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同的父母吴兴华夫妇合影。 （吴同供图/图）
1949年，北平改称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大批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接收了这座城市。一些大部委在狭小的内城选中了心仪的办公场所；更多的部队和机关单位，则把目光投向老城墙以西，建起成片的办公楼和宿舍区，并在四周修起围墙，一个个大院就这样诞生了。
这些大院内衣食住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其中居民又都有相近的社会背景，俨然形成了一个个半封闭又自视优越的小社区，由此催生出一些不同的大院文化。
本文所讲述的大院比较另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简称“学部大院”，坐落在建国门外5号。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隶属中科院。“文革”前，学部有经济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法学所、民族所、宗教所、语言所等14个研究单位，两千人左右。别看人数不多，却汇集了当时人文领域一批顶尖学者，堪称20世纪中国文科最高学术机构。
1972年6月，学部从办在河南的干校迁回北京。很多人由于在下放前把家里的公房退了，回来没地方住，于是院部就安排他们和家属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和8号楼。我家也是其中之一，住在8号楼二层。
这是两栋两层的筒子楼，8号楼是过去的招待所；7号楼则是办公楼。尽管这两座楼质量尚好，然而用做住宅，条件却不尽如人意。当时分给每家的只有一个12平方米的单人房间，没有厨房，厕所和水房也都是十几户合用的。大院里有个食堂，设在历史所小礼堂。可天天吃食堂不是办法，住户大多自己开火做饭。人们在楼道里支起煤气灶，堆放厨具、餐具、蔬菜、垃圾，杂乱肮脏且拥挤不堪。到了夏天，水房又变成了洗澡间。8号楼住户商量决定在水房门口挂块牌子，男同志每周一、三、五；女同志二、四、六。
那时，大院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恢复读书、做学问。母亲的老朋友顾准伯伯每天都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撰写《东西方哲学思想史》。目的是通过研究世界史，揭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还指导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位中年研究人员阅读、翻译国外最新经济学论文。
钱锺书教我翻译
那个时候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尚未拍成电视剧，社会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可在学部大院，研究人员都知道他和夫人杨绛学问大，对他们敬佩有加。
钱锺书先生则撰写他那笔记体的鸿篇巨著《管锥编》；还与几位学人一道将毛泽东诗词译成英语。这项工作始于六十年代初，后来中断，直到从干校迁回北京才得以继续。那时各个研究所虽然不坐班，但要求工作人员每周二、五到所里参加政治学习、开会、搞运动。钱先生则是例外，因为他说翻译只能在家做。所领导和工宣队都知道这项工作通天，谁也不敢惹他，只好让翻译小组成员倒过来每隔几天到钱先生家“上班”。
杨绛先生又从头翻译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虽然这部名著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多个翻译本，但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真。翻译工作从1961年开始，然而1966年她家被抄，已经译好的那部分稿件在混乱中丢失，极为可惜。
关于钱锺书一家为何要住在学部大院，坊间有这样一则传闻:他们夫妇于1969、1970年先后下干校，将房子交给保姆照看。可没想到的是，等他们回到北京，发现保姆在那套房子里结了婚。害得老两口没地方住，只好搬到学部大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说法太离奇，天下哪有这么霸道的保姆？直到多年后读了杨绛先生的一篇回忆文，才知道“鸠占鹊巢”的不是保姆，而另有其人。（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
钱锺书先生与夫人杨绛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每当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找我家提意见。一次我在大院儿里碰到钱锺书先生，他操着带有浓重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听得我差点儿憋不住笑出来。
那时每到傍晚，我和母亲都在院子里散步。一次，遇到同在散步的钱锺书夫妇。钱先生身着灰色中式外套，戴副黑边眼镜，操着浓重的无锡口音，和气、幽默。母亲问钱先生主席诗词翻译工作进展如何。他叹了口气说：“唉，别提了。有人水平太低，竟然把《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不须放屁’译成‘Stop your windy nonsense’（停止你带风的胡说八道）。这种中国式英语，外国人能懂才叫怪事。我真想对他的翻译大喝一声：‘Stop your windy nonsense!’”写到这儿，我不禁哑然失笑，好奇这句话后来究竟是怎么译的。上网一查才发现，1976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英译本中，这句话竟然一字未改，依旧是钱先生当年痛斥的蹩脚译文。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何明明知道译得狗屁不通，却不指出？
那几年我在自学英语。作为练习，尝试翻译艾尔伯特・巴哈曼著《小提琴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Violin, by Alberto Bachmann）。该书在“小提琴起源”一节中，讲到小提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在阿拉伯出现一种叫雷贝克（rebec）的弓弦乐器，那就是小提琴的前身。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一首希腊文小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可我却完全看不懂。拿给母亲看，她也不懂，让我去请教钱锺书伯伯。我那时对钱伯伯非常敬畏，根本不敢敲他家的门。母亲却说:“不要怕。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意思是说：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尧、舜那样的贤人。不要把尧、舜当成神，他们是跟你一样的人。钱伯伯的学问确实很大，但在人格上跟你是平等的，相信他不会拒绝你的求教。”
于是我鼓足勇气去找钱伯伯。他果然很热情，问明来意，当即拿出纸和笔，边读那首诗边写，不一会儿就译成了四句合辙押韵的中文诗。伯伯说：“既然原文是一首四句小诗，译成中文也必须是一首四句诗，而且要符合中文诗的韵律。文体一致是翻译的原则。”
随后伯伯跟我谈起翻译，问是否知道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我说听说过，但不知是什么意思。他说：“信、达很好解释。‘信’，就是要忠实原文；‘达’，指的是译文要通顺流畅。关键是‘雅’。很多人都理解错了，望文生义，以为译文的文字要典雅，越文雅越好。其实在我看来，‘雅’是要译出原文的味道，做到绘声绘色，而不是简单地追求遣词造句的文雅”。他还举例:“比如翻译《红楼梦》中凤姐讲的话，得一听就知道是凤姐——说话干净利落、泼辣、霸气；而翻译《水浒》中李逵的话，要一听就是从李逵嘴里说出的，仿佛看到他那火爆的脾气、简单的头脑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只有把原文的韵味译出来，才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即所谓‘雅’”。听到这儿，我茅塞顿开。
吴兴华之女吴同
与钱锺书家隔两个门，住的是文学所谢蔚英女士和她的两个女儿。傍晚时分，谢阿姨常带女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两个女孩儿都长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姐姐吴同，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配上她那超凡脱俗的气质，美到令人惊艳。
吴同长我一岁，1953年生人。我当时对她羡慕得要死。一是人长得漂亮；二是她每天都去钱家，据说是给杨绛当助手。母亲私底下对我说：“谢阿姨真聪明，让吴同给杨先生当助手，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呀。杨先生肯定是看中了吴同英文好，否则不会找她。你一定要好好向她学习。”母亲还说：“这姐妹俩的名字起得好。‘吴’这个姓不容易起名。比如有人叫吴德，谐音就成了德行不好。而她俩一个叫吴同，一个叫吴双，都是举世无双的意思，实在太妙了。这一定是她们的父亲吴兴华给起的名，大才子嘛！”
说起吴兴华，现在几乎无人知晓。英年早逝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他少年早慧，不到16岁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他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还精通拉丁文、希腊文。他是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翻译的但丁《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大学问家王世襄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1966年8月2日，吴兴华在北大校医院再也没有醒来，年仅45岁。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分别四十多年的吴同姐。回顾往事，才得知很多当初不了解的情况。
吴同的父亲吴兴华与钱锺书先生的友情源远流长。早在1940年代，钱先生所著《谈艺录》问世，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这是一部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当时燕京大学青年教授吴兴华读了这本书后，给钱先生写信提了一些意见。钱先生看了非常认可，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对书中相关内容做了修改。钱先生对这位小他12岁，却学富五车的后生非常欣赏，从此开始长达20年的忘年交，而吴兴华也因此获得了“小钱锺书”的雅号。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刚刚三十出头的吴兴华便被任命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家与钱锺书家是邻居，都住在北大中关园6号。那时钱先生常来吴家做客。每次到访都会跟吴兴华在书房里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畅谈。
吴同回忆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和搜索引擎，去图书馆查资料很不方便。钱伯伯有时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而我爸爸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记得有一次钱伯伯来我家，临走时爸爸把他送到门外。当时我正在门口玩儿，就听钱伯伯对父亲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不到20岁就超过我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锺书这句话的分量。”（吴同《追忆钱锺书伯伯的点滴往事》）
1972年夏，从干校迁回北京，钱家与吴家又同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一层。这是他们第二次做邻居了，此时吴兴华已去世6年。钱先生是个特别念旧的人，对吴的遗孀及两个女儿的处境极为同情。几次想接济她们，都被谢蔚英婉拒了。她是个要强的人，每次都说不需要。还是杨绛先生有办法，提议让吴同给她做助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钱了。“那时我每天帮杨先生誊写《堂吉诃德》翻译稿。她给我的报酬远远超过实际劳动所得，时不时给个20、30，甚至40块钱。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对于生活极其窘迫的我家来说，帮助实在太大了！”吴同如是说。
吴同1969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做橡胶手套的街道小厂上班。恢复高考后，她一举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
1985年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吴同摄于1970年。
朱虹和柳鸣九
当年在学部大院8号楼，我遇到过这样一位邻居。
一次，我在水房里练琴。为了不打搅别人，在琴码上夹了一个沉甸甸的金属弱音器，琴发出的声音像蚊子哼哼。这时有个年近五十岁的伯伯来水房洗衣服。他看上去非常儒雅博学，说话慢条斯理，站在我身旁听了一会儿说：这样拉琴声音不好，你把弱音器摘了吧。我说怕邻居有意见。他说没关系，就一会儿。于是我摘下弱音器奏了一曲。
那是我第一次不带弱音器在水房拉琴，空荡的房间像个巨大的音箱，使琴声显得格外柔美明亮。伯伯完全沉醉其中，嘴里喃喃地说：“《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真好听！”我深感意外。学部虽说文人荟萃，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音乐如此内行的人，于是兴致勃勃地跟他攀谈起来。他说特别喜欢古典音乐，谈到海顿、巴赫、莫扎特等作曲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对这位伯伯充满了好奇，事后向住在斜对门的李黎阿姨打听他的情况。李阿姨说：“他叫赵复三。以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做了牧师，调到学部宗教所，是基督教问题专家。”
1977年5月，学部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短短几年间，新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少数民族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等14个新单位。再加上出版社、杂志社、研究生院，社科院变成了一个科目齐全、规模庞大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
我1977年考上大学后，每逢寒暑假回北京探亲，近水楼台，常去旁听各种讲座。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院1号楼3层，听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讲《荒诞派戏剧》。她讲得极其生动、引人入胜。介绍了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椅子》等剧作。
而朱虹的夫君，同在外文所从事研究工作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法语翻译家柳鸣九的讲座《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更是别有天地。他打破多年思想禁锢，提出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在规模、分量、深度、价值与意义上，都丝毫不逊于西欧古典文学艺术。他从介绍二十世纪初反战文学开始，讲到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学，一直到二战后的存在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文学、“黑色幽默”，以及新小说派……揭示了各种文学流派代表作中所蕴含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意义。他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多年后他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当时在学部大院，人们将朱虹、柳鸣九这对学者夫妇戏称为“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徐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