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22日《南方週末》國史新記·紀念新中國成立70週年系列報道之中國言者）
“只有真正做到審判、檢察獨立，才能保證司法公正。現實中，普通的案件做到比較容易，但遇到特定的案件，檢察院和法院就很難獨立起來。”
陳光中的微信名為“鐘鳴老人”，89歲的他希望自己能像銅鐘一樣，常撞常鳴，鶴鳴九皋。
2019年8月16日上午，在北京的家中，陳光中總結了一生的“成就”：“治學領域主要在刑事訴訟法，辦了兩件重要的事，一件是積極參與刑訴法的修改，另一件是對訴訟價值觀的探討和堅持。”
在刑訴法最重要的兩次修改中，陳光中積極建言，成為“疑罪從無”“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原則入法的關鍵先生。
被譽為新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開拓者和重要奠基者，陳光中18歲進入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1950年轉學北大，兩年後畢業留校。後因高校院系調整，他被調至北京政法學院，從事刑訴法的教學工作。
對他和新中國而言，這一切都要從零起步，使用蘇聯的教科書，通過不斷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轉化，逐漸建立中國刑訴法教學體系。
從事法學教育六十餘載，陳光中始終堅信“法學家做學問不能只在書齋中坐而論道”。
“伏生九旬傳經學，法治前行終生求。”（伏生是漢初經學家）這是陳光中在八十歲壽辰時寫下的詩句，而今他已年近九旬，依然為法治“立言”而忙碌，不曾離開。
腿腳已不太靈便，視力和聽力也明顯下降，但陳光中的思維仍然清晰而敏捷。三個多小時的訪談，從憲法到刑訴法，從法治教育到掃黑除惡，這位“喜歡吃魚、晚睡晚起”的老人侃侃而談，沒有倦意。
陳光中計劃2020年開始寫一部回憶錄，講述過往的學術、生活點滴。展望九旬之後的生活，他的想法是：“倘若能再為國為民做最後一點貢獻，則此生我願足矣。”
談到中國未來的法治建設，陳光中認為，“我們的法治應該是以公正作為生命線，公正必然要求加強人權保障。”
反對者擔心漏掉有罪之人
南方週末：別人介紹您的身份時，經常強調您是新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開拓者和重要奠基者，您是怎麼參與到刑訴法修改中的？
陳光中：那是上世紀90年代，我是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又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領導。隨著社會發展，我注意到1979年制定的刑訴法的許多理念、模式與制度已落後於時代，所以我極力倡導儘快修改完善這部法律。當時，我與博士生王洪祥合寫了一篇刑訴法修改的論文，並在訴訟法學研究會年會上由洪祥代為發言。論文要點上報後，得到了王漢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重視。1993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委託我主持專家組編寫刑訴法修正建議稿給立法部門作參考，就這樣我有機會在刑訴法修改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了。
南方週末：據說1996年刑訴法第一次修改過程中，有不少分歧，您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哪些？
陳光中：當時，立法部門的看法和我們的觀點比較一致。1994年，我們就把初稿交了上去。後來經統計，我們提出的法條約有2/3被新刑訴法採納。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疑罪從無”原則入法問題。那時，反對者有顧慮，擔心這樣會漏掉有罪的人。1995年，立法部門召開了最後一場座談會，有上百人參加，在這次會上討論的修正案中並沒有“疑罪從無”原則。會議期間，我單獨去了王漢斌的辦公室，建議務必將“疑罪從無”原則寫入修正案草稿，我說全世界都這麼做，規定了有一定的風險，但不規定，錯判的可能性更大，最後終於被採納了。
南方週末：2012年，您主張的“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進了刑訴法總則，當時情況是怎樣的？
陳光中：2009年，刑訴法修訂再度被列入立法規劃。2011年8月，在刑訴法修改第一次專家審議座談會上，我主張“保障人權”一定要寫入刑訴法總則。因為2004年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這一憲法精神應當在有著“小憲法”之稱的刑訴法中有所體現。
但幾次供討論的草案都沒有把這句話寫進去，我很著急。眼看錶決在即，在一次法工委召開的迎新專家座談會結束後，我主動找了朗勝（時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問他保障人權是否準備寫進去？他告訴我肯定寫進去了，我這才放了心。
建議刪掉“嫌疑人應如實回答”
南方週末：1996、2012年兩次修改刑訴法，您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您常說還有許多難如人意之處，具體是指什麼？
陳光中：回看兩次修改，我時常感嘆，如果思想再解放一點，步子再大一點，改革的力度再加強一點，可能修改得更好。比如“無罪推定原則”，早在1996年那次修改時，我們提出的專家修改建議稿就主張要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當時面臨著巨大的阻力。
到了2012年，無罪推定入法依然沒有得到立法和相關部門的支持，他們認為控方負舉證責任與疑罪從無已有明文規定，無罪推定原則本身的規定已無太大的必要性。
還有一些條款，如刑訴法第一百二十條規定，對偵查人員的提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這意味著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否則可能會被認為認罪態度不好，從而影響量刑。這與“不得自證其罪”的原則相違背，我建議刪掉。但實務部門普遍不贊成，他們認為只要不動用強迫手段，在正常訊問下，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
南方週末：接下來您還打算從哪些方面對刑訴法提出建議？
陳光中：2018年，刑訴法進行了第三次修改，但相比於前兩次，這一次只能屬於小範圍修改。所以，去年我已經在申請一個課題項目，倡導儘快啟動刑訴法的第四次修改，把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涉及刑訴法的重要內容，都寫進刑訴法，比如以審判為中心、提高證人出庭率、擴大法律援助範圍、完善辯護制度等。
同時，只有真正做到審判、檢察獨立，才能保證司法公正。現實中，普通的案件做到比較容易，但遇到特定的案件，會受到一些阻力。
要客觀對待“死磕律師”
南方週末：您一直保持對現實的關注，目前，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正在進行，您是否打算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建議？
陳光中：我已向中央政法委領導同志建言，特意提到涉黑涉惡的案件要嚴格做到依法和準確，因為搞錯了以後，糾正起來是很難的。
過去的打黑、現在的掃黑除惡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公民安居樂業是十分必要的，但專項鬥爭也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
我記得，2011年6月，重慶成立了一個“中國有組織犯罪對策研究中心”，聘請了許多專家當高級顧問，並派人給我送聘書。但當時我已察覺到，重慶的“打黑”活動存在著明顯的程序不公，隨即在電話中予以拒絕。被我拒絕後，來人將聘書送至我所在工作單位轉交。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了一封謝絕信，簽字、蓋章後連同聘書一併寄回重慶市公安局。我在信中指出：“貴局打黑，名震全國，如能重程序正義，則更符合法治精神”。
總之，無論是“打黑”還是“掃黑”，程序公正都很重要。
南方週末：您說過辯護制度是否發達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法治、人權保障程度的重要標誌，怎麼看這些年來辯護制度的落實？
陳光中：整體來說，中國的辯護制度有進步。但客觀上講，當今的辯護制度仍需要完善。
首先，要擴大法律援助的範圍，對於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應當對其提供法律援助。此處的法律援助並非是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而是刑事辯護法律援助。
另外，必須要保障律師人身安全，保證律師會見當事人的權利。這幾年，社會上有些律師被稱為“死磕律師”，實事求是地講，有些律師是比較激進，違反了律師的職業規範。但也要全面、客觀地對待“死磕律師”產生的背景，有的案件律師通過正常渠道辦理受阻，公開鬧雖有不當，但是不能簡單化地對待。
培養對世間變化的敏感性
南方週末：從事教育工作六十多年，又擔任過校領導，您是怎麼理解法學教育的？
陳光中：我教了一輩子的書，做過校長，但我沒有特別認真地去總結教學上的體會，只有幾點基本看法：一是先博後精，二是學以致用，三是培養法治基本理念，我常教育學生，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真正樹立法治思想，身體力行。
南方週末：您培養了很多學生，印象深刻的有哪些人？
陳光中：改革開放以後，我就開始帶碩士生，後來我在中國政法大學創建了第一個訴訟法博士點，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法律高級人才。最高人民法院原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是最早的碩士生，我記得他上課很認真，半個學期下來，所做的課堂筆記密密麻麻，字體清秀，最後這門課程我給了他全班最高分96分。
現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王洪祥是我的博士生，腦子很靈，口才很好，工作踏實。我80歲生日時，他作為學生代表做了熱情感恩的發言。
我培養的博士生多數還在教學科研部門工作，有的在學術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如卞建林、陳瑞華、張建偉、汪海燕等。
南方週末：說到學生，法大的老先生中，您與江平、張晉藩都是桃李滿天下，並在同一年被學校授予“終身教授”稱號，現在和他們聯繫還多嗎？
陳光中：我和江平、張晉藩都同一年的，今年都89歲了。年紀大了，大家也很少走動，私下裡偶有聯繫。有時在一些座談會上，還能見到江平，張晉藩是搞法制史的，很少參加座談會，我倆見面機會更少。
南方週末：你們幾位身體都還不錯，您有什麼養生之道嗎？
陳光中：我不怎麼講究養生，常常還晚睡晚起，習慣在晚上看書工作，幾乎12點以後才睡。白天看書寫文章累了的時候，聽聽中國古典民樂。原來的一些體育愛好因為年歲增長，也不適合了。平日裡，我主要依靠電子設備，特別是手機瞭解各種時政資訊。同時還在手機上加入了一些感興趣的新聞以及社交群組，培養自己對世間變化的敏感性。
南方週末：平日裡佔用您時間最多的事情是什麼？
陳光中：我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寫作上。前不久，我統計了一下，最近9年，我發表文章121篇，還有一部分法治雜談及訪談。需要說明的是，我的文章相當一部分是與學生合作完成的，我口述，學生記錄整理，然後共同修改完成，這是我老年的科研工作方法之一。
2015年7月，我被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編輯委員會委員、法學學科主編。可以說，這是我追求的法治人生中濃重的一筆。
南方週末記者 杜茂林 南方週末實習生 任淼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