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和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據重要位置的一個歷史人物，陳獨秀一直備受國內外學界關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與積累，有關陳獨秀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成果。然而，與很多黨史、革命史的課題類似，一手資料尤其是檔案文獻的缺乏，成為制約陳獨秀研究進一步深化創新的主要障礙。筆者在法國尋訪歷史檔案期間，無意中發現了部分與陳獨秀相關的資料。收集、整理、翻譯與解讀這部分材料，或許能為陳獨秀研究提供些許啟發與助益。
法國為什麼會藏有陳獨秀檔案
近代以來，隨著在遠東地區殖民利益的不斷膨脹，法國在中國各地廣設租界並非法劃定所謂“勢力範圍”，從而形成了大量駐華外交、軍事、情報和市政機構。在長達百年的時間內，這些機構共同為法國政府編織了一張龐大而有效的情報網絡。他們針對中國政府與社會，展開了大量情報偵搜與調查研究工作，並將各類信息發回本土，以供法國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乃至遠東戰略時參考之用。因此，在法國國內的很多檔案保管機構中，現在仍保存著大量有關近代中國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的檔案資料。
20年代初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個風起雲湧的革命年代。為維護其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的殖民利益，在華法國當局將此時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確定為這一時期對華情報工作的重點之一。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上海、天津、漢口乃至雲南等地的法國領事及租界當局，紛紛設立特別機構，進行情報蒐集，並由此衍生出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的檔案材料。其中，由監控革命領袖和重要政治人物而形成的資料，構成了這批材料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者，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其中有兩次就發生在上海法租界。筆者此次發現的陳獨秀相關檔案，就形成於他第二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期間。
1922年8月5日，上海法租界警方以“家中藏有違禁書籍”為由，在時隔一年之後再次拘捕陳獨秀，並對他在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的寓所進行搜查。在此次行動中，警察發現了一部分與革命相關的書籍與文件。此後，負責偵辦此案的法租界警務處，將查獲的重要文件移交給了法國駐上海總領事署。1922年8月19日，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韋禮德與副領事德賚沛，又將這些文件提交給了時任法國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彭加勒和法國駐華公使傅樂猷。就這樣，這批形成於陳獨秀第二次被捕期間的檔案，飄洋過海來到法國。現在被收藏於法國巴黎的外交檔案館內。
為數不多的陳獨秀檔案
此次在巴黎發現的陳獨秀檔案，數量並不是很多，共計只有28頁，全部譯為中文大約只有8000字。由於只是當時生成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相關檔案的一個部分，因此這些材料沒有獨立成冊，而是被收錄在了一個題為“中國——革命活動（共產主義）”的卷宗內。涉及的主要內容包括：韋禮德致彭加勒的信函、德賚沛致傅樂猷關於陳獨秀第二次被捕及審理的報告、法國駐漢口領事就陳獨秀被捕後漢口局勢致彭加勒和傅樂猷的函電，以及與該案有關的13個附件。
這些附件包括：陳獨秀第一次、第二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後由法租界會審公廨形成的判決書（附件2、附件4）、在陳獨秀寓所發現的一本經費收支賬冊（附件5）、法國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寄給陳獨秀的信（附件6）、社會學家、人口學家陳達從華盛頓寄給陳獨秀的信（附件7）、共產國際的分支機構——“婦女國際秘書處”的一份憑證（附件14）及與陳獨秀通信的海外中國人名單（附件15）等。
值得注意的是，德賚沛在給傅樂猷的報告中所提到的附件共有19件，但目前收藏在巴黎外交檔案館的材料中，缺少了“能夠證明中國共產黨與其歐洲同志之間存在密切關係的文件”，包括：《國際青年》《俄羅斯新聞評論》《俄羅斯新聞》《共產黨人》《第三屆國際大會公報》和《蘇維埃俄國》，即報告中提到的附件8至附件13。至於附件缺失的原因，卷宗內沒有任何說明，因此無法判斷是在轉運過程中遺失了，還是歸檔的時候被剔除了。
這些檔案絕大部分為法文文件，少量由英文書寫而成。其中，一部分中國人的姓名附有中文標註，但仍有一部分只有西文音譯。由於當時的譯法與現在的漢語拼音完全不同，因此較為難以識別。以至於一些檔案中提到的人物，現在還無法確定身份。此外，主要物證也都被翻譯成了法文。遺憾的是，這些物證除“婦女國際秘書處”的憑證外，均未收錄在此次發現的檔案當中。儘管通過法文譯件也能得知這些物證的內容，但原件的缺失還是削弱了這部分資料的說服力和文物價值。這是這部分資料最大的不足之處。
一些值得關注的信息
陳獨秀第二次被捕後，上海的《時報》曾報道稱“經捕房抄得陳炯明月前匯給其（指陳獨秀）四萬元之證據一紙外，又有各種鼓吹主義之書籍紙板多種。”我們此次在新發現的檔案中，並沒有找到所謂的“四萬元匯款”的證據，但的確有一份經費的收支賬冊。賬冊的內容主要包含三個部分：陳獨秀在1921年11月至12月間的經費收支情況、陳獨秀從三名廣東政府代表處獲得的經費統計，以及1922年4月至5月間陳獨秀提供給李啟漢的經費統計。從內容來看，這些經費主要包括活動經費、郵費和差旅費等三項。支出金額也比較有限，一般都在100元以內，最多的一筆為500元。此外，賬冊顯示陳獨秀從廣東政府的代表那裡獲得了一些經費，但總金額只有1500元，而不是所謂的“四萬元”，經費提供者也不是陳炯明。
1922年8月19日出版的《民國日報》披露，法租界巡捕曾在陳獨秀住所發現法國著名左翼文學家亨利·巴比塞寫給陳獨秀的信件，並將這一信件作為起訴的證據，但這篇報道並沒有披露信件的內容。此次，我們在這批材料中找到了這封信。全文如下：
我親愛的同志：
有人告訴了我您的名字以及您作為貴國活躍的知識精英的身份，您個人或您的同志、朋友可能會對我們的“光明”運動具有興趣。
我謹送上一本有關“光明”的理念與行動的小書。當您對此有所瞭解之後，我請求您告知我您是否願意在中國建立一個“光明”小組，以及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
我曾多次接觸中國留學生，他們深受新的社會思潮薰陶。您和我一樣清楚，在貴國、我國和其他地方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也許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努力團結起來，建立一個聯盟，主導各方的鬥爭，引導世界上各種不同的人群走向和諧。而和諧的實現就要通過“光明”的各個分支。
此致！
簽名：亨利·巴比塞
在這批檔案中，另一份值得注意的文件是與陳獨秀通信的海外中國人，尤其是留法人員的名單。這份名單共涉及17人，涵蓋了姓名、地址和學校。在這17人當中，有6人的身份可以確定，分別為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以及張務源、陳公培、張申府和李季等。17人中有14人居住在法國，另有2人居住在德國，1人在英國。居住在法國的14人中，絕大部分在巴黎，少部分為里昂中法大學學生。由於這份名單上的人大部分居住在法國，法國當局因此非常重視，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收穫，“藉助所繳獲的通信，警方能夠建立一份國外中共黨員的名單以及他們的地址”。
此次發現的陳獨秀檔案，儘管數量有限，但仍頗具價值。不僅澄清了一些問題，填補了部分資料空白，同時也有助於為今後的陳獨秀研究引出新線索，提出新問題。史學研究的發展與進步，固然仰賴於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更新，但對新材料的探尋、挖掘與整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很多重大歷史問題的解決，往往決定於一些關鍵資料的發現。近代以來，為數眾多的外國機構生成了大量與中國相關的檔案、文件、報告、函電、備忘錄以及地圖、照片、電影拷貝等文字及圖像資料。這些材料不僅數量龐大、內容翔實，而且種類豐富，形態多樣，構成了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大資料“富礦”。收集、整理、翻譯及研究這些域外資料，不僅有助於彌補史料的不足，同時也有助於建構中國話語，講好中國故事，提升中國史學研究成果在全球範圍內的說服力。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法國藏中共建黨檔案史料的收集、整理與編譯”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蔣傑，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