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耀南
（一）
1938年農曆正月初三、初四日，新四軍第1支隊第1團奉命開赴皖南前線抗日。部隊走了，中共湘鄂贛特委進行了任職分工，書記塗正坤、組織部長羅梓銘、青年部長羅其南、婦女部長馮杏娥、宣傳部長駱奇勳、統戰部長黃耀南。為了利用一個公開機關掩護黨的特委進行工作和處理支隊留下來的家屬，以及一切後方事宜，新四軍軍部命令成立新四軍駐平江嘉義留守處（後改為通訊處），並委任我為主任。特委書記塗正坤等均以新四軍參議名義出面，吳淵作留守處秘書主任，軍需吳賀泉、婦女幹事趙祿吟等同志均系新四軍留守處工作人員。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特委工作的羅其南、駱奇勳等都是秘密身份。還有隨同機關居住的塗正坤愛人朱引梅，羅梓銘愛人張××（應為張美秀——編者注）和徐敏（即陳庭玉）等。另外留守處還有一個警衛班，五六個人。
特委和留守處執行了黨和新四軍軍部交給的任務。特委為領導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發展了各縣地方黨的組織，訓練了一批由部隊留下來的幹部，將他們以復員名義分配到各人的家鄉去建立發展黨的組織，領導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吸收和訓練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發展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分配到全區各地以及國民黨部隊去開展抗日救國運動。塗正坤同志還被吸收參加了平江縣抗敵動員委員會，成為委員，在平江縣城和嘉義鎮還舉辦了抗日壁報，登載了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文章，還組織辦了“救亡劇團”“大眾書店”，進行了群眾性的抗日宣傳教育。許多工人、農民和老根據地的人民經常到我們機關來訪問，我們與當地群眾親密無間。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儘量爭取和利用了把持平江地方政權的紅幫的勢力，在平江許多區、鄉長和反動地方武裝、保安隊，大多數為紅幫分子所掌握。塗正坤和我，經常到他們中間去宣傳講解抗日救亡的方針，以民族生存的關係去宣傳教育他們。結果我們和縣長餘達美（平江人）等一些紅幫分子關係很好，爭取了他們，發展了我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
1939年初，楊森率第27集團軍開來平江後，我們就得到了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的情報，說第27集團軍政治部主任莊文炳是個特務。果然不久，我們便接到楊森司令部的公文說：“嘉義是我軍的防地，新四軍成立已久，後方事宜諒已處理就緒，留守處無保留之必要。”要我們撤銷留守處，我們當即就拒絕了，並同時報告了省委和新四軍軍部，後來軍部命令我們把留守處改為通訊處。1939年4月楊森又派了一個營的兵力駐到嘉義通訊處附近，並派來了兩個參謀（一個姓陳、一個姓王）和我聯繫，他們說是奉命來擔任破壞由平江至修水這段公路任務的，並要求予以協助。我們見日寇已攻陷武漢，平江該屬抗日前線了，為了防止敵人的機械化運兵，加緊破路也是應該的，於是發動群眾幫助破路，公路基本破壞了，這個營仍駐嘉義不走。這兩個參謀有時還常來我們機關閒談，並發現晚上有人到我們住宿的地方竊聽。根據這一情況，特委做了認真的研究，一致認為，這是楊森派來偵察我們情況，監視我們行動的。從此，我們提高了警惕，立即決定由各地來特委聯繫和接頭的同志，不來留守處接頭了，改在附近的地方去接洽，將特委文件送到鄉下去保存，儘量減少負責同志的來往。
1939年6月10日，平江縣長餘達美從長壽楊森司令部回縣時來到嘉義，他向塗正坤說：楊森部隊對你們很注意，說你們不誠心合作抗日，到處進行秘密活動。他提醒我們要注意。這時，塗正坤、羅梓銘、曾金聲等同志和我一起研究，決定將留守處的人員進行精簡，只留少數幾個人，把留守處搬到縣城附近去，離開楊森的防地。餘達美縣長同意我們這個意見後，塗正坤當即決定要我隨餘達美到縣城去找房子準備搬家。我於6月10日到達平江縣城。11日，在天嶽書院看了房子，12日上午餘達美對我說：“剛才長壽街楊森總部派來了一個姓張的參謀，帶來了十多個便衣人員，到縣政府來找你，據說是來籌備召開八縣黨政軍會議。”並暗示要我們注意。我即和在平江縣城裡的縣委負責同志李淑陶商量，根據當時情況分析，有可能遭到敵人的暗算。於是中飯時，我即帶著警衛員李定國，由縣城的小巷繞道出了縣城。當晚我在離城20多里的陳庭玉家裡住了一晚。13日上午我繞道經過三眼橋時，遇到我胞弟黃瑾懷（他家離嘉義15華里，他是特地趕來三眼橋找我），他說嘉義有人告訴他，留守處昨天下午3時被駐嘉義的楊森匪部包圍，慘殺了塗正坤、羅梓銘、曾金聲等同志。他要我千萬不要回嘉義去。我得知這個消息後，內心多麼悲憤，但總希望這個消息是謠傳。於是我立即找到當地共產黨員餘湧泉，要他同我到士紳唐炳初家裡去。他和餘達美關係很好，我們和他的關係也好。見到唐炳初後，我和他說了嘉義事變的情況，他即打電話給縣長餘達美，餘達美在電話上回答說，他已經知道了嘉義的消息。並說平江縣城在昨天下午3點鐘，由楊森總部派來了張參謀率領的人員宣佈戒嚴，全城搜查，想要抓到黃耀南。嘉義這個不幸的消息被證實以後，我和警衛員李定國在唐炳初的幫助下，換上便衣同我老兄走山間小路，於傍晚時到了橫江，當晚到了嘉義附近的謝江荷包洲塗正坤家裡。在這裡見到塗正坤的愛人朱引梅，還有陳庭玉和其他逃出來的同志，並找來了當地的一些黨員，一面去處理好被殺害的6位同志的善後事宜，一面派人把羅梓銘的愛人送到瀏陽去，決定朱引梅暫時安置在她家裡，其他同志即隨我轉移到了橫江山區。
6月14日，我到橫江找到了在特委工作的駱奇勳同志，我和他共同商量了嘉義慘案的事件，決定同破壞團結抗日的反共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當即動手起草了一個抗議楊森匪部慘殺我新四軍抗日人員的《快郵代電》和一份要求懲辦兇手的告群眾書，並利用我黨在長壽街石印局工作的秘密黨員印刷了一大批《快郵代電》。從各地郵局寄發到了全國各省市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以及各報館，並在平江全縣廣為散發。同時，我們派交通員將情況報告了中共江西省委。
6月12日平江慘案後，敵人並沒有罷休，他們得知我逃出來了，一定在謝江一帶活動，楊森駐守嘉義的那個營和100多便衣武裝又向橫江進襲。我在當地群眾的保護下，等敵人追到橫江時，我已安全地轉移到了三眼橋的大山一帶活動。在平江這個老根據地，我們天熟、地熟、人熟，他們無法找到我們，我們到大山後有平江三眼橋黨的負責人餘湧泉、徐梓文和安定橋的黨員傅啟濤等經常來找我們聯繫，楊森進剿我們的部隊，找不到我們也只好悄悄收兵。
（三）
1939年8月初，中共江西省委派秘密交通員送來指示，要我們顧全大局，停止武裝活動，慘案問題爭取和平解決，鞏固團結抗日，並要我負責重新組建中共湘鄂贛邊特委的組織。指定新的特委以駱奇勳為書記，並寄來旅費，調我回江西省委工作。我遵照省委的指示完成任務後，即由平江南鄉交通站的傅啟濤將我和陳庭玉（還帶了李定國、趙大榮兩個交通員）護送至瀏陽，不久我們便到了江西省委。1940年6月，我奉中共東南分局的命令，到新四軍軍部工作。這時，中共東南分局對平江慘案的問題進行了口頭和書面的報告，說明慘案發生的原因，一是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這是他們破壞團結抗日，製造平江慘案的罪惡根源；二是湘鄂贛特委缺乏高度的政治警惕性，雖說對楊森的行為有所懷疑和警惕，但沒有估計到事件出來得這麼快。同時我特別報告了一點，由於我們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爭取了平江和湘鄂贛地區廣大的工農群眾和青年知識分子，開展了抗日救亡運動，並爭取了餘達美縣長為代表的平江紅幫的勢力，以及各界人士，在事件發生後，才使我逃出了虎口。餘達美也因為他秘密放走了我，在平江慘案後被撤了職。1940年8月，中共東南分局給我作了審查結論，同意我的意見，認為我政治上沒問題，我的脫險是由於平江的黨組織和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作用，並分配我到中共皖南特委擔任了特委副書記。
（作者系平江縣嘉義橫江人，時任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安徽省副省長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