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8岁的肖云（化名）遭遇性侵，人生从此与噩梦相随。
40岁那年，肖云成为了一名儿童防性侵讲师。她讲了211堂课，是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1200多名讲师中讲课最多的一位。
2014年的一堂课后，肖云收到了一名小学女生的匿名短信，“老师，我已经有过性经历了。”她回拨过去，对方关机。
此后，每隔十几天，女孩都会用不同的号码给她发匿名短信，短信里满是痛苦、恐惧和挣扎。那所学校有600多名女童，最终也没追踪到是谁。
这成为肖云永远的心结
她仿佛看见了八岁那年无助的自己。而在课上课下，这样疼痛的“映射”已不是第一次了。
肖云的志愿者同事梁超，将她的故事转发到朋友圈。就在当天，1000人的朋友圈里，有4人主动向梁超倾诉了类似经历。
2013至2015三年间，据“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
而肖云和梁超遇到的那些讲述者，还都存在于未曝光的案例中。儿童性侵，你所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968起性侵儿童案，超1790名受害儿童
“老师的手放我大腿上，像钻头一样往上钻。”今年4月，湖南攸县男教师猥亵多名女童案件被新华社记者调查披露。受害女童小颜（化名）讲述经历时，止不住地浑身发抖。
小颜所在的班级有23名女童。数名当事人及家长向记者称，班内绝大多数女生都曾被时任班主任抚摸身体，部分学生甚至被带至教工宿舍被猥亵。
这并不是个例
云南彝良县农村教师张某猥亵7名女童被刑拘；湖南永顺某乡镇学校校长猥亵6名女童被提起公诉；四川小学教师魏某多次对11名儿童实施奸淫猥亵被判死刑……
“女童保护”统计显示，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中，一人对多名未成年人施害的案件比例从2014年的15．51％攀升至2015年的28％。
根据“女童保护”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三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其中，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这一数据尚不包括表述为“多名儿童”等概数的情况。
而这仅是基于公开报道的数据。
事实上，社会与学界的共识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大部分性侵儿童案难以被公开。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7。
换言之，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然发生。
危险的“熟人”“秘密”的魔咒
与小颜及她的同学不同，在肖云的童年“噩梦”里，性侵者不是老师，而是邻居。
八岁那年，跟随母亲生活的肖云遭遇邻居阿姨的丈夫侵犯，整整三年，放学都不敢回家。因为觉得丢脸，当时的肖云没有告诉父母和老师。
三十多年后，类似的悲剧在吉林女童幻幻（化名）身上重演。这一次，作案者不是邻居，而是幼儿园园长的丈夫。
那是2015年6月，6岁的幻幻被同学用铅笔刺伤眼睛。园长让其丈夫、幼儿园司机张涛开车送幻幻去医院检查。在路上，张涛给幻幻播放手机里的黄色视频，又将其诱骗回家，实施强奸。事后，张涛告诉幻幻：“这是大爷和你之间的秘密，不许告诉别人。”
2016年1月，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宣判，张涛强奸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7年。
教师、邻居、校工、亲属……在诸多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几乎成为令人心悸的名词。“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更是让罪恶隐形的魔咒。
“女童保护”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曝光的503起性侵儿童案中，熟人犯罪442起，占比87．87％（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熟人犯罪240起，占比70％（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
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儿童并获取信任，案件发生后，也更容易通过诱哄、胁迫等方式掩盖犯罪事实。
根据“女童保护”统计，在2013年的125起案件中，教师及校长作案43起，邻居及父母的朋友作案14起；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案的案件有96起，此类作案人员中40％为教师。
此外，家庭成员性侵尤为值得关注：在2015年曝光案例中，有29起恶性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因案情性质复杂、难以被揭发，多为长期施害。
儿童防性侵教育，究竟留有多少空白？
目前我国缺少自上而下的儿童防性侵教育权威教案和标准，使得一些地方在试图落实教育部、全国妇联等下发的相关文件时，无从着力。
2015年，“女童保护”对多个省份的4719名学生进行随机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四成儿童对隐私部位概念认识不清，仅44％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
家庭教育同样缺位。在363名受访小学生家长中，有近四成家长从未向孩子讲过预防性侵害的知识。而家长不支持学校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原因主要包括：没到时候、怕教坏孩子、不应该公开谈论“性”。
防性侵教育“留白”，暗藏风险
当面对“如果有陌生人摸你，让你感觉不舒服或者不愿意，你会怎么办？”的问题时，9％的学生很害怕但不敢说，3％的学生选择忍忍就好了。还有40％的学生选择了“大声呼喊”。
“不敢说”和“忍忍就好”会无意中纵容罪恶，而“大声呼喊”可能酿成悲剧。国内外防性侵专家都强调，如果性侵发生在密闭偏僻场所，儿童大声呼喊，可能导致犯罪者起杀机。
法制：赔偿少取证难男童保护存盲区
在多起性侵儿童案中，施暴人员被判刑，但民事赔偿一直微不足道。2015年，吉林市吉纤幼儿园园长强奸女童案，受害者仅得到1098元的治疗费和鉴定费。但对于后期高昂的心理治疗费用，法院以“尚未产生”不予支持。
“等到治疗结束产生费用后再申请民事赔偿，还将面临着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受害者母亲说。
性侵儿童案件问题目前还面临较为严重的取证难。
“由于性侵儿童行为的隐秘性，特别是不少‘惯犯’本身‘警惕性’较强，往往会毁灭证据，这给取证带来了较大的困难。”青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兰花说。
另外，由于很多被害人年龄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导致案件被发现时已过去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有关证据已经灭失，给案件侦破带来困难。
此外，在现行法律中，强奸罪只在受害者是女性时才成立，而猥亵儿童罪只适用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成为男童保护的法律盲点。
长期从事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表示，在她接触的很多案件中，对于男童的奸淫行为往往认定为猥亵儿童罪，满14岁的男孩只能以受伤害程度定罪，如果没有受伤，侵害者甚至无法被定罪。
在“女童保护”统计的2015年340起公开案件中，至少有20起案件涉及男童被性侵，受害男童超过60人。
重视儿童性侵，儿童性教育，从我们家长、老师做起！
哩哩猫——新家庭早期教育正向知识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