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彧弓
原现场：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
“再”现场理由：近年来，海内外举办的中国古代书画展览层出不穷，在时间线索的常规展出模式下，建构新的叙事方式重新演绎展品并由此突出主题性和学术性，逐渐成为此类展览的发展趋势。其中，“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正是以颜真卿书法为核心，梳理中国书法史脉络及对日本书法的影响。在全球疫情暴发、中外展览减少的情境下，对重要展览进行重思和梳理，将有益于未来策展理念的调整和中日文化交流更好的开展。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在短短40天的展期中吸引了十多万观众参观，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中国观众，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社会关注。正如展览宣传时所言：“本展将焦点放在把书法的普遍性美感变为法则的唐代，接近颜真卿这个人物及其书法的本质。此外，还将目光投向其给后世和日本带来的影响，验证唐代书法发挥的作用。”展出的177件名家名品分为“书体的变迁”“唐代书法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书法 颜真卿的活跃”“日本对唐代书法的接受”“宋代对颜真卿的评价”“后世影响”六个章节，在梳理中国书法史的同时，勾勒出理解颜真卿在书法史中重要地位的清晰脉络。
一、《祭侄文稿》的展外风波
该展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无疑是《祭侄文稿》。《祭侄文稿》全称《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是颜真卿悼念在安史之乱中英勇就义的侄子颜季明所书，全篇纵笔挥洒，气势磅礴，不计笔墨工拙地圈点、涂改，悲痛之情跃然纸上，素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不仅是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文物，更是一种家国情怀的精神象征。《祭侄文稿》递藏有序，几经辗转，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次赴日展出，引发了海峡两岸网友的广泛热议。
不少网友认为，《祭侄文稿》纸本脆弱，极易因环境变化而受损，“展一次伤一次”，并且中国借展日本的文物有损坏乃至遗失的先例，担心日方此次无法妥善保护展品。部分网友还表示，《祭侄文稿》因其所包含的民族尊严和家国气节而“不宜借展日本”。事实上，文物借展是博物馆之间文化交流的通常手段，中国和日本也有良好的藏品互借记录。公众对文物的感情和对借展的质疑可以理解，但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此次借展过程符合专业审议及程序，认定“古物状况稳定，适合借展”。在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今天，文化从来不会因为故步自封而强大，倒是会因为盲目排外而日益边缘化。（林子人《〈祭侄文稿〉赴日参展争议：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文物保护和利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2019年1月16日）不同国家地区的展品交流，能够跨越国界、民族，建立不同时空的对话语境。这种交流和探索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遗产。（陈璐《颜真卿真迹外借：“国宝”出国何以引争议？》，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1月22日）
二、观展的仪式感和体验感
展厅中的《祭侄文稿》被单独放在一个墙体漆黑、灯光幽暗的空间内，上空悬挂着印有《祭侄文稿》的红底黑字长幡，与深黑的展柜、朱红的展台共同营造出凝重肃静的观展气氛，试图还原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时的情境。“它旨在唤起一种强烈的、神圣的、庄严的悲剧性经验，而这种经验恰恰是我们很少能够在某个书法展览中被触发起来的”（丘新巧《被重塑的颜真卿》，《中国书法》2019年第7期）。观众缓缓移动参观，仿佛能够穿越时空进入作品的历史画面，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如同参加一个庄严的祭礼，观赏经典书法实际上就是对古圣先贤致以文化意义上的敬礼！”（刘正成《观瞻〈祭侄稿〉如同参加庄严的祭礼》，《中国书法》2019年第7期）
展览设计中还经常考虑保护文物与文物观赏性之间的平衡，比如褚遂良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拓本挂轴，玻璃和作品的间距很近，纸墨相发处清晰可见。（何碧琪《参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布展侧记》，微信公众号“武英书画”2019年3月16日）低反射的玻璃展柜、适宜的灯光照射也带来上佳的观展体验。“灯光不足看不清楚、灯光色温偏黄影响观察、展柜过深导致看不清、手卷碑帖陈列角度不佳看着别扭等问题几乎不存在，展厅秩序维护也是组织得当”（拿破破《颜真卿展昨日闭幕，喧嚣之外，还该记住什么？》，微信公众号“挖啥呢”2019年2月25日）。该展还利用新媒体技术模拟《祭侄文稿》的书写过程，表现其用笔的轻重缓急，尽可能重现其创作情境。同时，使用动画演示唐楷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的某个字的点画和结构，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颜真卿与其他三家在风格上的区别，理解颜真卿楷书的典范性。这些无疑都增加了观展的体验感。
良好的展陈环境也给书法研究者带来新的思考。真迹的墨的光泽、亮度、层次是印刷品不能呈现的。“《祭侄文稿》的第一行相对来说比较淡，有可能是笔上含水量比较多，也有可能是墨磨得尚欠火候……从侧面就看到第二行‘壬申’几个字墨色的光泽，与第一行有些类似松烟的淡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自书告身帖》并没有《祭侄文稿》那样丰富的墨色对比，并且本身的墨色也并不浓，有些类似于松烟墨的‘雾化’效果，而没有《祭侄文稿》中那样浓亮的油烟效果。”（祝帅《说不完的颜真卿》，《文汇学人》2019年2月15日）此外，还有观者通过观察比照，发现《祭侄文稿》后鲜于枢两次题跋的时间前后矛盾，以及跋文中提及的曹彦礼生平有误等诸多题跋和钤印的疑点，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祭侄文稿》的割裱、递藏问题（崔凯、卢明《颜真卿〈祭侄文稿〉递藏疑点考辨》，《收藏》2019年第6期）。
三、颜真卿真的超越王羲之了么？
该展的标题“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仿佛将颜真卿置于王羲之的对立面，在各章节的标题中，也使用“书体进化的秘密”“王羲之神话的崩溃”等惹人眼球的词汇，引发了学界的争议和对颜真卿书法史地位的讨论。批评的声音指出，展览标题是一个伪命题。“超越”二字不免有吊人胃口与商业炒作之嫌。如果大谈“颜真卿超越王羲之”，以颜真卿的阳刚雄健相比王羲之的中和遒逸，有“关公战秦琼”之感。（李庶明《书法展览冠名中的话语陷阱》，《书法报》2019年8月6日）据该展策展人富田淳介绍，策展团队在备展之初考虑的题目是“颜真卿与唐代书法”。“富田淳直言，在展览主题中加入王羲之，并非他的学术本意，而是各方面为增加展览吸引力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已失传，而“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的真迹流传至今。从这一角度而言，王羲之是“神话”，而颜真卿是“现实”，“神话”和“现实”本没有可比性，但“现实”对后世的影响更大，的确存在“超越”的意义。（《独家专访日本颜真卿展策展人富田淳：一直都认为祭侄文稿是不一样的作品》，微信公众号“展玩”2019年2月15日）
但展题的“超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平超过”。“王羲之与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并峙的两座高峰，不分伯仲”，张瑞田认为，展题夸张的语词背后，既有推广展览的策略，也有对中国书法史的误读。（张瑞田《寻找真实的颜真卿》，《书法》2019年第4期）。日本书法史的源头从唐代“留学生”空海开始，空海兼学王羲之和颜真卿两种风格，因此颜真卿在日本书法史中一直与王羲之并称。但在中国书法史上，从来没有因为抬高颜真卿而把王羲之拉下神坛。（刘彦湖《创造性才是一切艺术的命脉》，《库艺术》2019年3月29日）“从王羲之到颜真卿，完成了从今草到正楷的转变，有着文字学意义上的书体建设与审美意义上书风变迁的双重意义。”（汤哲明《颜真卿何以超越了王羲之》，《文汇报》2019年2月21日）超越并不是对立，而是发展和创新。正如苏轼所言“颜公变法出新意”，颜真卿不仅奠定了大字唐楷的法则，成为后世取法的典范，更在王羲之书法技法的基础上，增加用笔的厚重和点画的张力，开创了新的雄浑壮阔的书风。
四、展览的遗憾
展览中除《纪泰山铭》外的作品都不能拍照（特别许可除外），这对观众而言无疑是一件憾事。“排队一小时，观看五六秒”的现象也发生在《祭侄文稿》的观展中，在场馆工作人员的催促下，观众很难静心细品。一些学者因此呼吁，“是否可以在特展时做到像国际书展那样向出版界相关业内人士开放‘专业场’”，以此满足书法研究人士的需要。（祝帅《“颜展”过后的思考》，《中国书法》2019年第7期）
该展的展品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晚清，除《祭侄文稿》外，如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黄绢本《兰亭序》、怀素的《自叙帖》《小草千字文》等名帖佳本，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宋拓本）、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宋拓本）、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唐拓孤本）等名碑精拓，让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而如清代师法颜真卿的钱沣、谭延闿等书家没有作品参展，难免有些许遗憾。尽管富田淳也坦言：“我们本来也想介绍南北朝时代跟颜真卿相关的字体，还有更多元明清作品，但是因为会场大小的关系不得不割爱了。”（《策展人富田淳：一直都认为〈祭侄文稿〉是不一样的作品》，《中国书法》2019年第7期）其实，如果没有作品展出，可以考虑用展板、投影等方式标注与主题相关的重要作者和重点作品，构建更系统的主题脉络。
在全部177件展品中，有一些展品与主题的关联度并不高，模糊了展览的叙事脉络。其中，最重磅的莫过于《五马图》。《五马图》卷末有黄庭坚“李公麟作”题跋，是有“宋画第一”美誉的李公麟的可靠真迹，白描勾勒，笔意优游。《五马图》于清末外流，后下落不明，此次展出是时隔近百年首次露面，本应是万众瞩目的焦点，然而在“颜真卿”的主题下略显突兀，且被安放在展厅一角，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但此次展览和高清图录的出版，无疑有助于对《五马图》与李公麟的深入研究。
尽管有些许遗憾，但该展在策展理念、展陈设计、展品选择等方面都颇有值得称道之处，媒体的宣传、学术的争辩、公众的讨论进一步扩大了展览的社会影响力，并掀起书法界的“颜真卿热”——不仅促进了观众对颜真卿高超的书法水平与高尚的人格魅力的再认知，更推动了有关颜真卿研究的再深入。由此看出，古代书画展览不能只是展品罗列和简单介绍，更需要通过专业梳理，引导观众了解历史、品读艺术、观照现实，提升展览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无疑是此类展览的突破和“超越”。
吴彧弓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