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彧弓
原現場： “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
“再”現場理由：近年來，海內外舉辦的中國古代書畫展覽層出不窮，在時間線索的常規展出模式下，建構新的敘事方式重新演繹展品並由此突出主題性和學術性，逐漸成為此類展覽的發展趨勢。其中，“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正是以顏真卿書法為核心，梳理中國書法史脈絡及對日本書法的影響。在全球疫情暴發、中外展覽減少的情境下，對重要展覽進行重思和梳理，將有益於未來策展理念的調整和中日文化交流更好的開展。
“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在短短40天的展期中吸引了十多萬觀眾參觀，其中包括數以萬計的中國觀眾，產生了廣泛的學術討論和社會關注。正如展覽宣傳時所言：“本展將焦點放在把書法的普遍性美感變為法則的唐代，接近顏真卿這個人物及其書法的本質。此外，還將目光投向其給後世和日本帶來的影響，驗證唐代書法發揮的作用。”展出的177件名家名品分為“書體的變遷”“唐代書法 安史之亂以前”“唐代書法 顏真卿的活躍”“日本對唐代書法的接受”“宋代對顏真卿的評價”“後世影響”六個章節，在梳理中國書法史的同時，勾勒出理解顏真卿在書法史中重要地位的清晰脈絡。
一、《祭侄文稿》的展外風波
該展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展品無疑是《祭侄文稿》。《祭侄文稿》全稱《祭侄贈贊善大夫季明文》，是顏真卿悼念在安史之亂中英勇就義的侄子顏季明所書，全篇縱筆揮灑，氣勢磅礴，不計筆墨工拙地圈點、塗改，悲痛之情躍然紙上，素有“天下第二行書”之稱，不僅是珍貴的藝術作品和歷史文物，更是一種家國情懷的精神象徵。《祭侄文稿》遞藏有序，幾經輾轉，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此次赴日展出，引發了海峽兩岸網友的廣泛熱議。
不少網友認為，《祭侄文稿》紙本脆弱，極易因環境變化而受損，“展一次傷一次”，並且中國借展日本的文物有損壞乃至遺失的先例，擔心日方此次無法妥善保護展品。部分網友還表示，《祭侄文稿》因其所包含的民族尊嚴和家國氣節而“不宜借展日本”。事實上，文物借展是博物館之間文化交流的通常手段，中國和日本也有良好的藏品互借記錄。公眾對文物的感情和對借展的質疑可以理解，但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表示，此次借展過程符合專業審議及程序，認定“古物狀況穩定，適合借展”。在重視文物保護和文化傳承的今天，文化從來不會因為故步自封而強大，倒是會因為盲目排外而日益邊緣化。（林子人《〈祭侄文稿〉赴日參展爭議：被民族主義情緒裹挾的文物保護和利用》，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2019年1月16日）不同國家地區的展品交流，能夠跨越國界、民族，建立不同時空的對話語境。這種交流和探索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人文主義遺產。（陳璐《顏真卿真跡外借：“國寶”出國何以引爭議？》，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1月22日）
二、觀展的儀式感和體驗感
展廳中的《祭侄文稿》被單獨放在一個牆體漆黑、燈光幽暗的空間內，上空懸掛著印有《祭侄文稿》的紅底黑字長幡，與深黑的展櫃、硃紅的展臺共同營造出凝重肅靜的觀展氣氛，試圖還原顏真卿書寫《祭侄文稿》時的情境。“它旨在喚起一種強烈的、神聖的、莊嚴的悲劇性經驗，而這種經驗恰恰是我們很少能夠在某個書法展覽中被觸發起來的”（丘新巧《被重塑的顏真卿》，《中國書法》2019年第7期）。觀眾緩緩移動參觀，彷彿能夠穿越時空進入作品的歷史畫面，具有強烈的儀式感。“如同參加一個莊嚴的祭禮，觀賞經典書法實際上就是對古聖先賢致以文化意義上的敬禮！”（劉正成《觀瞻〈祭侄稿〉如同參加莊嚴的祭禮》，《中國書法》2019年第7期）
展覽設計中還經常考慮保護文物與文物觀賞性之間的平衡，比如褚遂良的《大唐三藏聖教序》拓本掛軸，玻璃和作品的間距很近，紙墨相發處清晰可見。（何碧琪《參與東京國立博物館布展側記》，微信公眾號“武英書畫”2019年3月16日）低反射的玻璃展櫃、適宜的燈光照射也帶來上佳的觀展體驗。“燈光不足看不清楚、燈光色溫偏黃影響觀察、展櫃過深導致看不清、手卷碑帖陳列角度不佳看著彆扭等問題幾乎不存在，展廳秩序維護也是組織得當”（拿破破《顏真卿展昨日閉幕，喧囂之外，還該記住什麼？》，微信公眾號“挖啥呢”2019年2月25日）。該展還利用新媒體技術模擬《祭侄文稿》的書寫過程，表現其用筆的輕重緩急，儘可能重現其創作情境。同時，使用動畫演示唐楷四大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的某個字的點畫和結構，讓觀眾更直觀地瞭解顏真卿與其他三家在風格上的區別，理解顏真卿楷書的典範性。這些無疑都增加了觀展的體驗感。
良好的展陳環境也給書法研究者帶來新的思考。真跡的墨的光澤、亮度、層次是印刷品不能呈現的。“《祭侄文稿》的第一行相對來說比較淡，有可能是筆上含水量比較多，也有可能是墨磨得尚欠火候……從側面就看到第二行‘壬申’幾個字墨色的光澤，與第一行有些類似松煙的淡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相比之下，《自書告身帖》並沒有《祭侄文稿》那樣豐富的墨色對比，並且本身的墨色也並不濃，有些類似於松煙墨的‘霧化’效果，而沒有《祭侄文稿》中那樣濃亮的油煙效果。”（祝帥《說不完的顏真卿》，《文匯學人》2019年2月15日）此外，還有觀者通過觀察比照，發現《祭侄文稿》後鮮于樞兩次題跋的時間前後矛盾，以及跋文中提及的曹彥禮生平有誤等諸多題跋和鈐印的疑點，有助於進一步研究《祭侄文稿》的割裱、遞藏問題（崔凱、盧明《顏真卿〈祭侄文稿〉遞藏疑點考辨》，《收藏》2019年第6期）。
三、顏真卿真的超越王羲之了麼？
該展的標題“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彷彿將顏真卿置於王羲之的對立面，在各章節的標題中，也使用“書體進化的秘密”“王羲之神話的崩潰”等惹人眼球的詞彙，引發了學界的爭議和對顏真卿書法史地位的討論。批評的聲音指出，展覽標題是一個偽命題。“超越”二字不免有吊人胃口與商業炒作之嫌。如果大談“顏真卿超越王羲之”，以顏真卿的陽剛雄健相比王羲之的中和遒逸，有“關公戰秦瓊”之感。（李庶明《書法展覽冠名中的話語陷阱》，《書法報》2019年8月6日）據該展策展人富田淳介紹，策展團隊在備展之初考慮的題目是“顏真卿與唐代書法”。“富田淳直言，在展覽主題中加入王羲之，並非他的學術本意，而是各方面為增加展覽吸引力所採取的一種策略。”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的王羲之《蘭亭序》的真跡已失傳，而“天下第二行書”《祭侄文稿》的真跡流傳至今。從這一角度而言，王羲之是“神話”，而顏真卿是“現實”，“神話”和“現實”本沒有可比性，但“現實”對後世的影響更大，的確存在“超越”的意義。（《獨家專訪日本顏真卿展策展人富田淳：一直都認為祭侄文稿是不一樣的作品》，微信公眾號“展玩”2019年2月15日）
但展題的“超越”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水平超過”。“王羲之與顏真卿，是中國書法史並峙的兩座高峰，不分伯仲”，張瑞田認為，展題誇張的語詞背後，既有推廣展覽的策略，也有對中國書法史的誤讀。（張瑞田《尋找真實的顏真卿》，《書法》2019年第4期）。日本書法史的源頭從唐代“留學生”空海開始，空海兼學王羲之和顏真卿兩種風格，因此顏真卿在日本書法史中一直與王羲之並稱。但在中國書法史上，從來沒有因為抬高顏真卿而把王羲之拉下神壇。（劉彥湖《創造性才是一切藝術的命脈》，《庫藝術》2019年3月29日）“從王羲之到顏真卿，完成了從今草到正楷的轉變，有著文字學意義上的書體建設與審美意義上書風變遷的雙重意義。”（湯哲明《顏真卿何以超越了王羲之》，《文匯報》2019年2月21日）超越並不是對立，而是發展和創新。正如蘇軾所言“顏公變法出新意”，顏真卿不僅奠定了大字唐楷的法則，成為後世取法的典範，更在王羲之書法技法的基礎上，增加用筆的厚重和點畫的張力，開創了新的雄渾壯闊的書風。
四、展覽的遺憾
展覽中除《紀泰山銘》外的作品都不能拍照（特別許可除外），這對觀眾而言無疑是一件憾事。“排隊一小時，觀看五六秒”的現象也發生在《祭侄文稿》的觀展中，在場館工作人員的催促下，觀眾很難靜心細品。一些學者因此呼籲，“是否可以在特展時做到像國際書展那樣向出版界相關業內人士開放‘專業場’”，以此滿足書法研究人士的需要。（祝帥《“顏展”過後的思考》，《中國書法》2019年第7期）
該展的展品時間跨度從先秦到晚清，除《祭侄文稿》外，如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黃絹本《蘭亭序》、懷素的《自敘帖》《小草千字文》等名帖佳本，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宋拓本）、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宋拓本）、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唐拓孤本）等名碑精拓，讓人目不暇接、大飽眼福。而如清代師法顏真卿的錢灃、譚延闓等書家沒有作品參展，難免有些許遺憾。儘管富田淳也坦言：“我們本來也想介紹南北朝時代跟顏真卿相關的字體，還有更多元明清作品，但是因為會場大小的關係不得不割愛了。”（《策展人富田淳：一直都認為〈祭侄文稿〉是不一樣的作品》，《中國書法》2019年第7期）其實，如果沒有作品展出，可以考慮用展板、投影等方式標註與主題相關的重要作者和重點作品，構建更系統的主題脈絡。
在全部177件展品中，有一些展品與主題的關聯度並不高，模糊了展覽的敘事脈絡。其中，最重磅的莫過於《五馬圖》。《五馬圖》卷末有黃庭堅“李公麟作”題跋，是有“宋畫第一”美譽的李公麟的可靠真跡，白描勾勒，筆意優遊。《五馬圖》於清末外流，後下落不明，此次展出是時隔近百年首次露面，本應是萬眾矚目的焦點，然而在“顏真卿”的主題下略顯突兀，且被安放在展廳一角，並未得到應有的關注。但此次展覽和高清圖錄的出版，無疑有助於對《五馬圖》與李公麟的深入研究。
儘管有些許遺憾，但該展在策展理念、展陳設計、展品選擇等方面都頗有值得稱道之處，媒體的宣傳、學術的爭辯、公眾的討論進一步擴大了展覽的社會影響力，並掀起書法界的“顏真卿熱”——不僅促進了觀眾對顏真卿高超的書法水平與高尚的人格魅力的再認知，更推動了有關顏真卿研究的再深入。由此看出，古代書畫展覽不能只是展品羅列和簡單介紹，更需要通過專業梳理，引導觀眾瞭解歷史、品讀藝術、觀照現實，提升展覽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無疑是此類展覽的突破和“超越”。
吳彧弓 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