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到，自秦出生以来，所有像婴儿召唤母亲以求安稳的手段，都是在整个孕育周期中所接触到的胎教的延续，甚至可以说商鞅这个产检医生用药过猛，药效的持续性到现在还没有消退。这些扩大性的手段和措施，对这个带着遗传病，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来说，似乎有些过猛，还未来得及渡过产后高危期，就已经感染了新一轮的病毒。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从百姓群体爆发出的癌细胞开始扩散至身体的四周，这个生命体危在旦夕。
道德腐化
按照儒家道德舆论方面来说，所见的史料也是最坚持的一个观念，就是秦亡的因素大方面归因在道德沦丧方面。正如《过秦论》中记载的一样：
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站在道德层面来说，这一描述是准确的，在机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思想情感。秦本来先天就带有的暴虐基因，自孕期到出生，情绪都十分不稳定，在中医上所说的“大气伤心肝脾肺肾”，残酷和暴虐情绪彻底地影响了身体所有的细胞和重要器官的运行，伤及整个机体，时间一长，这些影响就显性地暴露出来了。
于此同时，他不愿意承认这些暴虐情绪严重的反噬了自身，于是开始用法家思想来为其原有的暴虐基因买单，佐证明他的施暴行为是帝国控制的良好手段，可想而知，先天原发和后天的意识选择，更是加快了各大器官的衰竭和细胞的动乱。
除开帝国这个主体外，他的代言人秦一世、二世也一并遭到了后世的抨击，不仅道德有问题，就连智商也有问题。
一世的骄傲自大，二世的昏庸无能，三世的软弱孤独，皆都成了帝国道德腐化的加速器。这些代言人身上的各种毛病成为了后世之人评判帝国死亡的最重要依据，所谓的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是儒家人士传播给后人的思想，也是时刻提醒将来之帝国代言人作为考核标准的重要点。
民心失控
正是由于道德层面的不得力，使得秦生命体自身的器官开始走向衰竭，除了代言人所展示出来的暴虐让芸芸众生开始发生动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民心开始凋零。这个因素不能全归于“秦”后天性感染，它有一定的遗传突变现象。这就是我们前面在讲商鞅变法时将大宗族分子分化成小家族分子，便于“秦”在孕育和生长中能够吸收的不良反应。
在秦体出生之前，天下的模式是以大家族制度沿袭，在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正是由于这种大家族制度的盛行，整个看似在混沌期内的统治局面却有着自行运作的规律——我们称之为“宗法”。
雷先生说：
春秋以上的大家族不只是社会的细胞和经济的集团，并且也是政治的机体。各国虽都具有统一国家的形态，但是每一个大族可以说是国家内的小国家。
在宗法的稳定下，大家族就像一个个稳定的大分子，其自身不但不会轻易发生变化，也能使所谓的大国内部统治齐心。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也是这样一支独大的家族一旦发生变异现象，就足以取代国家，如晋、齐两国的世卿最后得以篡位，其根本原因就在此点。
“宗族”发展至战国的变革，随着一波接一波的战乱取代现象，家族大分子功能从原来的三大功能开始弱，从原本的政治机能、社会机能、经济集团弱化成了后两者，政治机能已经完全消失。这就意味着像秦这样的专制君主代言的国家可以开始实行“一言堂”，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更具奇效。原本统治阶级只用掌控大宗族一人思想，就可撼动整个宗族麾下的千百人士。但是随着“宗族”这个大分子的分化，机能随着弱化，更多地是分裂变成个小个体，那么统治阶级需要掌控的对象也开始变多，变得更加复杂。
从当初的一人听令而百人受令，变成了百人听令或许只有一人愿意受令的局面，从不看僧面看佛面变成了僧面丑陋，佛面没有。至此开始，民心七零八落必成定局。
外邪难御
遇到“秦”的暴政，民心的失控中除了百姓和贵族的民心七零八落，兵心也极其不稳定。特别是自宗族大家庭的伦理道德被切割后，从春秋时期的贵族当兵为荣到战国初期的文、武分家，兵力战斗力开始削弱。到了秦时，情形显得尤为严重，秦开始实行征兵制，对内不仅要保持稳定，同时采取了“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锯，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的手段，来防患内部不让百姓和旧贵族阶级发生叛乱。
当时内部的环境还算稳定，导致内部关东大乱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秦”一直受到关外“邪气”的影响，就是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屡屡寇边，如记载的：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
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一方面随着当兵之人的减少，兵力战斗力的下降，一方面秦的版图是前所未有的宽广，为了制造一个类似于“结境”的统治环境，秦更需要派出大量的兵将守卫在帝国的四面边境。天下之兵力，百分之八十都压到了边境，这些兵力还不完全是纯粹的当兵人，大部分是征集的社会下流人群：逋亡的流民、赘婿市井无奈、抑商政策下的商贾等等。
除了要加派人手戍边，带兵御敌肯定是要吃饭的，姑且不管那些被征集的下等人群死活，但是帝国正规军队的口粮不能少，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啊。而那些未充当兵力的百姓，同样作为秦体的细胞结构，存在的义务和责任尤其大。不仅要为秦帝国的延续提供能量，还要协助秦体抵御外界的一切病毒，同时自己还不能发生病变，这样的环境下，对他们来说生存得何其困苦。
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本在商周时期，税率为十分之一，但秦帝国的赋税是三分之二，产出的粮食每年都必须要刨除三分之二给国家。在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生产效率不高的时代，三分之二的赋税，意味着一家人即便每天勒紧裤腰带都吃不饱。到了秦二世时期，国家大工程有增无减，徭役也越来越重，原来的减负政策被束之高阁。据统计，在二世时期，秦国一年要征700万徭役，而当时，整个秦国才不过2000万人，男性有1000万左右，多达700万的男人都在给国家干活，再加上赋税丝毫不减，百姓吃饱饭、活下去都成了一种奢望。
简单说来，这些细胞群体要做的工作很多，付出是收获的好几倍。但是这个秦体还糟践他们，对他们一点都不好。
为了抵御住外邪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进攻，赋税徭役不断加深，但是秦只看到了片刻的安宁，却不知这是抽空内部抵御外邪的做法，最后直接导致内部火旺伤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