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背影 ：朱啟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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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中華——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九十週年回望

□ 本報記者 趙墨 / 策劃執行

【編者按】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營造學社這個私人性質的學術團體在短短十幾年間，於政局動盪的中國先後考察了上千處歷史遺構，而經他們調查被重新發現的珍貴建築遺存更是橫跨了漢唐至明清各歷史時期。學社中前輩先賢對中國古建築發展體系所進行的孜孜不倦的研究與梳理，及一系列珍貴的考察報告、建築測繪、攝影圖片，不僅為早期中國古建築研究積累了極為重要的基礎資料，也強有力地對“中國古代建築有價值嗎”這一疑問做出了回答，並就此開創了文獻發掘與遺蹟考察相結合的中國建築史學建構和理論體系研究的學術事業。與此同時，在中國建築史學的外延層面，如歷史建築保護、舊城改造、中國鄉土建築考察與研究等諸多方面他們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九十年後的今天，“傳統”與“現代”的對立與矛盾，已然成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中所不可避免之痛。我們期冀對中國營造學社簡史及其學術成果的回顧與梳理，不僅能讓讀者藉此領略到傳統建築和時間渾然不可分之綿延與厚重，也能讓我們認識到建築不僅僅是一處處“房子”，它還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與審美需求，以及與此相關的對人與環境、人與世界、人與信仰的思考和想象。想必，這都將敦促我們去思考如何在當代保存與發揚傳統建築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而這，就是對中國營造學社，對學社先輩最好的告慰。

遠去的背影 ：朱啟鈐

□ 唐山

“不論形成中國營造事業的力量是什麼，它的成就是異乎尋常的。它在艱澀的建築資料中，反映出這個民族冶理性與風雅於一爐的出色天才。”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李約瑟對中國古代建築給予極高評價。

李約瑟做出這一判斷，完全是受《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的影響。他曾評價說：“一個包含了極為豐富內容的學術資料雜誌，是任何一個想要透過這個學科表面，洞察其本質的人，所必不可少的。”

此前，西方人書寫的世界建築史都是以歐洲建築演變為底本，梳理出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脈絡。在此“主幹”上，其他地區的建築只是歐洲建築的開枝散葉而已。特別是中國建築，僅被列為一個末節，儼然是演進中的一段歧途，因為沒有“體系”，所以既無繼承必要，也無開新可能。然而，中國營造學社徹底推翻了這一偏見，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中國古代建築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有自身獨特的發展邏輯和美學品質，它是如此鮮活，足以走向未來。

從中國營造學社誕生到今天，時光已翻過整整90年。引人深思的是：當時學術條件很差，為何那一代學人仍能做出一流成果？究竟是什麼，在支撐著他們？

用匠人精神補足儒家短板

中國營造學社創辦人朱啟鈐生於清末，在他的姨夫、晚清名臣瞿鴻禨幫助下，以捐生身份入仕，曾任京師內外巡警廳廳丞。後任津浦路北段總辦，進入“舊交通系”。“舊交通系”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勢力，奉袁世凱秘書梁士詒為首，掌控了鐵路、航運、郵政和多家銀行。

1924 年夏天，黎元洪與朱啟鈐、張學良同在北戴河療養（右三為朱啟鈐）

1918年南北議和，朱啟鈐作為北方代表，路過南京時，在江南圖書館發現影印宋本《營造法式》。朱啟鈐立刻意識到：“泰西建築則以磚石為主，而以木骨幹者絕稀。”朱啟鈐堪稱慧眼。

7年後，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留學的梁思成第一次收到了父親梁啟超的禮物——《營造法式》，卻連聲抱怨看不懂。一是怪詞太多，二是記錄太簡約。比如“凡平坐鋪作，若叉柱造，即每角用櫨鬥一枚，其柱根叉於櫨鬥之上”，令人茫然。

而作為《營造法式》的發現者、再版人的朱啟鈐卻對這本書瞭如指掌，這一切源於他的“匠儒一體”理念。《營造法式》中的營造模數思想有很大一部分跟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意識到，儒家有難以適應現代性的一面，需要用匠人精神來彌補。

早在任京師內外巡警廳廳丞時，朱啟鈐便“奔走內外城的大街小巷，揣摩五朝帝都市政佈局的得失”。1914年，他出任北洋政府內務部總長兼京師市政督辦（相當於市長）後，對正陽門進行改造，成為“拆下老北京第一塊牆磚”的人。

1916年，曹汝霖為首的“新交通系”崛起，“舊交通系”屢受打壓。朱啟鈐又因支持袁世凱稱帝，被黎元洪下令通緝（直到1918年才取消），朱啟鈐從此淡出政局，專注於古建保護、古籍整理、詩歌創作等。

甘為學術機構當財神爺

營造學會沉浸於文獻工作，因核心成員多是文科學者，不懂建築。

比如闞鐸，早年留學日本，後加入“舊交通系”，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總務廳廳長。闞鐸還是一位紅學家，因《紅樓夢抉微》成名。1919年，闞鐸校勘了清代張潮的《幽夢影》，引起朱啟鈐關注。

加入營造學會後，闞鐸翻譯了許多日文材料，與日本學者伊東忠太、關野貞等人建立密切聯繫。1930年3月，營造學會正式易名為中國營造學社，在北平寶珠子衚衕7號辦公，只有3張桌子和6名正式成員，即：

編纂兼日文譯述闞鐸。

編纂兼英文譯述瞿兌之（著名文學家和畫家）。

編纂兼測繪工程司劉南策（著名學者陶湘的女婿）。

編纂兼庶務陶洙（陶湘的六弟）。收掌兼會計朱湘筠（朱啟鈐長女）。

測繪助理員宋麟徵。

初期中國營造學社較忽視實測，1930年冬，得知“樣式雷”後人因家貧，準備售賣家藏燙樣和圖紙，學社立刻行動，保留了大部分文物。闞鐸晚年附逆投靠偽滿，且學社研究方法轉變，所以後人知闞鐸的已不多。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各科學協會成立的高峰期，總數達394個，大多數經費無著。朱啟鈐為官多年，人脈頗廣。中國營造學社剛成立，便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抗戰前每年撥款1.5萬元。該社是上世紀20年代用美國退還庚款建起的基金會，董事之一週詒春與朱啟鈐關係密切，周詒春也在中國營造學社任幹事（相當於董事）。

中國營造學社一行赴五臺山佛光寺途中

1934年起，中英庚款開始資助中國營造學社，到1937年，共給付5.6萬元。1930年到1935年，朱啟鈐爭取到私人捐款6.1萬元，他自己每年也會贊助一筆錢。1932年7月，中國營造學社搬到天安門內西朝房辦公（今中山公園內），從1914年到1937年，朱啟鈐一直任公園委員會主席。

中國營造學社能順利運轉，全靠朱啟鈐輸血。

如今，中國營造學社雖然已經遠去，但因它曾培養出莫宗江、盧繩、羅哲文、王世襄等大家，也成就了“中國古建大師的黃埔軍校”