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一直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有关陈独秀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成果。然而，与很多党史、革命史的课题类似，一手资料尤其是档案文献的缺乏，成为制约陈独秀研究进一步深化创新的主要障碍。笔者在法国寻访历史档案期间，无意中发现了部分与陈独秀相关的资料。收集、整理、翻译与解读这部分材料，或许能为陈独秀研究提供些许启发与助益。
法国为什么会藏有陈独秀档案
近代以来，随着在远东地区殖民利益的不断膨胀，法国在中国各地广设租界并非法划定所谓“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了大量驻华外交、军事、情报和市政机构。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这些机构共同为法国政府编织了一张庞大而有效的情报网络。他们针对中国政府与社会，展开了大量情报侦搜与调查研究工作，并将各类信息发回本土，以供法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乃至远东战略时参考之用。因此，在法国国内的很多档案保管机构中，现在仍保存着大量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的档案资料。
20年代初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为维护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殖民利益，在华法国当局将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确定为这一时期对华情报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天津、汉口乃至云南等地的法国领事及租界当局，纷纷设立特别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并由此衍生出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档案材料。其中，由监控革命领袖和重要政治人物而形成的资料，构成了这批材料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其中有两次就发生在上海法租界。笔者此次发现的陈独秀相关档案，就形成于他第二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期间。
1922年8月5日，上海法租界警方以“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为由，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拘捕陈独秀，并对他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寓所进行搜查。在此次行动中，警察发现了一部分与革命相关的书籍与文件。此后，负责侦办此案的法租界警务处，将查获的重要文件移交给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署。1922年8月19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韦礼德与副领事德赉沛，又将这些文件提交给了时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彭加勒和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就这样，这批形成于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期间的档案，飘洋过海来到法国。现在被收藏于法国巴黎的外交档案馆内。
为数不多的陈独秀档案
此次在巴黎发现的陈独秀档案，数量并不是很多，共计只有28页，全部译为中文大约只有8000字。由于只是当时生成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关档案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些材料没有独立成册，而是被收录在了一个题为“中国——革命活动（共产主义）”的卷宗内。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韦礼德致彭加勒的信函、德赉沛致傅乐猷关于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及审理的报告、法国驻汉口领事就陈独秀被捕后汉口局势致彭加勒和傅乐猷的函电，以及与该案有关的13个附件。
这些附件包括：陈独秀第一次、第二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由法租界会审公廨形成的判决书（附件2、附件4）、在陈独秀寓所发现的一本经费收支账册（附件5）、法国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寄给陈独秀的信（附件6）、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陈达从华盛顿寄给陈独秀的信（附件7）、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妇女国际秘书处”的一份凭证（附件14）及与陈独秀通信的海外中国人名单（附件15）等。
值得注意的是，德赉沛在给傅乐猷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附件共有19件，但目前收藏在巴黎外交档案馆的材料中，缺少了“能够证明中国共产党与其欧洲同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文件”，包括：《国际青年》《俄罗斯新闻评论》《俄罗斯新闻》《共产党人》《第三届国际大会公报》和《苏维埃俄国》，即报告中提到的附件8至附件13。至于附件缺失的原因，卷宗内没有任何说明，因此无法判断是在转运过程中遗失了，还是归档的时候被剔除了。
这些档案绝大部分为法文文件，少量由英文书写而成。其中，一部分中国人的姓名附有中文标注，但仍有一部分只有西文音译。由于当时的译法与现在的汉语拼音完全不同，因此较为难以识别。以至于一些档案中提到的人物，现在还无法确定身份。此外，主要物证也都被翻译成了法文。遗憾的是，这些物证除“妇女国际秘书处”的凭证外，均未收录在此次发现的档案当中。尽管通过法文译件也能得知这些物证的内容，但原件的缺失还是削弱了这部分资料的说服力和文物价值。这是这部分资料最大的不足之处。
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后，上海的《时报》曾报道称“经捕房抄得陈炯明月前汇给其（指陈独秀）四万元之证据一纸外，又有各种鼓吹主义之书籍纸板多种。”我们此次在新发现的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四万元汇款”的证据，但的确有一份经费的收支账册。账册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部分：陈独秀在1921年11月至12月间的经费收支情况、陈独秀从三名广东政府代表处获得的经费统计，以及1922年4月至5月间陈独秀提供给李启汉的经费统计。从内容来看，这些经费主要包括活动经费、邮费和差旅费等三项。支出金额也比较有限，一般都在100元以内，最多的一笔为500元。此外，账册显示陈独秀从广东政府的代表那里获得了一些经费，但总金额只有1500元，而不是所谓的“四万元”，经费提供者也不是陈炯明。
1922年8月19日出版的《民国日报》披露，法租界巡捕曾在陈独秀住所发现法国著名左翼文学家亨利·巴比塞写给陈独秀的信件，并将这一信件作为起诉的证据，但这篇报道并没有披露信件的内容。此次，我们在这批材料中找到了这封信。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同志：
有人告诉了我您的名字以及您作为贵国活跃的知识精英的身份，您个人或您的同志、朋友可能会对我们的“光明”运动具有兴趣。
我谨送上一本有关“光明”的理念与行动的小书。当您对此有所了解之后，我请求您告知我您是否愿意在中国建立一个“光明”小组，以及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曾多次接触中国留学生，他们深受新的社会思潮熏陶。您和我一样清楚，在贵国、我国和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许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努力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联盟，主导各方的斗争，引导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人群走向和谐。而和谐的实现就要通过“光明”的各个分支。
此致！
签名：亨利·巴比塞
在这批档案中，另一份值得注意的文件是与陈独秀通信的海外中国人，尤其是留法人员的名单。这份名单共涉及17人，涵盖了姓名、地址和学校。在这17人当中，有6人的身份可以确定，分别为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张务源、陈公培、张申府和李季等。17人中有14人居住在法国，另有2人居住在德国，1人在英国。居住在法国的14人中，绝大部分在巴黎，少部分为里昂中法大学学生。由于这份名单上的人大部分居住在法国，法国当局因此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借助所缴获的通信，警方能够建立一份国外中共党员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地址”。
此次发现的陈独秀档案，尽管数量有限，但仍颇具价值。不仅澄清了一些问题，填补了部分资料空白，同时也有助于为今后的陈独秀研究引出新线索，提出新问题。史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固然仰赖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但对新材料的探寻、挖掘与整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很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往往决定于一些关键资料的发现。近代以来，为数众多的外国机构生成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档案、文件、报告、函电、备忘录以及地图、照片、电影拷贝等文字及图像资料。这些材料不仅数量庞大、内容翔实，而且种类丰富，形态多样，构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大资料“富矿”。收集、整理、翻译及研究这些域外资料，不仅有助于弥补史料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建构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史学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说服力。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法国藏中共建党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编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蒋杰，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