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疫情之下書業受到了重大的影響,紛紛求變圖存。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面對共同的困境與痛點,水印書院響應深圳書城投控等同仁的號召,聯合書業裡作家、書店、出版社、媒體等資源,提出了“書業同光互助行動”。該計劃旨在幫助各中小書店走出孤島,開拓讀者社群,為其讀者提供更智慧化的閱讀服務;為作者提供更廣闊的發聲平臺,讓其作品、思想被更多讀者聆聽得到,形成共鳴;為出版社提供一種營銷渠道,實現出版業的聯動。蚍蜉互助,抱團取暖,打造書業命運共同體。


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嘉賓介紹


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張國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著有《唐代藩鎮研究》《唐代家庭與社會》《中西文化關係通史》《文明的對話:中西交流史論》《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等。


活動回顧


4月3日晚上20:00,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張國剛先生在水印書院“同光行動”書友群內為各位書友帶來以“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讀《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為主題的分享會,三百多位書友在群內共同收聽張教授帶來的精彩演講。現將語音整理成文字發佈,以饗讀者。


張國剛老師精彩分享節選


香港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英文第一個單詞Cathay,原意是契丹,現在都譯成中國。原來西方是通過發現契丹,而發現了中國的。


契丹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個古老部族,唐朝時期與中原政權的關係就十分密切。曾建立中國歷史上的遼朝(907—1125),金滅遼,遼朝貴族耶律大石率領其中的一部到西部建立了西遼(1124—1218),疆域橫跨中國新疆與中亞地區。西遼曾擊敗突厥人在中亞和西亞建國的塞爾柱伊斯蘭帝國,也曾是花拉子模的宗主國,每年進貢3萬金第納爾。強盛一時,名震歐洲,被突厥語和西方史籍稱之為喀喇契丹(Qara –Khitay,按Khitay即Cathay),1218年亡於成吉思汗東征。契丹(英文Cathay)一名卻不脛而走,被西方當做中國本土的代稱。


大蒙古國時期,率先東行的法國教士柏朗嘉賓、魯布魯克在遊記中都提到契丹(北方中國),還推測契丹就是古代的賽里斯人(絲人)。但是,真正在契丹生活、遊歷,並留下令人眼花繚亂記錄的是威尼斯人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1254—1324),出身於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7歲的馬可波羅隨父親與叔父來中國經商。本來想從霍爾木茲坐船直接到達中國,後來改從中亞陸路,途徑新疆、敦煌,1275年來到大都北京。在中國生活了16年之後,1291年初,馬可波羅從泉州出發,離開中國。(此處離華年代的考證,採用業師楊志玖先生意見)1295年回到威尼斯後,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被俘後,在監獄裡留下了一部偉大的《馬可波羅遊記》。


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馬可波羅遊記》重點記述了他在忽必烈統治時期的元朝見到和聽聞的各地風土人情,也包括日本、東南亞、印度等地區。作為商人,馬可波羅的主要興趣集中在經濟、商業、道路走向和地形上。他記載了北京城(汗八里)棋盤般的整齊街道、宵禁制度、鐘鼓樓。他提到北京市場上南來北往的商人,印度和中亞的賈客,他關注金銀、寶石、珍珠、鹽、稻米、穀物、大黃、姜、糖、香料,當然也有中國最主要的貿易商品——絲綢和瓷器。他說世界上任何珍稀的物品都能在北京市場上獲得,僅每天馱運生絲進城的車就不下千輛。他詫異地說,“大汗用樹皮所造之紙幣通行全國”,當金銀一樣充軍餉。元朝對於交通運輸、關津道路、驛站以及物價的管理,以及蠻子(原南宋地區)居民的工藝和經商才能,宏大而美麗的城市與港口,有著舟楫之利的廣闊的水域交通系統,都令馬可波羅讚歎不已。雖然該書中有關個人在華經歷,不乏吹噓之詞,比如,襄陽獻炮,在揚州為總管三年之類,但是,他關於“契丹”風貌的記載,是詳實而具體的。


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馬可波羅遊記》在西方產生過巨大影響,被稱為世界第一奇書。然而該書面世700多年間,不斷有人質疑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有的說,馬可波羅最遠不過到了他們家族在黑海或者君士坦丁堡的貨棧。這麼說來,馬可波羅的資料憑空捏造不成?在馬可波羅之前,歐洲完全沒有關於遠東地區的可靠信息!那麼,他會從哪裡得到資訊呢?有人說,他關於契丹(中國)的資訊可能出自中東(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導遊手冊或旅行指南,因為他沒有提到茶葉、筷子、長城、漢字。這種臆測真是毫無道理。天知道是否有過這樣的導遊小冊子!假如真的出自波斯或者阿拉伯人的“導遊手冊”的話,資訊應該十分“周全”,決不會遺漏像筷子、漢字、女人纏腳這類標誌性的中國事物。相反,正因為馬可波羅不寫漢字,不喝茶,不用筷子,沒有見到“契丹概述”之類的文獻,全憑個人直觀感覺,才不會提到這些“導遊手冊”應該提及的內容。至於長城,則因秦長城已廢棄,今人熟知的明長城當時尚未修築,馬可波羅當然無從談起。相反,馬可波羅所記載的有些事件,比如,1291年初,他們一家從泉州(時稱刺桐)啟程回國時,與元朝派出的三位使者同行,三位使臣是護送闊闊真公主去伊兒汗與阿魯渾大王成親的。這些事件“導遊冊子”絕不會記載,只有親歷者才得以傳聞。


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馬可波羅經海上絲綢之路回歐洲的途中,在東南亞地區有數月的逗留,他說,南中國海地區有7448座島嶼,大部分島嶼都有人居住,蘇門答臘及其附近的島嶼是珍貴的香料產地,還介紹了這裡出產黃金、藥材和寶石。馬可波羅回到歐洲的時候,恰逢家鄉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爆發戰爭,他參戰被俘,在獄中口述東方見聞,受到特殊關照,因為熱那亞人關心他提供的商業信息,尤其是絲路那邊的信息,最後同室難友傳奇作家魯思蒂謙諾,根據馬可波羅的口述及其後來補充的相關筆記,筆之於書,1298年完稿。


馬可波羅不僅發現了契丹,而且他的遊記成為激勵西方努力去發現新世界的契機之一。


此前西方世界對於遠東的知識,基本依據古典時代歐洲最著名的地理學家托勒密(Ptolemy)所著《地理學指南》。認為只有取道陸路才能到達絲國(中國),而馬可波羅則表明,亞洲大陸的東部並非封閉的水域,而是海岸的邊緣。馬可波羅記載的“行在”(即杭州)城,距離海洋僅25 裡,“在一名澉浦城之附近”,可以乘船從海路到達。有西方史家評價說:“馬可波羅對亞洲東海岸的描述,對於排除前往遠東海路上的許多困難,有巨大價值。”哥倫布就是手握著《馬可波羅遊記》尋找前往契丹的海洋之路的。可以說,地理大發現的偉大壯舉濫觴於 14 世紀。


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馬可波羅生前及死後一個時期,其遊記的影響十分有限,因為其傳奇內容被視為不經之談。但是,14世紀初一些前往東方的傳教士獲得該書後,逐漸將其傳播開來。1350年代,有一部歐洲的編年史著作,記錄了馬克波羅對遠東的觀察,1375年《加泰羅尼亞地圖》(加泰羅尼亞今屬西班牙)出版,也參考了馬可波羅對亞洲的記錄。於是,《遊記》臻於信史行列,並不斷髮酵,指引人們去發現新世界。除哥倫布(1451—1506,熱那亞人)外、地理學及地圖學家託斯堪內裡(1397—1482,佛羅倫薩人)、為新大陸命名的亞美利哥(1454—1512,佛羅倫薩人)、領導首次環球航行的麥哲倫(1480—1521,西班牙人)、繞過好望角的達伽馬(1460—1524,葡萄牙人),無一不是《馬可波羅遊記》的忠實讀者。


哥倫布經常閱讀的,是一本1485年印行的拉丁文版《馬可波羅遊記》,他做了264處邊注,共475行。託斯堪內里根據馬克波羅的記載,堅信亞洲大陸比托勒密設想的更加向東延伸,提出了西行尋找東方的許多具體設想。他與哥倫布多次通信,回答詢問,還把自己新繪製的世界地圖提供給哥倫布,他的意見和地圖,促使哥倫布下定決心西航。1492年首航時,哥倫布不僅帶著一份馬可波羅遊記,還帶著西班牙國王一封正式致蒙古大汗的國書和兩份空白的備用國書。他抵達美洲東海岸後,就去按圖索驥尋找“行在”(杭州),以為古巴就是馬可波羅所提到的“吉潘各”(Cipango),即日本國。


張國剛: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1498年達伽馬率領葡萄牙船隊繞過好望角,來到印度洋。達伽馬是《馬可波羅遊記》的忠實粉絲。在他率領船隊出發之前,所做的重要的準備工作之一,便是再次仔細地通讀了《遊記》,然後才確認準備就緒,可以啟航。


馬可波羅一家得以橫跨歐亞在華旅行,發現契丹,得益於“蒙古和平”(Mogole Peace)營造的環境,此時期中國對於絲綢的銷售,不加限制;《馬可波羅遊記》得以傳播,引領地理大發現,則是因為其時地中海地區的商業革命(12—14世紀),帶來的對於東方香料和中國絲綢的渴望。同時,亞洲中部和西部地緣政治的變化,帖木兒汗國(1370—1507)控制了中亞,奧斯曼帝國(1299—1922)統治了西亞,歐洲人不滿意絲綢之路被穆斯林世界所壟斷,攜航海技術進步的優勢,要直接走到遠東貿易的前臺,《馬可波羅遊記》給他們指明瞭航行的方向——中國和印度!


著名的《加泰羅尼亞地圖》(加泰羅尼亞當時屬於阿拉貢王國),被譽為中世紀最好的世界地圖,正式名稱是《1375年加泰羅尼亞地圖》(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繪製在六張羊皮紙上,後來因為對摺次數多了,在對摺的地方折斷,變成了12張羊皮紙)。其中關於東亞部分,主要知識來自《馬可波羅遊記》和鄂多立克等人的東方遊記。該圖關於中國的部分,有文字寫道:北方是契丹,有大汗及其都城汗八里(北京);南方是蠻子省(指原南宋地區),這裡有著名城市刺桐(泉州)和行在(杭州)。還提到從汗八里到蠻子省的運河。


《加泰羅尼亞地圖》的作者並沒有到過中國。因此,契丹被坐實為現實的中國,還要到《加泰羅尼亞地圖》出版兩百年之後。1575年,曾到過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達報告說,“我們通常稱之為中國(China)的國家,曾被威尼斯人馬可波羅稱為契丹(Cathay)。”160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北京,根據他的生活經驗以及對於經緯度的實測,確鑿無疑地告訴歐洲朋友說,北京即馬可波羅說的汗八里,契丹(Cathay)和中國(China),都是指他所在的大明王朝。


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經歷了兩百年。而這,正是歐亞大陸平衡被打破,西方超越東方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前夜的兩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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