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北京民航總醫院持刀襲醫事件，國家衛健委的回應非常“硬核”，也直指要害：“這不是醫患糾紛問題，這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
你持刀傷了一個路人，是故意傷害，甚至有可能是故意殺人，怎麼到了患者和醫生這裡，就成了醫患糾紛了？
我們所理解的醫患糾紛，一方面確實是醫療過錯造成，另一方面，也有患者或家屬單方面不滿，但無論是哪種，都應該通過醫療鑑定機構或法院途徑解決，也只有在這個框架之內的，才能夠稱之為糾紛，而對於屢屢發生的“醫鬧”行為、傷醫事件，沒什麼好說的，就是刑事犯罪！
你們發現了沒有，很多惡性傷害事件，一旦冠上了家暴、校園暴力、醫患糾紛這樣的名詞，似乎給人的感覺就沒那麼嚴重了，而且，雙方的權利和責任也變得模糊起來。
一說起家庭暴力，如果是打老婆，就是“兩口子過日子，哪有舌頭不碰牙的時候”、“天上下雨地上流，小兩口打架不記仇”、“床頭打架床尾和”；如果是打孩子，那就是“恨鐵不成鋼”、“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用腳踹”……
一說起校園暴力，就是“都還是個孩子”、“他們還小呢”、“得為他們以後的路著想”……
一說起醫患糾紛，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現在的醫院啊，也真夠嗆”……
看沒看見，一冠上這些詞，不但往往是大事化小、避重就輕，甚至乾脆就是是非不分、黑白不辨，於是施害者就可以混水摸魚、溜之大吉，而受害者卻是有苦難言、無計可施。
把故意傷害乃至故意殺人，說成是家暴、虐待、校園暴力、醫患糾紛，無論是在定義範圍、嚴重程度，還是在承擔後果方面，都會被削弱很多，這還不僅僅是法律層面的，在社會輿論和社會導向上，也會造成“失焦”、“失準”，模糊了問題的本質。
面對惡性傷害事件，最重要的，是釐清事實，而不是先看身份。
否則，既然是家庭暴力，自然會有“清官難斷家務事”之感；既然是校園暴力，未成年犯罪，再惡也是“少年的惡”；既然是醫患糾紛，要麼就各打五十大板，要麼，就向著“弱者”一點兒……
惡就是惡，暴力就是暴力，傷害就是傷害，不能因為發生在校園和家庭之中，就“罪減一等”，不能因為發生在醫患之間，就成了“糾紛”。
如果我們認可白馬是馬，那麼我們就可以認定：無論家庭暴力還是校園暴力，就是暴力；持刀襲醫就是故意傷害，就是刑事犯罪！
在法律面前，每個人首先是公民身份，然後才構成了夫妻關係、父母子女關係、醫患關係……那麼，當一個人暴力傷害了另一個人，豈能因為對方是妻子、子女、醫生，就減輕罪責，甚至罪感？
就拿“虐待罪”來說，刑法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說，只要無法認定虐待者存在主觀故意，也就很難以故意傷害、故意殺人判其死刑，最多也就是面臨七年刑期。而有法律人士指出：“國外刑法關於虐待致死傷規定的法定刑，並不輕於故意重傷和傷害致死的法定刑，通常都能與故意傷害致死的法定刑持平。”
在宇芽遭遇家暴後，作家王元濤先生的一篇文章我甚是認可：《想盡可能減少家暴，就應該在法律中刪除“家暴”一詞 》，他在文中提出：“讓同等程度的暴力傷害，受到同等程度的法律懲罰，這難道不也應該成為法的剛性原則嗎？”我覺得這也同樣適用於校園暴力和傷醫事件。
孔子他老人家早就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南北朝人劉晝也曾指出：“名以訂實，實為名源”，“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為什麼，欲求正義，要先求正名，因為只有名正言順，才能名罪相符、責罰相當。
不信你看，“中藥協”在給鴻茅藥酒頒獎又撤獎後，向公眾發佈的致歉函，為什麼只說自己“把關不嚴”，咋不說自己“利慾薰心”、“錢獎交換”呢？因為“把關不嚴”只是“疾在腠理”，“利慾薰心”可就是“病入膏肓”了，都是“老中醫”啊，才會玩這些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