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者：南山工業書院
——編者注——
新冠疫情，讓日本製造下一步是走開還是擁抱。過分依賴中國市場到底是福是禍。日本國內也就是糾結不已。從4月1日日刊工業新聞社NIKKAN KOGYO SHIMBUN連續三天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中心，做了一個《變革2020：依賴中國的功過》的連載報道，迅速成為日本閱讀的關注點。前三部分涉及到了汽車、汽車零部件和機床（見“日本反思錄（1）：依賴中國供應鏈的功過與是非” ）。最近三天又進一步討論了機器人、電子部件和船舶。從中可以看出日本在“中國+1”的備胎路徑上，各個行業的想法。
機器人：需求中心，期待成長
隨著疫情擴大，給各個機器人制造公司在中國生產帶來了影響。安川電機、川崎重工業、不二越等在1月下旬開始的春節假期結束後也停止了當地的機器人工廠的運轉。直到2月中旬以後復工，各工廠的停工時間從數週到約1個月。
在目前生產恢復的同時，也擔心會對銷售產生影響。由於外出限制，商談的機會減少，展覽會等活動也將延期或中止。對於生產線上的機器人，也很難通過遠程視頻等方式向遠程用戶提出建議。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機器人市場，佔全世界的3成以上。據日本機器人工業會稱，2019年向中國出口機器人的金額（僅會員企業）比去年減少了18%，為1844億日元。佔全部出貨額（含國內）3成（27%），佔出口額4成（40%）。
圖1：歷年日本機器人出口額對比
圖2：2019日本機器人需求分佈/億人民幣
國際機器人聯盟（IFF）預計由於工廠自動化的進展等原因，到2022年為止世界機器人市場的年平均增長12%。其中，中國和日美歐等國相比，機器人的引進餘地更大，業界分析認為以汽車零件和電機電子產業為中心的中期需求會擴大。
正是預計到這樣的成長，發那科於2019年在廣東省廣州市等3個城市為了強化機器人的工程功能等新設了相關事業部。川重在重慶市擴充了其生產線。安川電機2018年在江蘇省常州市增設機器人工廠。三菱電機將在該省常熟市開始機器人生產等。
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設備投資前景的影響仍在持續，2019年的機器人需求低迷。考慮重新評估供應鏈（供給網）的呼聲也在擴大，作為機器人用戶的通信機器製造商等已經將中國的一部分生產能力移交給了其他國家。隨著疫情的擴散，及中美的對立，有可能使這部分產能加速逃離中國。
這種新冠疫情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內蔓延，使不確定性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這次的感染擴大“表明在工廠生產，人工有可能成為風險”。在人工費高漲導致工廠自動化和省人化需求高漲的中國，有病毒威脅經歷的用戶企業，預計將進一步推進機器人化。後新冠的復工局面，將會加速自動化、物聯網和人工智能（AI）等新一代技術的開發。
電子零件：智能手機生產大國，不可動搖
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制造商韓國三星電子於2019年關閉了中國的智能手機生產工廠並將生產基地遷移到越南。一方面由於生產智能手機的外資開始“遠離中國”，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智能手機企業的興起，中國依然是智能手機生產大國。到目前為止，日本的電子零部件各公司為了適應顧客的需求，在中國建立生產據點，其中包括面向智能手機。
日本不是依賴中國的生產，而是在中國的地產地消。
高盛證券2月公佈了以亞洲105家高科技主要企業為對象的中國依存度調查。據推算，包括半導體器件在內的19年度日本企業的電子部件、半導體、材料方面的中國生產、中國直接出貨的依賴度分別為20%和28%。日本企業全體的平均水平都是14%。
根據該調查，在電子零件各公司的總生產中，中國生產比例推定：TDK為約42%，太陽誘電約30%，村田製作所約23%。對此，高盛證券投資調查部長高山大樹分析稱，“（日本的）電子零件（從中國）向中國直接發貨”，“這是抓住世界需求，智能手機和汽車都確保了中國顧客的結果”。
中國智能手機抓住了顧客的日益旺盛的高端需求，在全球範圍內發展壯大。根據美國IDC的調查，在19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份額中，中國通信設備巨頭華為技術（華為）超過美國蘋果躍居第二位。全球出貨量的約35%是中國智能手機。在中國國內的智能手機市場，中國企業的出貨數量也在增加。
受疫情影響，TDK的負責人下調了2020年3月期的合併業績預測， “中國以前的地消是外資企業。現在中國企業的需求在增加”，以此暗示意識到中國市場，不僅是面向外資企業，對中國本土企業的供給也在增加。
生產陶瓷容器的村田製作所、阿爾卑斯山電氣、太陽誘電等公司也一樣。阿爾卑斯山在中國擁有八個生產基地，面向智能手機和車載等；太陽誘電擁有層疊陶瓷電容器（MLCC）等兩個生產基地。在總產量中，日本所佔比例約為65%的村田製作所集團，也有MLCC等四個主要生產據點。無論哪一個都是在顧客周邊就近生產，絲毫沒有從中國撤退的意思。
高盛證券的高山部長表示：“在做好變動訂單和勞動成本上升的覺悟後進軍中國市場。”對各公司對中國的依賴表示一定的理解。在感受著國家風險的同時，也要俯瞰時代的大局，即使顧客對象發生變化，各公司也要盡到供給責任。
造船：成本競爭、合資才有出路
造船業界大致分為以今治造船（愛媛縣今治市）和日本海洋聯合（JMU、橫濱市西區）為代表的國產組和以川崎重工業和三井E&S造船（東京都中央區）為代表的中國合資組。今治造船和JMU 3月下旬宣佈，商船領域的設計、營業部門的共同出資公司“日本船場”將於10月1日成立。今治也決定持有JMU的3成股份。今治造船的社長，很坦率地表明，合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對抗中韓船企。
通過這次合作，今治造船和JMU的新船建造量的世界份額合計達到約12%。但是韓國和中國的大企業都在上面。韓國有世界首位的現代重工業和第3位的大宇造船海洋進行合併，中國是第2位的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和第5位的中國船舶重工集團進行合併，市場佔有率分別達到2成。與此相對，日本的中小造船廠處於林立的狀態。
“在液化天然氣LNG船方面，日本在與中韓的對抗中，成本競爭力處於劣勢”。三菱重工業的泉澤清次社長在2月的決算記者會上，說明了對於日本競爭失敗的真實情況。這種想法對於造船公司來說是有共性的。除了人事費、材料費之外，中韓兩國還具有統一的“規模優勢”，政府和當局也有直接的金融支援。“即使我們努力降低成本，但由於他國政府的支援，船價也重新下調了”。多家造船巨頭，一再強調這背後的不透明性。
川崎重工業和三井E&S造船在這樣的業界實情的背景下，認為國內降低成本的努力是有界限的，與中國的企業聯手是一種可行的辦法。川重的金花芳則社長從坂出工廠提供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的建造技術，並在中國合資企業建造船，這樣可以比韓國建造成本更低。在充分利用中國成本低廉的優勢的同時，也能夠通過合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
話雖如此，中國合資企業的強化，承擔著的造船技術很有可能流失到中國的風險。環境限制和節能技術，氫船等下一代船造船技術，是日本企業對抗中國的技術“堡壘”。JMU的千葉光太郎社長說，“為了和中韓戰鬥，競爭力的基礎是技術力。此外，還需要提高生產性、銷售能力和市場營銷能力”。
世界上的新建船的建造量在2010年左右達到了1億噸以上，2019年由於船舶過剩影響，接近5000萬噸，減少了一半。如果新冠病毒繼續擴散，貨物停止運行的話，船舶需求將會進一步減少，價格競爭的壓力也會增加。日本組合能否下定決心，進行包括關閉造船廠在內的大規模重組和合理化，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鳴謝：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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