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州與外人通商已經三百多年，好像廣州人應該比較的多知道外國的情形，比別處的中國人應該更能與外人相安無事，其實不然，五口通商以後，惟獨廣州人與外人感情最壞，衝突最多。此中原因複雜。
第一，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年的壓迫，無法出氣，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他們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原諒中國人因受了戰爭的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的仇視。
第二，廣東地方官商最感覺《南京條約》給他們私人利益的打擊。在鴉片戰爭以前，因為中外通商集中於廣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發大財的機會。《南京條約》以後，他們的意外財源都禁絕了，難怪他們要恨外國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戰前，江浙的絲茶都由陸路經江西，過梅嶺，而由廣州的十三行賣給外國人。據外人的估計，伍家的怡和行在戰前有財產八千多萬，恐怕是當時世界上最富的資本家。《南京條約》以後，江浙的絲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並不經過廣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響，就是勞工直接間接受影響的都不少，難怪民間也恨外國人。
仇外心理的表現之一就是殺外國人，他們到郊外去玩的時候，鄉民出其不意，就把他們殺了。耆英知道這種仇殺一定要引起大禍，所以竭力防禦，絕不寬容。他嚴厲的執行國法，殺人者處死，這樣一來，士大夫罵他是洋奴。他們說：官民應該一致對外，那可以壓迫國民以順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廣東的地位，一天困難一天。
在廣東還有外人進廣州城的問題。照常識看來，許外國人到廣州城裡去似乎是無關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廣州城裡去似乎也沒任何損失，可是這個入城問題竟成了和戰問題。在上海，就全無這種糾紛。《南京條約》以後，外人初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在上海城內租借民房，後來他們感覺城內街道狹小，衛生情形也不好，於是請求在城外劃一段地作為外人居留地區。上海道臺也感覺華洋雜處，不便管理，乃劃洋涇浜以北的小塊地作為外人住宅區。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廣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鴉片戰爭以前，外人是不許入城的。廣州人簡直把城內作為神聖之地，外夷倘進去，就好像與尊嚴有損。外人也是爭意氣：他們以為不許他們入城，就是看不起他們。耆英費盡苦心調停於外人與廣州人民之間，不料雙方愈鬧愈起勁。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臨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許於二年後準外人入城，希望在兩年之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問題。但當時人民攻擊耆英者多，於是道光調他入京，而升廣東巡撫徐廣縉為兩廣總督，道光給徐的上諭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態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參酌，是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為不負委任。
徐廣縉升任總督以後，就寫信問林則徐馭夷之法。林回答說："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諭和林則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階級傳統的高調和空談。僅以民心對外人的炮火當然是自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麼國際關係？主政者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都是政治家的失敗。徐廣縉也是怕清議的指責，也是把自己的名譽看的重，國家事看的輕。當時廣東巡撫葉名琛比徐廣縉更頑固。他們繼承了林則徐的衣缽，他們上臺就是剿夷派的抬頭。
道光二十九年，兩年後許入城的約到了期。英人根據條約提出要求。廣州的士大夫和民眾一致反對。徐廣縉最初猶疑，後亦無可奈何，只好順從民意。葉名琛自始即堅決反對履行條約。他們的辦法分兩層：第一，不與英人交易。第二，組織民眾。英人這時不願為意氣之爭與中國決裂，所以除聲明保存條約權利以外，沒有別的舉動。徐葉認為這是他們的大勝利，事後他們報告北京說：
計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夥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註冊，不得在外僱募。公開籌備經費，製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硃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眾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警猾夷。
為紀念勝利，道光帝賞了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道光又特降諭旨，嘉勉廣州民眾：
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咸豐即位。在咸豐年間，國內有太平天國的內戰，對外則剿夷派的勢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個御史曹履泰上奏說：
查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之，兩臣皆為英夷所敬畏。去歲林則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養疾，使此日英夷頑梗不化，應請旨飭江西撫臣速令林則徐趕緊來京，候陛見後，令其協辦夷務，庶幾宋朝中國復相司馬之意。若精神尚未復原，亦可養痾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風而靡，伎倆悉無可施，可永無宵旰之慮矣。
咸豐也很佩服林則徐，當即下令教林來京。林的運氣真好：他病大重，以後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譽藉此保存了。
林則徐死了，徐廣縉離開廣東去打太平天國去了。在廣東負外交重責的是葉名琛。他十分輕視外人，自然不肯退讓。在外人方面，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他們希望加開通商口岸。舊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閩、粵四省海岸，現在他們要深入長江，要到華北，其次他們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他們希望中國地方官吏不拒絕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後他們要求減輕關稅並廢除厘金。這些要求除最後一項外，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性質。但是咸豐年間的中國人反而覺得稅收一項倒可通融，至於北京駐使，長江及華北通商及官吏與外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的。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兩國聯合要求修改條約。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見他，他也不肯接見。英美兩國的代表跑到江蘇去找兩江總督，他勸他們回廣東去找葉名琛。他們後來到天津，地方當局只允奏請皇帝施恩稍為減免各種稅收，其餘一概拒絕。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葉名琛派兵登香港註冊之亞羅船上去搜海盜，這一舉給了英國人開戰的口實。不久，法國傳教士馬神父在廣西西林被殺，葉名琛不好好處理，又得罪了法國。於是英法聯軍來和我們算總賬。
七年冬天，英法聯軍首先進攻廣東。士大夫階級所依賴的民心竟毫無力量。英法不但打進廣州，而且把總督巡撫都俘虜了。葉後來押送印度，死在喀爾喀塔（即加爾各荅）。巡撫柏貴出來作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民眾不但不抵抗，且幫助英國人把藩臺衙門的庫銀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交涉失敗，於是進攻。我們迫不得已與訂《天津條約》，接受英法的要求。於是英法撤退軍隊。
清廷對於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始終不甘心，總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納到上海，名為交涉海關細則，實則想取消《天津條約》。為達到這個目的，清廷準備出很大的代價。只要英法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開通商口岸，清廷願意以後全不收海關稅。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對這個辦法；所以《天津條約》，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佈防。僧格林沁是當時著名勇將之一，辦事極認真。
九年，英法各國代表又到大沽，預備進京去交換《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他們事先略聞中國要修改《天津條約》，並在大沽設防，所以他們北上的時候，隨帶相當海軍。到了大沽口，看見海河已堵塞，他們嘖嘖不平，責中國失信，並派船拔取防禦設備，僧格林沁就令兩岸的炮臺出其不意同時開炮。英法的船隻竟無法抵抗。陸戰隊陷於海灘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們只有宣告失敗，等國內增派軍隊。
咸豐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法開戰，簡直驚慌極了，因為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游局勢之險急。清廷雖不許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於人，但外交政策並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京此時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關於大沽的戰事，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法各國代表的真意旨是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領河，中國自有設防的權，而這種防禦或者是對太平軍，並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陸路進北京。我國根據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後，英法並不堅持要報復，要雪恥。他們只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為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軍隊由側面進攻大沽炮臺，僧格林沁不能支持，連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一則英法代表要求率衛隊進京，二則因為他們以為桂良的全權的證書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過是中國的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面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但那時中國人認為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厄測，中國絕不能容忍。載垣乃令軍隊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來交涉人員。這一舉激怒外人，軍事又起了。
咸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通州決裂以後，他就逃避熱河，派恭親王奕留守北京。奕是咸豐的親弟，這時只二十八歲。他當然毫無新知識。八年天津交涉的時候，他竭力反對長江通商。捕拿外國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議的，所以他也是屬於剿夷派的。但他是個有血性的人，且真心為國圖謀。他是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在道鹹時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勢是可原諒的，但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如附和林則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輸而不圖振作，不圖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撫夷派，那就不可救藥了。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後，天下大勢為之一變，他雖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可以作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堂，不願遠行，所以堅辭。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
奕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最初因無外交經驗，不免舉棋不定。後來把情勢看清楚了，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條約簽定以後，英法退軍，中國並沒喪失一寸土地。咸豐六年的《天津條約》和十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係更要密切了。這種關係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奕與文祥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已去不復回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於鴉片戰爭以後而出現於二十年後的鹹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文/蔣廷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