白头到老”等等，显得又庄重又新派。
民国时的结婚启事格式大体相同，往往在结婚典礼的第二天登报，夹在报纸的各种广告中间。启事内容比较简单，就是罗列一下典礼的时间、地点。值得注意的是，結婚启事大都会提到双方婚姻介绍人的名字，还特意强调已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可见民国时期，男女大多经人介绍相识，介绍人在婚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婚姻的主要形式。
如：结婚启事：我俩承张树铭、吴严武两先生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订于国历元月七号在长沙新怡园举行典礼。国难时期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亲友。某男、某女启。”
民国报纸上还有一道风景，便是订婚启事。在报上的订婚启事比结婚启事还要多。今天订婚早已不是结婚前的必经程序，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在民国人的生活中，订婚非常受重视，是男女婚娶的一个“硬性流程”。
新式婚礼趋于简朴，淘汰了许多陋习，但是订婚这个流程是不能少的。男女自由恋爱或经人介绍，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互相交换纪念品，摄影留念，并在报上合登订婚启事，男女双方准备礼饼喜糖馈赠亲友，婚约即告确立。从此，双方就有义务忠于对方。订婚还有证（书），当时的婚姻可是要“双证在手”的。
离婚都要登报？民国人是不是疯了。从报纸的离婚启事可以看出，双方不是刻意高调，或者故意羞辱对方，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法律不健全，双方通过登报来避免以后的麻烦。口气之冷漠，不如路人，让人十分唏嘘。
如：“朱某男、吴某女离婚启事：我俩结婚三载，今因意见不合，势难偕老，今凭男女双方亲族，自愿脱离夫妇关系，以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当时双方已将个人衣物手续各自检点清楚，永无瓜葛。此系两人自愿并无丝毫逼迫情事。恐口无凭，特此登报声明。”
其实，那时候离婚早不是什么新鲜事。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就规定了“两愿离婚”和“呈诉离婚”两种方式。1930年颁行的正式《民法典亲属编》，则规定了“协议离婚”与“裁判离婚”两种方式。
不过法律和社会传统是两码事。法律上人们有了离婚的自由，社会传统依然有强大的力量。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离婚依然是一个代价十分沉重的事件，当时离婚率并不高。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民国时盛行同居和结束同居广告，其开放程度让现代人也只能仰望。当时有不少青年，厌烦婚姻的繁文缛节，只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同居”启事，便算结婚了。过几年，双方产生嫌隙，又登报“结束同居”。同居、结束同居广告与结婚广告，杂然并陈，蔚为大观。这种社会风气，颇让人忧虑。1929年，湖南湘潭县党部呈请省委会，主张限制任意离婚，以维持固有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