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曾說過：與海外打交道，以《紅樓夢》為最好。
這話不假。我多次給外國留學生講《紅樓夢》，在外國青年眼中，《紅樓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風俗畫，是中華民族心理和習慣的代表，像希臘奧林匹克、西班牙鬥牛、埃及金字塔一般，是中華民族鮮明特徵之一。
留學生奇怪地問：王熙鳳怎麼能公然這樣做
外國留學生特別注意《紅樓夢》的情節和細節。
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雲軒，識分定情悟梨香院”，王夫人突然向王熙鳳查問：為什麼姨娘們的丫鬟月錢短了一吊錢？鳳姐回答：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一人各五百錢，兩位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
王熙鳳用“他們外頭”做擋箭牌，實際是她扣了姨娘丫鬟的月錢。
留學生奇怪地問：王熙鳳怎麼能公然這樣做？她不怕王夫人進一步查嗎？
我解釋說：王熙鳳說“他們外頭”指林之孝等管家。中國封建世家有“三尺男童不得入於內宅”的規定，王夫人不可能找男管家來查問，這就使王熙鳳有機可乘。把自己剋扣月錢栽到“他們外頭”身上，這是描寫王熙鳳鑽封建禮教空子的神來之筆。
有一回，劉姥姥為賈府算螃蟹賬：“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
這二十多兩銀子怎麼得出來的？日本留學生小島算不明，我只好拿起筆給他加減乘除。這樣看《紅樓夢》，真像鑽牛角尖。曹雪芹在寫王熙鳳的利錢、大觀園的螃蟹賬時，大概早拿筆細算過吧？如果沒有十年披閱、五次增刪、捻斷數莖須的艱辛勞動，怎經得起異域他邦學人的反覆推敲，細細查考？
這兩人對話真是又囉嗦又不明白
有時，外國留學生對紅樓人物的對話瞠目不知所措。例如，李嬤嬤奉寶玉之命去請賈芸，路遇紅玉，有這樣一段對話：
“（紅玉）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孃李嬤嬤從那邊走來。紅玉立住笑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裡來？’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著他去叫了？’李嬤嬤道：‘可怎麼樣呢？’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來才是。’李嬤嬤道：‘他又不痴，為什麼不進來？’紅玉道：‘既是來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李嬤嬤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
外國留學生說：老師您看，這兩人對話真是“又囉嗦又不明白”！我解釋說，這段對話，把受“男女之大防”、“主奴有序”壓制、而又對賈芸鍾情的紅玉，寫得栩栩如生。
紅玉正在思念賈芸，聽李嬤嬤說什麼“雲哥兒雨哥兒”，正中下懷，急欲從李嬤嬤嘴裡套出賈芸什麼時間來大觀園。但她不能直接問，只能旁敲側擊。經過這樣一番貌似囉裡囉嗦、實則心機妙用的問話，紅玉終於問清賈芸的行蹤，就沒事人一般在那兒“守株待兔”，果然見到了賈芸。
弄明白了這段對話的內涵後，日本留學生小島英夫感觸很深：西洋文化是“鑰匙文化”，神州文化是“無鑰匙文化”，極難得其門而入。
其實，神州文化也是鑰匙文化，這鑰匙，就是中華民族的心理特點。別林斯基曾經論述：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類才能夠達到共同目標；只有過各自獨特的生活，每一個民族才能夠對共同的寶庫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紅樓夢》描寫出了中華民族的理念和心理特點，對於外國留學生來說具有“封建社會百科全書”的價值。
瑞典青年喜歡王熙鳳，日本小夥誇讚襲人
外國留學生對紅樓人物的看法也極有意思。
“老師，賈寶玉算不算同性戀者？不是？您說他同蔣玉菡、柳湘蓮的關係，表現了他對被壓迫者的同情。那麼，他和秦鍾呢？照貴國的觀點，他倆屬於同一階級吧？這算不算同性戀？”1980年瑞典學生傅瑞東在課堂上這樣提問。
賈寶玉搞同性戀？在“文革”剛結束，人們仍用階級觀點分析人物形象時，這觀點新老紅學家都不能接受。其實傅瑞東的看法不全無道理，只是我自己囿於賈寶玉是“正面人物”的觀念，不肯用違反常規的觀點分析他。
講到王熙鳳時，我把有的評論家的論斷“蛇蠍美人”四個字往黑板上一寫，傅瑞東便搖頭咋舌：“哎呀，可怕呀！”他說：貴國學者、教師為什麼都罵王熙鳳？我倒喜歡她。她非常有能力，善於理家又風趣橫生。我希望我將來娶的妻子像王熙鳳。我說：你說得有一定道理，有位著名紅學家早就說：罵鳳姐恨鳳姐，不見鳳姐想鳳姐。
瑞典青年喜歡王熙鳳，日本小夥小島英夫卻誇讚襲人。講到寶玉冒雨回怡紅院，因開門晚踢了襲人一腳時，我給小島分析襲人的話，“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手也打起別人來”；“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我說：“你瞧，襲人真是奴性十足！她無故捱了一腳，不埋怨踢人的寶玉，反而規勸他：不要打順了手，再打別人，再得罪別人。還要自認不是，說是她不讓開門才惹火了二爺。這兩句話不是把她忍辱負重、曲意奉承的奴性寫透了嗎？”
不料小島說：襲人真溫柔和順，將來我娶妻子，就娶襲人這樣的！
為何外國留學生和中國讀者有如此天差地別的看法？其實曹雪芹塑造人物原本沒有什麼“正面”、“反面”框框，倒是我們許多評論家把紅樓人物片面化、絕對化、理想化了。留學生這些標新立異之說提醒了我：不能用固定的模式、不變的定義去分析藝術形象。用簡單的“好”、“壞”去套人物，固然很便當，但常失之於偏頗。
跟留學生說不用研究紅學，他們卻不樂意了
我給外國留學生講《紅樓夢》，說到第五回就用詩詞框定人物命運。英國留學生說：小說不能這樣寫，我們英國小說從來不會開頭就把人物命運告訴讀者，那讀者還會往下看嗎？後來我想起這話總樂——歐洲小說家不會這樣寫，中國小說家蘭陵笑笑生開始這樣寫，而曹雪芹寫到了極致。要不怎麼全世界就一本《紅樓夢》？
我開始給留學生上《紅樓夢》課時，一句帶過了紅學狀況，他們卻不樂意了，要求講講舊紅學、新紅學。我按他們的要求做了，但說了一句“外國留學生讀好《紅樓夢》本身便可以了，至於進一步瞭解紅學，那是中國學生才需要的。”
課後，跟留學生同住的本科學生來“告密”，說留學生對這樣的說法不滿。傅瑞東說：這是瞧不起留學生。日本的伊藤說：紅學已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我們留學生為什麼不該瞭解紅學的過去和現狀？
（作者：馬瑞芳）
（常樂摘自《解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